菲律宾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分歧及成因

菲律宾国内各政治集团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制定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国家本位意识和立场,菲律宾各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有:坚持菲律宾所占据的南海岛礁的“主权”;要求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来解决南海争端;坚持南海仲裁“裁决”,等等。而硬实力的不足、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克制与和平立场以及菲律宾民情等因素导致菲律宾各政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的共识。除了对策略手段运用的不同理解导致的分歧,菲律宾各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于菲美同盟及菲美双边军事协议存在着认同与强烈反对的不同声音,其深层原因来自于要求独立自主的反美民族主义与菲律宾国家安全需要之间的矛盾。菲律宾后续仍可能试图以南海“仲裁”结果对中国进行“软”抗争;菲美军事安全合作仍有强化的可能;中菲南海双边谈判以及共同开发协议有可能会随着菲律宾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而受到影响,存在较大变数。     

菲律宾南海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美国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经历了从“中立不介入”到“介入但不陷入”的转变.在“重返亚太”战略背景下,美国高调介入南海地区事务.菲美关系的加强影响了菲律宾亲美政治势力对南海问题的判断,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激进化.美南海政策对菲律宾的误导和菲律宾自身对形势的误判使菲南海政策已走上错误的轨道,菲律宾国内政治等因素限制了菲南海政策的回调.     

菲律宾军队现代化计划与南海问题

薄弱的军事实力和南海问题催生了菲律宾的军队现代化发展计划。南海问题不仅为菲律宾军队改革和军费增长提供了合法借口，而且为美军对菲军事援助提供了合理理由，成为菲律宾谋取地区优势的突破口。菲律宾利用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实现发展军事实力的战略意图，其不断推动南海问题扩大化的行为也将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下去。     

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的突变及其原因与影响

菲律宾南海利益诉求与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重叠一直是两国海上安全关系的焦点。黄岩岛对峙事件和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使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直落谷底。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突变是美国再平衡亚洲战略背景下菲律宾亲美政策的产物,也是其国内军事和油气利益集团推动的结果。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变化改变了中菲两国以往相对稳定的海上安全关系。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矛盾及其负面影响的迅速扩张直接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然而,当人们将审视中菲关系的视角聚焦南海矛盾的时候,原本丰实、厚重的中菲关系已经被抽空。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的短时期对立正成为伤害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隐患。菲律宾在依附美国谋求南海经济与安全利益的过程中,将一个原本睦邻友好的地区内最大的国家——中国——转变成了自己的“敌人”;而中国则在南海维权的过程中面临着其在菲律宾经济影响力迅速下滑的困境。中国无法改变美国和菲律宾的对华战略定位。然而,如果从中美战略博弈的高度理解中菲海上安全关系,中国的政策应对将更具战略效能。     

菲律宾南海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

菲律宾是南海的主要争端国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菲律宾以民间窃岛先行,再由政府接管,进而挑起美济礁、黄岩岛等事端而逐渐成为南海争端国。今年以来,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强硬言论迭出、危险动作不断,给南海局势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8月29日至9月3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华,与中国就解决海上争端达成共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南海局势,但是南海局势的前景仍然不明。     

浅析杜特尔特执政后菲律宾对外政策的调整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任以来,积极推动独立自主的菲律宾外交政策,由此导致菲美关系、菲中关系以及菲律宾的南海政策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外政策已调整为远离美国亚太战略,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暂时搁置南海仲裁案,开启中菲间关于南海问题的双边对话。但菲律宾不可能轻易放弃南海仲裁结果。菲美同盟暂时不会有大变动,仍会维持在之前的保证菲律宾国家安全的两国条约及协议基础上。杜特尔特仍需要通过中菲友好合作促进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及民生改善,来证明自己推行的对外政策调整的正确性。     

冷战后越南与菲律宾南海对冲战略差异研究

作为经济军事力量弱小的国家,越南和菲律宾都通过实施对冲战略规避与中国在南海对立相争而导致对华关系恶化的风险,但是结果却不尽相同。中越邦交恢复正常后双边关系大局几乎不受南海问题影响,而冷战后中菲两国关系不时被南海问题绑架。文章认为越菲两国南海对冲战略的策略结构差异导致了不同结果的出现。越南的南海对冲战略以低对抗性的接触策略为主,而菲律宾以高对抗性的平衡策略为主。两国南海对冲战略的策略结构差异反应出越南和菲律宾对中美这两个大国不同的看法。这样的看法建立在越菲两国在过去与大国长期互动的实践基础之上。越南以史为鉴,高度重视中越关系大局和平稳定,在南海问题上坚持对中国的接触策略,同时奉行"战略自主"的外交原则,避免再次卷入大国政治。菲律宾习惯于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以及美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长期以来菲律宾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介入怀有脱离实际的期待。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菲律宾有恃无恐,在南海问题上大胆地执行了"亲美"路线。     

菲律宾:2013 年发展回顾与 2014 年展望

2013年,菲律宾政治上平稳过渡;虽然遭受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袭击,经济仍实现7.2％的增长;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借助美国、日本对抗中国.展望2014年,菲律宾经济将随着年初的良好势头而稳步增长.     

菲律宾南海政策的调整:利益认知结构的转变

2016年下半年杜特尔特任职以来,菲律宾的南海政策以及对华关系都出现了明显的调整,但对这一政策调整到底能走多远以及这一调整背后的动因仍在探讨之中。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改变了菲律宾关于南海争端的利益认知,而这为杜特尔特的南海政策转向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菲下一步的南海政策目标将调整为如何更好地捍卫其专属经济区权利。     

南海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南海问题的内涵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对中国南海领土 与海域的占领和控制;围绕中国南海领土与海域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占有、开发和利用问题; 涉及对南海这一重要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与影响。南海问题对中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与挑战,它 使中国领土主权安全遭到破坏,使中国对被别国占领的中国南海领土与海域面临一种进不能攻、 和不能取的两难局面;危及中国海上石油运输,多方面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多层面对中国军事安全 造成极大威胁和严重影响。对此,中国应该把“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改为“搁置主权、限制或冻结开 发”,准备南海战争,这是确保中国南海主权的最佳手段。     

南海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合浦兴衰史考证

本文利用相关史料记载和考古研究成果，并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论述了南海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合浦在两汉时期的发展和繁荣，以及为中国对外贸易和交流作出的重要贡献，说明今广西沿海地区历史上与东南亚地区等海外地区的海上贸易联系由来已久。同时指出，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南海丝绸之路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如何将广西沿海地区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东盟区域合作中，以及如何利用这样的新契机来促进广西沿海地区的新发展，是研究者应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推力与拉力:菲律宾人移民海外的动因初探

基于推拉理论及弗雷特·李的人口迁移理论对影响菲律宾人移民海外的因素进行探讨,本文认为菲律宾人移民海外主要由菲律宾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环境中的"推力"和移入地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政治自由度和福利制度等环境中的"拉力"共同形塑而成的。     

教育“菲化运动”对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影响

菲律宾独立后，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鼓动下，菲政府“掀起”了排斥华侨华人的“菲化运动”。中菲两国虽签署了旨在保障华文教育发展的《教育协定》，但“菲化运动”还是波及了华文教育领域，并使华侨学校几经面临被关闭的危险境地。为此，华侨学校成立了“校总”，带领华文教育界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抗争，最终教育菲化案还是被执行，华侨学校的华文课程调整；“双督察”制度得以滥觞；教育体制、目标和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迁，教育“菲化运动”对华文教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战后美菲关系中的战争损失赔偿问题探析

战争损失赔偿作为战后美菲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菲律宾的重视并力求解决。对此，美国给予了回应并作出了赔偿，但不彻底，留下7300万美元未能支付。由于美国国内的党派纷争、政府关注重心的变化以及对菲律宾在接收赔偿后的经济状况和政府腐败的不满，使得对这一余额的赔偿历经十余年之久，直至肯尼迪时期才得以解决。它对美菲关系尤其是菲律宾的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启了菲律宾对美菲关系的重新评估并形成客观认知的进程；加剧了菲律宾民族主义情感中的反美倾向；促进了菲律宾外交的“亚洲转向”。     

菲律宾精英家族政治的历史演进分析

菲律宾政治带有浓厚的精英家族特色,精英家族政治的起源可追溯到前殖民时期,历经西班牙殖民时期、民族独立革命时期、美国殖民时期、两党民主时期和马科斯独裁时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一方面,精英家族政治权力由地方向中央延伸并最终垄断国家政治权力;另一方面,精英家族政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从较单一的农业向多样化的工商业发展。可以判断,长期存在的精英家族政治是菲律宾依然相当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20年来台菲经贸发展之探讨

本文以台湾所推动的“南向政策”为观察点，探讨近20年来台湾与菲律宾的经贸活动。认为无论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之前或之后，赴菲律宾均非台商南向投资的首选，台商赴菲投资的意愿一向较其他东南亚各国低。     

经济全球化下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初探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促进制度变迁的动力除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股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力量之外，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及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也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变迁。本文探析经济全球化下东南亚国家经济制度改革与变迁的诱因，并以新加坡和菲律宾的贸易体制改革与变迁为研究案例，勾勒东南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与变迁的多样性。     

菲律宾天主教会的再政治化与战后菲律宾社会转型互动机理研究

二战后,菲律宾天主教会以布道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深刻影响着菲律宾战后社会政治转型,经历了一个与执政当局相互依靠并结盟,善意批评仍合作,最终决裂且抗争,民主监督与制衡的过程。教会无论是被迫“去政治化”还是主动“再政治化”都与菲律宾国内当时的社会、政治主题密切相关。天主教会通过内部的政治动员与外部的政治联盟,对社会转型施加影响力,维护教会的核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