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安高危人员之柔性控管论略

"柔性控管"又称观念性控管.主要方式包括道德、亲情、友情、舆论、宗教等,对高危人员的心理和行为具有不可忽视的约束力.要把高危人员对社会的责任、个人能力和柔性控管有机地联系起来,用这个群体中多数人服务社会、获取成功的过程和结果消减该群体危害社会的几率.柔性控管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控管方式,也能降低成本.     

西方国家控管社会治安高危人员的方法及启示

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现代社会,犯罪机会增多是犯罪数量增多的重要原因.法律、犯罪人、目标和场所被视为高危人员实施犯罪的四大要素.据此,西方国家主要从三个方面强化了具体措施:加强对高危人员本人的控管,从被害人视角减少高危人群作案机会,政府要改进发挥作用的方法.中国各级政府在控管社会治安高危人员时应主要关注和致力于宏观决策供给、政策引导、法规规范、运作监督、资源提供及协调各方关系,以社区群众为主体,以治安活动为载体,提高团结防范和控管效果;还要实现控管高危人员措施具体化.从被害人视角减少高危人群作案机会.     

高危人群的识别和控管研究综述

根据目前高危人群的犯罪形势，加强公安机关对高危人群的识别和控管势在必行。国内对高危人群犯罪的研究工作在部分基层公安机关曾有初步尝试，然而缺乏必要的理论和系统的实证研究。综合专家的论述，影响社会治安的高危人群，一是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二是外来人口中的“三无人员”：三是具有再犯风险的归正人员：四是涉黄、涉赌、涉毒人员；五是具有不良倾向的无业人员和失地农民。应做好高危人群的管控工作，建立健全、科学的高危人群管理机制非常重要。要抓好公安基层的基础工作。其中流动人口的管理应列为工作重点。     

论群体矛盾和群体行为

当前我国的群体矛盾具有利益性、群体性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管理层。众多人聚合在一起的社会行为可分为乌合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三种类型 ,有其各自的行为特征和发展过程。群体行为具有正负两方面的社会功能。为预防大规模的群体行为要建立宣泄机制 ,建立社会预防体系。对危及社会稳定的群体行为应尽量采用软控制方式 ,万不得已方可动用硬控制手段     

关于深圳警方清理“治安高危人员”行动的学理探析

当前许多城市社会治安管控的难点都在人口管理特别是流动人口管理上，而人口管理的难点则在于对“治安高危人员”的管控。如何依法对“治安高危人员”进行全面、可持续性的防控，是社会管理的一个新课题。而从学理角度，对社会和学界关于深圳警方行为所引发的争议作认真研究和分析，能够使我们的社会管理创新更加符合法治的要求。     

青少年行为问题与影响因素

我国问题青少年主要由以下5种人员构成:1.社区青少年;2.有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3.农村留守儿童群体;4.流浪青少年;5.服刑在教人员的未成年子女。人们一般将他们视为犯罪的高危群体。青少年的行为问题主要有:沉溺网络、不良行为和前科行为。减少青少年的问题行为,首先要树立"儿童福利"的理念,关注和维护青少年的权益;着力培养青少年的自我保护能力;管住成年人,让他们做好青少年的榜样,承担起父母的责任;建立包容的社会,克服对问题青少年的厌恶情绪。为了确保未成年犯罪人的安全和福利,他们的父母、亲属、朋友和受害者、志愿者要宽容一些,为他们的改好多付出一些,这才有可能将他们带回主流社会。     

流浪乞讨人员的公共安全风险管控

流浪乞讨人员的公共属性,使得他们对社会公共安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国现行的救助管理制度存在制度设计失衡、实际操作困难等缺陷,加上流浪乞讨人员的群体成分日益复杂,一些职业乞丐滥用社会公众的同情心来逃避执法监管,导致城市里流浪乞讨人员的公共安全风险日益显现并逐步扩散,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高危人群。因此,我们需要联合多个部门,运用多种手段,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公共安全风险进行科学管控。     

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社群心理边缘化趋势的分析

农民工子女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某些客观因素导致农民工子女社群心理出现边缘化趋势，这种群体心理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要采取措施及时遏止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过程中社群心理边缘化趋势，避免生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心理温床；迅速加强有利于城市融入的功能性建设，避免农民工子女因城市融入障碍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通过制度化建设加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对公平正义的内心确证，避免削弱社会稳定的根基。     

政府与社会：艾滋应对中的结构与行为层面衔接问题——来自云南德宏和保山实证分析的结论

艾滋病在中国被发现至今的20余年里，中国社会各界对之从不敢、不愿承认到全面综合的干预性防范，艾滋应对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最主要的是社会对艾滋病的综合干预覆盖面过窄和人们对艾滋病相关患者的社会歧视严重。有效的艾滋应对，应从三个方面展开：在结构层面，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沟通与互动机制，扩大艾滋应对的整体覆盖面；在个人层面，促进社会成员方便获得艾滋预防的知识和信息，避免高危行为的发生，并探讨消减社会歧视方法与途径；最终，以社区和民间组织作为连结结构层面的措施和行为干预层面措施的落脚点，促进艾滋应对的具体落实。     

加强社会软环境建设 关注城市贫困人口心理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由于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加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等原因，使城市中出现了贫困人口。这一群体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期望失落感、相对剥夺感、焦虑心理和怀旧心理等心理倾向。社会应积极帮扶救助贫困人口，对这一群体的心理进行引导与调控，保障经济的繁荣稳定与社会的长治久安。     

志愿者作为犯罪控制主体的可行性分析

志愿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以其固有的价值追求，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着优质服务。在公安机关的犯罪控制活动领域中，也可以利用志愿者的一些优势，如经济成本低、社会形象好等，吸收他们参与犯罪控制工作，这样公安机关不仅可以较好的完成犯罪控制工作，而且可以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在使用志愿者之前对他们进行适当的警务培训，并注意执法等敏感问题，这样，志愿者是可以作为犯罪控制的主体来使用的。     

社会工作促进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

青年农民工不仅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诉求，而且其群体特征也为城市化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在增权理论的视阚下，对青年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进行解读，可以看出，只有通过专业社会工作的干预和帮助，挖掘其潜能，从个体层面、人际关系层面、社会参与层面增强青年农民工对权力的认识，减少或消除无权感、无助感，实现全面增权，才能使青年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新市民。     

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及其对策

有组织犯罪绝对数量大；其首犯、主犯多有暴力犯罪的前科，几乎全是边缘化人群；多以合法外衣掩饰其违法犯罪行为，以暴力、恐吓手段攫取暴利；呈现专业化、家族化的特征；多有保护伞。控制有组织犯罪依赖于立法专门化、一体化；切实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刑罚体系，重视并努力做好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工作；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优化社会政策，减少边缘人口。     

美国噪声控制法中的公众参与及启示

公众参与作为美国噪声控制法的重要内容,使美国噪声控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我国有关噪声控制的立法已过十年,但噪声污染的防治仍然不得力,“症结”就在于公众“呼应”的缺乏,导致噪声控制法的虚置。应从美国噪声控制法中公众参与的基本内容与特征出发,探索我国噪声污染防治过程中的“公众道路”。     

警务危机传播与应对媒体策略

随着现代传媒业迅速发展,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因其具有的特殊政治性和敏感性,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媒体炒作的焦点。公安机关应高度重视对警务危机和危机传播客观规律的认识,主动加强与媒体的互动,积极引导媒体为警务工作服务,避免或减少警务危机对公安机关形象塑造的负面影响。     

走向和谐：转型时期公安群众工作的路径选择

社会转型引发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传统的和谐警民关系面临新的挑战,公安群众工作陷入群众不信任、社会不公平和不稳定三大困境,面临着情、理、法的纠葛。要实现和谐的警民关系,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宽,坚持先进的理念,明确人本目标,确定恰当方法,做好公安群众工作。     

校园暴力与学校社会工作

校园暴力的发生原因可从学生个人特质、家庭背景和学校有关教育缺失等几个因素去寻找。而在诸多应对校园暴力问题的思路中,学校社会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因此,学校社会工作应该积极介入学生、家庭和学校,以缓解校园暴力。     

项目工会主席应成为农民工问题的专家

农民工是国有建筑企业不可或缺的倚重力量，作为建筑企业基层工会的当家人——项目工会主席在法律政策、思想观念、心理知识、工作作风等方面应坚持“以农民工为本”的理念，自觉提高自己的“亲情”意识和素养，成为农民工问题的行家里手。工会领导机构也应该为他们创造条件。     

流动人口犯罪控制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 ,流动人口成为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流动人口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 ,犯罪现象也十分严重 ,给社会治安增添了新的不安定因素 ,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紧张 ,交通问题空前突出 ,同时也给计划生育增加了难度。由此可见 ,要控制流动人口犯罪问题 ,从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特点、原因分析、控制方略等方面入手 ,应是我们公安机关以及社会职能部门工作的重点。     

我市职工托管服务中心维权维稳情况调查

托管中心为退出市场企业所设立的非经营性、非营利性、非企业法人、服务于被托管职工的组织,目前存在着社会保障缺位,被托管人员生存困难、矛盾纠纷频发,托管中心缺乏解决手段、资金来源不足,托管中心帮扶有难度等问题。建议各级党政工团及社会各界将做好托管中心工作视为共同责任;切实提高托管中心承载能力;同时积极推行退出企业人员的社会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