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我国非政府组织公信力的路径选择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我国政府正朝着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转变,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公共管理活动中,非政府组织凭借其数量和灵活的优势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近年来各类慈善丑闻的频频出现,引发了公众对于非政府组织公信力的质疑,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受到影响,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对非政府组织公信力的研究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发展非政府组织与构建和谐社会

非政府组织具有实现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不能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稳定与和谐中的支柱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要自觉运用非政府组织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将非政府组织真正整合到社会治理结构之中。发展和规范非政府组织,要着眼于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促进非政府组织自主自治的同时,加大政府服务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力度,真正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     

非政府组织在农村扶贫中的功能发挥

农村扶贫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非政府组织依靠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农村扶贫中弥补了政府责任缺失和市场失灵造成的不足，非政府组织在农村扶贫中得以持续性发展的首要措施是处理好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其次需要加强自身建设，同时要求国家完善与非政府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公众的慈善水平和社会的道德水平。     

社会治理转型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残疾人基金会的实证分析

社会治理转型是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机遇。在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目标的善治导向、治理方式的制度化成为有利于慈善组织发展的积极因素。本研究基于残疾人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检验了社会治理转型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社会治理转型对我国慈善组织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治理能力与慈善组织发展质量具有协同性,政府资源供给和制度支持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并且制度支持的中介效应强于政府资源供给。因此,政府要着力构筑慈善组织治理的新格局,强化对慈善组织的资源和制度支撑。     

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机制的构建

随着治理理念的盛行和实践,非政府组织已成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已成为政府发挥经济调控、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帮手。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与监管,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在我国,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机制,既离不开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非政府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和自律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由冲突走向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合作行政模式构建

传统公共行政理念认为,政府是公共行政的唯一主体,在此范式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治理理论认为非政府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治理语境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更多地进入理论界的视野。本文阐述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我国传统公共行政理念的影响,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合作做了初步探讨,提出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合作行政”模式的设想,发掘我国建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合作行政的路径选择。     

论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及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运作

我国非政府组织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国办非企业单位的形式存在,具有组织性、民间性及准政府性、公益性或非营利性、自治性的特征。我国非政府组织可以成为政府与社会互动的桥梁,在弥补政府、社会、市场不足,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寻找服务空间、参与决策、降低政府服务成本、加入公共服务过程、协助政府完善公共服务等途径参与社会的公共服务。     

我国非政府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主要视角

非政府组织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非政府组织存在的许多显性和隐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社会政治稳定。对于非政府组织这样一个既＂新＂又＂旧＂的考察对象,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厘清一些基本问题,对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对于处理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发挥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农村非政府组织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

非政府组织是全球治理体制中一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新兴角色,是一个国家和成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重要组织部分。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正步入一个文明现代社会,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以理性的思维看待非政府组织,以和谐的理念培育发展我国的农村非政府组织。     

我国乡村社区建设中非政府组织的定位探讨

在中国的乡村社区建设中,传统的政府单中心模式使得社区建设具有行政色彩,从而偏社区的本质。而非政府组织作为第三部门介入到乡村社区建设中来,这对于多中心治理秩序的公民社会的构建无疑是个好兆头。非政府组织在乡村社区建设中的地位,随其参与程度的不断广泛深入,也相应显得越来越重要,而且有望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一极,成为政府离不开的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起着补充作用。本文试图从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重构探讨非政府组织在我国乡村社区建设中的地位问题。     

吸毒“正常化”与香港防治毒品政策之转变——以青少年吸食氯胺酮为例

香港政府的防治毒品政策大体可分为两大主轴。第一主轴是刑事司法,包含立法禁毒、执法及针对毒品相关罪行及吸毒者的判刑。第二主轴是社会政策,包括预防吸毒行为、识别吸毒者及提供戒毒复康服务。就吸食氯胺酮而言,香港青少年群体很大程度出现了帕克所述的"正常化"现象。同时,日常社交圈子中网络状的接触点大幅增加了非滥药群尝试氯胺酮的可能性。这种吸毒"正常化"对香港毒品防治政策有很大的影响。     

试析中央与香港特区权界

在中央与香港特区的权界中,中央掌管国家政权,权力范围包括香港的外交权、防务权、缮本_法》的解释权、《基本法》的修改权、任免行政长官与主要官员的权力和在香港实施全国性法律的权力;香港特区行使地区治权,权力范围包括广泛的立法权、独立的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以及有关的对外事务;中央掌管的国家政权和香港特区行使的地区治权之间存有层次之分和范围之别。     

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路向--香港经验的启示

香港推展社会工作发展至今已有50多年,在其本地的专业服务发展、社工专业化进程、社工教育及培训等已奠定了相当强固的基础。一方面要继续展望前路,寻找方向;另一方面亦可尝试回顾及整理过去的经验,作为祖国内地推动社工专业发展的参考。     

廖承志与新中国的港澳统战

廖承志与港澳渊源深厚，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这为他长期从事港澳统战工作提供了基本条件。本文主要阐述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对港澳同胞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尤其是基于港澳同胞的切身利益解决香港问题所做的贡献。     

香港社会工作行政体制的构建及其启示

在探索社会工作行政体制概念的基础上,从政府机构设置、社会组织的协调管理、专业化人才培养和发挥义工作用等方面学习借鉴香港社会工作行政体制构建的经验,通过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社会工作行政主体的共同努力,构建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行政体制的道路,对于进一步明晰各社会工作行政主体在体制建设中的职责、完善社会工作行政体制具有一定的意义。     

“有为而治”彰显高效 “无为而管”考量智慧——香港基层治理体制及社区建设启示

香港居民自治和基层治理体制及社区建设模式很有特色。概括起来,“有为而治”体现在政府制定芾1J度与规章,维护法律与社会秩序,对整个城市和社会实行宏观层面的治理;而“无为而管”则充分表现在发扬民主自治、人本管理和权责明确。“有为而治”彰显香港政府管理的高效,“无为而管”更多考量的是政府的胸襟与智慧。学习香港政府这种“有为”与“无为”灵活熟练的管理之道,学会该管的到位,绝不推卸,事无巨细,不该管的或管不好的放手,绝不掺和,彻彻底底,这对于当前贵阳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很有帮助。     

香港区议会的功能发展

回归后的香港区议会延续了港英政府时期的功能,但也有一定的发展:特区政府取消市政局、区域市政局,提升了区议会的职能;提高民选议员与委任议员的比例,强化了区议会的代表性;理顺区议会与区管会的关系,扩大了区议会在区域行政计划和地区管理方面的职权。为了推进高度自治新局面,本文主张区议会在发挥咨询和区域事务管理功能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反映民意、参与特区管治的功能,为特区政制发展提供合适的后备人才。     

主权与人权关系的认识误区及立法衡平——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困境的思考

<香港基本法>在港实行14年以来,为香港社会经济的稳定繁荣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并因此得到了广大香港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但基本法第23条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规定至今却未得落实,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主权与人权这一对法制核心概念的认识存在偏差.因此,厘清主权与人权的概念和内涵,揭示主权绝对论和人权相对论的理论缺陷,重新对照基本...     

香港、上海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比较研究

文中通过对香港和上海建立实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的起源、过程和各自特点的比较分析,得出了香港是通过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教育实现其职业化,而上海则是通过从业人员的职业化考试实现其专业化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社工职业化、专业化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