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

在世界大变局中,战后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老二”易位。苏联、日本皆不例外;21世纪以来欧盟也由盛转衰。未来国际格局可能有三种前景:1.中美两极对抗体制;2.中美竞争合作的“两极多元体制”;3.世界各大力量多元并存,构建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看世界潮流是走向和平多边主义还是暴力多边主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后的战略选择是“济弱扶倾”,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做贡献。日本面临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修改宪法,成为“能战国家”的一员,加入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还是搞排他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而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和台湾问题,还是重走历史老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加强合作?这些战略选择将关乎未来30年的中日关系。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塑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主动调整,也是中国适应新发展阶段新要求,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战略选择。"十四五"时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起步期,要围绕战略重点展开布局,推动新发展格局开好局。     

欧美TTIP:由来、目标与影响

为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迅速变化,欧美启动了“雄心勃勃”的“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关系”谈判,这既是近十年来建设“欧美共同市场”构想的延续和升级,又是传统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做出的主动战略协调,有着提振欧美经济、打造新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深化欧美地缘关系的战略意图. “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关系”的提出、谈判进程及最终结果,不仅将对当前国际经贸格局产生强烈的“溢出”效应,而且也将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国际经贸格局中的发展势头形成抑制,进而影响中国未来经贸结构、政策和发展模式.     

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方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政治经济与生产格局深度调整，触发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与重构。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五大领域：大型区域协定规则制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外资安全审查、数字领域投资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动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组、国际投资格局变化、西方技术民族主义盛行、数字经济治理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都影响着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变革。参与国际投资规则构建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中国需要加强国内规制建设、扩大内外投资市场空间、构筑投资协定伙伴网络、提高议题设置能力以争取规则制定话语权，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外资安全审查协调、数字经济领域投资治理、可持续发展导向方面积极作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投资治理提出具有“全球价值”的“中国方案”。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冲突与趋同

本文认为,历时八年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之所以未能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完成,主要是因为双方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及劳工和环保等四个条款。这种冲突体现了两国在规则制定上的分歧。而导致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则包括不同的制度性因素、对国家安全因素的考量、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大国竞争以及国际经济规则重塑中的规则之争。基于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中美双边投资拥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中美BIT谈判具备了从冲突走向趋同的基础。在走向趋同的过程中,中国应该重视对美方的要价及其政策决策过程的分析、双方都应该妥善对待"国家安全审查"这一问题、坚持以"共同但有区别"这一理念制定BIT规则以及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中国大国外交的突破之年——2016年中国外交

2016年,中国大国外交攻坚开拓,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国际影响力全面快速提升,为全球经济引航指路,并为全球治理开出新方案.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战略联盟”,联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中美俄战略关系格局形成.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全面对接,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开辟了中国大国外交新境界.     

RCEP签署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景

在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中美博弈长期化、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并肆虐全球、世界经济严重衰退的形势下,发展滞后的东亚及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进展.继2018年3月亚太11国达成CPTPP后,2020年11月该地区15国签署了RCEP,"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化、发展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即将建成,为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增添新动力.RCEP与CPTPP是目前亚太地区已成型的两大FTA,今后其如何发展演变,关涉未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前景.追踪RCEP动向,分析其可能带来的经济效果、政治影响,尤其对亚太自贸区建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次贷危机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度蔓延,美国经济开始步入衰退,而与此同时,欧盟力量相对提升,中、俄、印等新兴市场力量凸显,孕育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新的变数.在诱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诸多变量中,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与中国享有的发展机遇无疑是两个有较强关联性的重要变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强大的原因及发展趋势

美国强大的原因可以从势、道、制、术、器与士（即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美国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科技与战略政策制定、经济与军事硬实力、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由于新兴国家崛起，美国单极体系已经终结，美国霸权相对削弱，但是美国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维持“一超”的地位。从劳动生产率、基础科研实力及研发投入、高等教育体系、外资投资环境、人口结构以及新兴产业等因素考察，美国经济长远来看仍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未来美国霸权依然存在，美国二战后所确立的以“结构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秩序是美国霸权能够持久的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二战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超越“零和”博弈格局的重要原因。美国对华战略并非遏制，而是“对冲/两面下注”。中美之间存在超越历史上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可能，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反映了这种战略远见。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外投资法律风险对策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和"走出去"倡议的提出,海外投资法律风险已经成为海外投资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背景的不同,所引发的法律风险类型主要有法律政策变动风险、政治因素法律风险、环境保护法律风险、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风险和劳工权益保障法律风险;面对这些法律风险我国企业也并非束手无策,本文从如何转变海外投资立法指导思想、健全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制度、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三方面入手,对海外投资法律风险进行化解,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及中国的策略选择

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全球贸易体系重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影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各方尽快达成谈判意愿明显提升,而印度临阵退出又使得RCEP能否如期签署充满变数。RCEP与《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部分国家重合,涵盖范围、生效时间、国际地位、开放程度、合作难度和融合发展等不同,将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在应对RCEP策略选择上,中国应未雨绸缪、积极争取主动,包括争取RCEP尽快签署生效,坚定维护东盟主导地位,继续发挥大国稳定器作用,有序推进RCEP优化升级,推动RCEP与CPTPP互动发展,密切关注日本合作动向,重视与CPTPP、“印太战略”联动效应,加快打造区域融合发展合作典范。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形势

经济全球化是个曲折、漫长过程。世界和平是经济全球化得以继续深化的重要条件 ，而大国关系如何对经济全球化能否继续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经济全球化一直具有两重性， 是一把“双刃剑”。要使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必须改革 现行国际规则，最终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日欧科技合作的特点及发展限度

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日本与欧盟不断开展并深化科技合作，试图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强化全球科技治理的“日本、欧洲色彩”，并加强“战略自主”以平衡中美科技博弈带来的风险。日欧科技合作的深化程度受到日欧自身发展、双方内在矛盾以及美国压制等因素限制。未来中国应加强研究和部署，既防止日欧与中国科技“脱钩”，又主动突破西方“技术联盟”壁垒，努力与日欧建立并实施“科技伙伴计划”，共同推动全球科技治理良性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现实变革、议题设定与理论创新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兴起和发展,既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变革相关联,也与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相联系,同时更与IPE三代学者的理论创新密不可分。20世纪70、80年代,围绕美国霸权衰退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三次大的理论论战。"第一代"IPE学者或关注在国际经济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相互依赖论),或关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以及权力分配(霸权稳定论),或关注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或关注国际组织的作用(国际机制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尽管出现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但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还是促使"第二代"IPE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国内政治,他们试图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并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将比较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借此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OEP),从而使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加"科学化"。然而,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冲击,而且还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提出了理论挑战。正是在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反思中,新一代IPE学者出现了分化趋势,这一趋势既涉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关乎研究议题的设定,同时还触及到了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意义、内涵与挑战

2018年以来,中美经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中美关系质变的背景下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成为事关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的关键。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经济逻辑体现为三个"难以为继",即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全球经济失衡的总体格局难以为继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应当看到三个不变,即中美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属性没有变、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没有变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中大国协调的必要性没有变。因此,在诸多领域的中美协调与合作仍将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石。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宗旨在于以双边经贸利益的共生性和包容性对冲两国地缘政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这一"新范式"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竞争合作、分歧管控以及深化融合。特朗普政府的"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对"新范式"的确立构成了挑战。对中国而言,尊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经济逻辑、解决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透明度与可预期性至关重要。     

墨西哥调整经济战略的背景和成效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顺应国际潮流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新民族主义理论,并依据新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不断调整经济战略,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局、拓展外交和振兴经济的重大措施,使危机四伏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引起国际政治经济界人士的瞩目。一、调整经济战略的国际国内背景萨利纳斯之所以提出新民族主义理论及推行新的经济改革战略,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从国际上看,首先,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东西方矛盾缓和之后,南北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加紧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兜售西方的价值观和进行“体制输     

国际格局转换与中非关系

中非关系的发展变化与国际格局的转换以及中国、非洲双方各自形势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连.在二战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大格局下,中国依据不同时期与美苏关系的远近先后采取了“一边倒”、“两条线”和“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中非关系因而也经历了从20世纪50～70年代末强化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色彩到80年代淡化意识形态、重视经济利益的转变.冷战后“一超多强”的过渡性格局既给中非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制约因素,同时也为中非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政治基础.从长远看,国际格局的多极化不可抗拒.中非关系的加强有利于推进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中非关系在多极化格局下也将步入一个稳定、健康、自主发展的新时代.     

人民币“入篮”与国际货币体系未来走向

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即“入篮”,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的必然结果.其背后也有中国对自身正当利益的合理诉求,即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参与完善全球货币金融治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制度担保,借助外力倒逼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并提升中国加快改革开放之承诺的可信度.人民币“入篮”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极化,未来国际货币格局更可能是“一超”(美元)、“两强”(欧元、人民币)、“两小”(英镑、日元)并存.为此,中国需要准确定位自身角色,广泛寻求深层共识,参与供给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周边和国际环境

近一时期，国际关系结构性矛盾加剧并引发新危机新挑战，世界变得更不安宁。中国周边领土主权争端骤然升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快实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新挑战。乌克兰危机导致欧洲重新成为大国对峙前沿。西亚北非极端恐暴势力崛起牵动地区格局。西方重振势头增强，发展中国家崛起趋缓，世界经济双增长格局更趋明朗，以变革求发展的潮流更加强劲。中国所处的周边和国际环境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给中国维护发展所需的战略机遇期带来新的挑战。     

相互依存式霸权：“第二世界”和金砖国家的崛起透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金砖五国等新兴国家为代表的“第二世界”崛起对全球产生广泛影响,并由此带来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迁。葛兰西的核心理论框架——“霸权”概念以及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学派对探究新兴国家崛起的问题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是全球化与跨国资本主义的深化对新葛兰西主义学派提出了挑战。在整合新葛兰西霸权理论和后霸权批判理论,并将“第二世界”和“相互依存”加入分析框架之后,理论界提出一种新观点,即新兴国家作为一种新型反霸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尚不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独立霸权,而“相互依存式霸权”将主导当今这个时代。“相互依存式霸权”定义为根植于金砖国家的崛起所带来的基于地区合作所形成的联盟型关系,这一联盟型关系的形成主要为了牵制并超越由单一国家或单一权力中心（西方）所产生的霸权。届时在国家利益、地区走向、共同政治议程、政治联盟以及潜在危机管控等方面,“第一世界”（西方国家）和“第二世界”（新兴国家）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重塑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