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向未来":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也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肇始于西方世界工业化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全球气候政治博弈反衬出新的全球失序,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亦一度失灵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实现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是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航向的根本遵循."退向未来",进行必要的伦理反思,促进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复归,才能更好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治理困境.     

联合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

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进程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逐渐使气候变化问题从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演变为全球瞩目的政治问题,从治理进程的起步到基本治理框架的确立、再到治理结构的逐步完善与调整,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果与实效。但联合国作为主要的协调中心与治理主体却在治理进程中面临着治理结构混杂而松散、综合治理能力明显不足、地位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因此,联合国需要在新的国际背景、新的形势下努力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通过改革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理念、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等手段应对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逐步建构综合性的治理框架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走出困境,实现全面有效治理,同时在全球治理领域确立真正的引领者地位。     

“发展中国家”:一个易变的概念

过去10年来,世贸组织在被称为多哈发展日程的多边谈判中苦苦挣扎,而全球经济动态让"发展中"这一概念的易变性更加凸现。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只有不到一半由"发展中国家"贡献,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国家。如今,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全球增长的80%。世贸组织和全球气候变化谈判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两者都需要协调不同水平的发展程度,将它们与适当的义务相匹配。它们甚至连口号都差     

全球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与碳预算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及碳市场的发展,碳预算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管理工具的地位凸显。论文探讨了低碳经济发展道路下碳预算的基本特征、目标、地位和作用,以及碳预算与财政预算的区别与联系。     

全球暖化与国际气候协商的性别视角

由于长期处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弱势地位及传统文化中性别角色的影响,面对全球暖化的冲击,发展中国家贫穷女性由于缺乏适应能力而具有高度的脆弱性。因此,国际气候规范应该纳入性别视角,为女性参与国际气候协商创造条件,增加国际气候协商决策中女性代表的名额,确保女性能够平等地获得减排科技知识,使其提高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进而形成符合社会正义的气候策略,促进国际社会采取更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气候变化、增长的限制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美刊《每月评论》2008年7—8月号刊登了美国尤他大学经济学者李民骐题为《气候变化、增长的限制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的文章,认为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未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根本性地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必然要求选择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者以详实、准确的关于气候变化、能源、生态、经济等方面的专业材料有力地论证了这一点。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与中国贡献

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要缔约方之一,也是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的积极推动者.中国将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应对气候变化议程协同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本文通过学习解读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以及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梳理了中国深度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总结了中国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能源结构调整、温室气体管控、全国碳市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绩以及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建设与中国角色

全球环境治理从启动伊始就与制度建设相伴相生.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相关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国际机制赋能全球环境治理,重塑国家治理行为,为全球环境治理持续深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逆全球化现象出现、治理领域日趋扩大、大国博弈不断升级等情况下,全球环境治理暴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而碎片化的国际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建设中,经历了由被动参与到主动贡献、再到积极引领的演进历程.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愈加无可替代.     

新书速递:全球气候治理

尽管关于科学对政策的涵义、行动的成本以及国家之间、内部之间的责任分摊等问题都存在争议,但气候变化无疑将是21世纪最为严重的全球问题之一。应对气候变化也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领域。我们可以将其大概总结为四     

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在2007年逐渐加热，成为许多重要国际多边会议上讨论的热点议题。如在世界经济论坛、欧盟苜脑会议、八目集团峰会、亚欧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尤其是2007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13次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及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与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明显分歧，更是将气候变化议题推到国际政治的主要议程。2008年1月23日，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在为期5天的会议上，气候变化问题再次成为大会的主要议题。与会者再次呼吁各国一致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的挑战。     

中国对IPCC评估报告的参与、影响及后续作为

IPCC是国际社会参与气候变化评估的重要平台,其历次评估报告都直接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进展,也推动了气候公约的签署和通过以及气候治理机制的建立、完善与发展。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了IPCC的历次评估,参与的专家数量不断上升,参与的人员结构日趋优化。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优势亦不明显。通过长期积极参与,中国对IPCC评估报告的影响不容小觑,在促进报告遵循多样化原则,推动报告评估范围的拓展和深化,促进报告内容的客观化和合理化方面意义巨大。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科研阵地,IPCC仍将是各国科研和政治较量的重要场所,为此,中国必须努力做到积极参与、扩充文献、提升能力、掌控流程,从科学领域掌握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主动权。     

从华沙气候大会看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合作与分歧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应对这个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经过过去二十多年的努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已经形成并正在经历重大变迁。但与此同时,各国尤其是那些关键国家在一些具体议题上的分歧,使得该项国际机制的建设始终滞后于国际社会的预期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发展速度。2013年11月12日在华沙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达成承前启后的一揽子协议之后于23日闭幕。     

全球治理的最新发展和理论动态

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治理议程中最受关注的两大议题。然而,尽管G20一举跃升为世界金融治理的主要平台和重要机制,并在协调政策方面取得些微进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依然未能走出僵局。本文结合当代全球治理的一些新发展,思考和分析全球治理理论范式和理论动态。     

哥本哈根的闹剧与慰藉

此次峰会谈判让人惊奇地看到非洲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崛起,这些最穷的、应对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国家第一次派出他们的谈判小组,甚至在谈判中愤然离席。虽然最终西方世界主导了议程,但非洲让世界知道,它在全球新的气候变化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石油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

中国石油供求在21世纪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涵义。就国际政治而言,中国石油供求既与全球石油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也颇具地缘政治涵义;就世界经济而言,中国的石油供求状况不仅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还将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石油和能源政策是当今各国外交的重点,并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密切相关。中美在能源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能源合作是今后中美外交的核心议题之一。     

“通向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和发展中国家”国际研讨会综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组织发展中国家气候大使和专家协调谈判立场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这次会议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发展空间和国家利益。随着哥本哈根会议日益临近,气候变化谈判形势更加艰巨和复杂,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影响日益关     

欧盟对内对外气候变化政策分析

<正>欧盟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中坚力量。虽然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欧盟引领国际气候谈判的话语权和领导力量有所减弱,经济危机也或多或少影响了相关投资,但欧盟并没有放弃一贯的政治诉求,内部低碳发展决策和行动也没有停滞,并取得了相当成效。这对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特别是如期达成有效公平的"2015年协议"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日渐成为塑造全球政治的重要新兴力量。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极大地改变“全球南方”的面貌，使之较以往更有意愿、能力和渠道参与国际安全与发展事务，促使全球治理机制更加注重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全球南方”在化解国际冲突、促进国际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文明对话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作用，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演变中的重要建设性力量。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积极推动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国家战略——王缉思教授访谈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关系到全人类的切身利益。在我国学界,气候变化议题不再是科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已逐渐进入国际政治研究者的视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各异。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副教授就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国家战略、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以及中美在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等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缉思教授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李侃如博士。后者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中气候变化合作举行的听证会上的作证及前不久撰写的《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全球责任》和《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等研究报告,在中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本刊刊登这两次访谈的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外交政策之关系研究

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气候外交也成为全球外交领域的热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实践中,中国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气候变化战略及与之相应的外交政策。当前可从以下几方面统筹我国气候变化战略和外交战略:加强顶层设计,职能统筹,协调相关各部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外交政策;及早制定并实施科学的"减缓战略"和"适应战略";利用发达国家的危机,灵活应对,争取气候谈判中的主动地位和话语权;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努力;充分认识和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关于气候问题的公共外交和舆论引导,全面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与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