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型政府”对我国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整体型政府"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政府"问题,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政府改革新理念。"整体型政府"将使原有的"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带来的组织僵化、资源浪费、整体效能低下等问题得到较好克服。"整体型政府"改革为地方政府采取多元化改革措施提供了支持。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存在着沟通和协调问题。以整合和协调为核心的"整体型政府"理论对于完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打造国际化标准政务环境——以成都武侯区行政审批服务便民化标准化改革为样本

政务环境的改革优化是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重点领域,其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简政放权是"牛鼻子",是改革的着力点。成都武侯区立足区域发展位势能级的提升和产业功能区优势,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引擎,以审批服务"集约化、标准化、智能化和信息化"平台建设为助力,在促进政府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的创新上作出了探索,为推动全区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作出了尝试。本文以重点问题为导向提出深化武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四条路径:碎片化问题与整体性治理方案、重数轻质问题与"含金量"提高、合法性问题与法治化程度提升、信息化问题与互联互通平台构建。     

择易性行动与改革风险悖论的破解:中国社会改进方式的一种尝试性阐释

从风险政治学的视野来看,以稳定为前提的改革取向,使得中国一些改革措施的推进都着力于规避风险,进而使得相应的改革事业展开过程被打上了"择易性行动"的烙印。择易性行动将改革的难点、重点、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后移,以"困难事情的简易化切入""政治问题的非政治化解决""直接利益的间接化满足""顶层设计的基层化尝试"、以及"正式政策的非正式执行"等方式具体展开。毋容置疑,一些改革以择易性方式展开对于风险的规避和改革过程的顺利展开不无益处,但其如果执行不当,也会使得后期的改革出现"难度叠加"、"效用延迟"和"矛盾累积"等的改革风险悖论。所以,后期改革要顺利进行,必须从改革风险悖论的破解开始。     

落实总书记对公安工作的总要求 深化基层公安机关改革瓶颈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始终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是深化公安改革,破解基层公安改革瓶颈的"金钥匙"。2015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改革方案,吹响了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号角,公安改革给公众的"获得感",民生的"升级版",为"改革赶考"打出了高分。但从现实看,基层公安改革存在务虚化、政绩化、随意化、碎片化等突出问题。"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深化基层公安改革必须以"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为方向,对党忠诚,确保公安机关改革工作的方向不偏;服务人民,确保公安机关改革工作的动力不减;执法公正,确保公安机关改革工作重心不移;纪律严明,确保公安机关改革的工作深化改革,更好地维护国家政治安定、社会稳定,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实践“三个代表” 创新教育理念

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只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创新教育理念,才能解决改革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互联网+”背景下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路径探析

自2013年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新时期,"放管服"改革也面临着效率困境、"信息孤岛"困境、道德风险困境等问题。"互联网+"能为"放管服"改革的开放、互动、一体化运作提供技术支撑及思维方式,助力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将教学目标落实到位

课堂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最主要途径,课堂教学改革是教学改革的永恒主题.各学科通过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才能切实解决"满堂灌"和"以练代讲"的普遍问题,最大限度地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可概括为:"立足课本,导学为主,教学互动,精讲精练."     

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发展及趋势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是冷战后受到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一方面,随着会员国的增加,安理会代表性不足及效率性缺乏的状况,使改革的呼声不断;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和集团的利益各异,分歧巨大,使各种方案均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安理会改革在改革工作组、高级别名人小组和政府间谈判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无法解决以"四国联盟"为代表的"争常派"和以"团结谋共识"集团为代表的"阻常派"之间的矛盾,在核心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因此,为了消除这种分歧,今后只有通过不断对话与协商的方式来形成折中与妥协的方案,才能早日完成安理会的改革。     

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放管服"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面对"放管服"改革面临的难点,运用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从"交易成本"出发,对改革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展开扫描。研究发现目前深化"放管服"改革关键在于解决制度性交易成本问题;而信息不对称是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源泉。为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对深化改革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降低非必要性政府制度性交易成本和非必要性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第二,重视全社会市场信息对称分配的制度安排,降低搜寻、整合、维护的信息成本,由此抵制各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全社会策略成本。第三,充分利用新型信息技术,重视"互联网+"公共制度性信息平台建设。     

全面落实执法为民的各项要求

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转变执法观念,打牢思想基础,解决好"爱民"问题;依法履行职责,创造安全环境,解决好"安民"问题;提高执法效能,服务经济发展,解决好"富民"问题;深化执法改革,转变工作作风,解决好"便民"问题。     

邓小平的责任思想与“责任政府”建设

当前,“责任政府”建设成为行政现代化中的热点话题。实际上,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期起,邓小平就提出了以责任为核心的行政管理思想,包括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提倡“领导就是服务”三个方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呈现出明显的责任趋向;同时,这一思想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责任政府”思想在中国的发端,为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贯彻"五条禁令"切实加强公安队伍建设

公安管理的切入点是针对公安队伍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进行的。公安部颁布的“五条禁令”对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解决公安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贯彻“五条禁令”、加强公安内部管理工作应据此进一步明确工作要求,狠抓贯彻落实;同时,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打牢民警的思想基础,把集中排查整治与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强化治本措施。     

"两课"教师素质是做好"三进"工作的保障

“两课”教师是高校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三进”工作的直接组织者、承担者和重要推动者。故“两课”教师素质在“三进”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两课”教师应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     

评有关企业“改制”的数据推论

依据简单的经验性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对私有化的企业改制成效所作的论证具有许多根本性的逻辑错误:将局部性的问题夸大成全局性的问题;颠倒了因果关系;不分析产生统计数字的具体环境,而作出了与实际情况相反的结论;只考虑利润率这样的效率因素就得出应将国有企业都私有化的结论;将有完善制度的私营企业与制度尚不完善的国有企业相比较;等等。依据这类研究的数据结果所作的推论是不可靠的,由这种推论所得出的有关私有化的重大结论是不可信的。     

浅议高职院校“两课”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高等学校的"两课"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目前,我国的"两课"教育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在高职院校问题更为突出。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要按照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要求,切实改革"两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手段,力争使"两课"教育教学有明显改善。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国家管理思想解析

自《君主论》诞生以来,马基雅维利这位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以及该著作就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后世在肯定马氏和《君主论》中划时代宝贵思想的同时,又对著作中强调的"性恶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充满非议。然而,我们应该客观评价马氏和《君主论》,挖掘其中深刻的思想价值,而《君主论》中所表达的政治管理理念无疑是该著作的精髓,对后世影响也较为深远。因此,我们应抱着审慎的态度对其进行一番理性的梳理。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探析

列宁在晚年时期,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提出了许多有创造性的见解与构想。这些构想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先导和理论源头,对于指导我们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东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比较东西方政治制度的异同,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比主要有三点不同:国体优越,政体独特,体制滞后。由此从中总结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总方向是:借鉴西方,纠“左”防右,兴利除弊。     

探索“两课”教学与学管工作一体化的新模式

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势在必行。我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两课"教学与学生思想实际脱节,学管工作方法滞后,与学生沟通少等问题。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具体做法包括:实行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制,采取观察法、调查法、反馈法、实践法等。     

再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问题——兼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我国以往混淆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研究对象存在着一些错误的理解。马克思经济学根本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抽象法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而是所有科学的一般方法和要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只是其叙述方法;《资本论》三卷或四卷并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体系和内容,只是马克思完整计划的一部分,很多问题马克思还未及研究。我们不能仅仅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研究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学问,而应该理解为一种"研究范式"。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大力扩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致力于对马克思经济学原来未曾解释的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