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典、英国议会行政监察看中国的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的创制

如何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就行政监督的方式而言,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安排。本文通过对瑞典和英国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的创设,议会行政监察专员的任免任期、资质条件、职责范围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这一制度安排的基本特点,从而构想在我国创制人大行政监督专员制度,进一步强化我国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论我国行政监察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行政监察体制存在党政不分和现有双重领导体制限制其作用发挥的问题。垂直领导体制的独立性、纵向性、层次性和组织性的特点,使之在新加坡、香港有效运作。为有效地行使行政监察权,我国可以在依法治国方略指导下建立垂直领导体制。     

国外行政监察模式及其借鉴

行政监察制度主要是监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法规和决定的情况以及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查处的制度。我国行政监察制度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国外的行政监察制度比较发达,因此,借鉴外国先进的行政监察制度尤为迫切。对外国行政监察模式进行介绍,并对我国借鉴外国行政监察模式提出建议,希冀对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发展有所裨益。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行政监察工作——以山西行政监察工作为例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也是行政监察工作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行政监察工作中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深入把握科学发展观对行政监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把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行政监察工作提出的新目标,把握建设法治政府、高效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对行政监察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把握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对行政监察工作提出的新课题。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行政监察工作,要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使行政监察工作跃升到一个新水平。     

我国行政监察组织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行政监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必要环节,也是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重要形式。行政监察组织作为行政监察的监督主体,体现出行政监察应有的性质和作用。文章依据行政监察组织的双重特性,联系我国行政监察组织体系的设置现状,从行政监察组织的有效性问题和行政监察组织体系的运作问题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行政监察组织的功能困境,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多委托代理视角下行政监察的组织困境及其消解

出于政令贯通的考虑,中央政府重建了行政监察机构。自重建之日起,行政监察机构便面临诸多先天不足或组织缺陷,使得其互动多以被动、单向的形式展开,由此导致诸如"失监"、"漏监"以及"虚监"等现象的频繁发生。公共部门中的多委托代理关系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即,多委托人关系层面、多任务代理关系层面和多代理人关系层面。行政监察组织困境的表象为:多委托人视角下的行政监察困境:有限的自主性;多代理任务视角下的行政监察困境:监察职能迷失;多代理人视角下的行政监察困境:监察网络"碎片化"。消解行政监察困境的路径是:依托于人民代表大会重塑行政监察体制;拆分与整合行政监察职能;引入网络治理模式,转换角色。     

提高地方行政监察职能的实践与思考

行政监察工作在保证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廉洁从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行政监察必须立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任务和重大决策来开展相关工作,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当前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需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增强行政监察工作的法制性,促进依法行政和依法监察的同步规范;二是增强行政监察工作的协调性,促进监察机关与职能部门密切合作;三是增强行政监察工作的公开性,促进行政监察与社会监督紧密结合;四是增强行政监察工作的有效性,促进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效能提升。     

中国内地与香港行政监察制度比较研究

"一国两制"是中国国家制度的一个特色,与此相适应,在行政监察制度上中国也有不同形式的监察制度同时共存。以中国内地和香港腐败控制情况为切入点,了解二者的行政监察机构设置,分析比较二者行政监察制度在组织领导、监察方式、信息透明度、公众参与度等方面的差异,可以为内地提高行政监察水平提供"泛经验"的借鉴参考和制度创新的思路选择。     

进一步完善行政监察制度

行政监察法自1997年实施以来,对于加强监察工作,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提高行政效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我国行政监察体制改革研究

我国的廉政勤政建设任重而道远,监察机关在其中应当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对行政权的监督有多种形式,其中,行政监察是对行政权不良行使进行内部控制的一种监督制度。《行政监察法》第二条的规定：“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照本法对国家行政机关、闫家公务员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因此,     

我国行政区划层级历史变迁——兼谈其对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启示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目前我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之一,探讨历史上我国行政区划层级的历史变迁有助于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更加审慎、理性地看待和推行当前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本文在对历史上不同时期行政区划层级的历史变迁脉络进行简要梳理的基础上,初步探讨历史上行政区划层级变迁的动因、利弊、阻滞因素、路径选择等,希冀为当前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提供些许借鉴。     

我国“大部门体制”的理论内涵和改革路径

建立职能整合、机构协调的大部门体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大部门体制是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各项改革不断深化的结果,它围绕政府职能的整合与重组,贯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立协调,有利于政府流程再造和现阶段诸多问题的解决。由于国情不同,大部制在我国的顺利推进需要选择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改革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中的纪检监察工作

纪检监察工作承担着国家治理的繁重任务,具有全局性、综合性、渗透性的特点,是各领域治理的一个纽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纪检监察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改革纪检监察体制,实现纪检监察组织的独立性和专业化。纪检监察机关是国家治理的基本主体之一,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提高纪检监察机关治理能力,主要包括更新理念的能力、信息运作的能力、执纪办案的能力、科学预防的能力和监督管理的能力。     

重塑政府文化: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

政府是政治权力主体的承载者,政府自身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行政体制改革,可以使人关注那些行政规制背后的主观制约因素,并有助于清理那些影响着政府官员"行政行为"的内在动因.可以说,重塑政府文化对于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行政类事业单位改革路径初探

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中,行政类事业单位面临"不得突破政府机构限额和编制总额",即在"两个不突破"的约束性条件下,实现"行政职能回归"的艰巨挑战。但是,在"两个不突破"的约束性条件下,行政类事业单位不能完全实现"行政职能回归";即使放宽"两个不突破"的约束性条件,某些法律、法规授权或者法律、法规委托的行政类事业单位,也不能以行政机构的方式回归。行政类事业单位既然长期存在,又符合"分散化公共治理"的趋势,不如重新界定事业单位,在事业单位法人类型下涵盖行政类事业单位,通过法定机构或执行机构的方式改革行政类事业单位,实现政府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的相对分离与相互制约,是行政类事业单位改革一个值得考虑的路径。     

能源大部制改革的历史分析与启示

以1988年至1993年第七届中央政府时期的能源部改革为案例,运用分析性叙述的方法,深入描述这次改革的背景、方案、运行、结果及影响。在分析能源部改革历史逻辑、总结改革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三个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观点:(1)大部制并不能针对性地解决部门协调的问题,仅仅提供了协调的机会和可能性;(2)以简政放权为目的的大部制改革难以实现部门协调的目标;(3)在对行政改革进行评价时,必须重视改革文化的培育与维护。     

有效政府:当代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

当代行政改革的价值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政府,而有效政府除了具备行政效率外,还应具备行政效能及行政行为的有效性.有效政府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学习型政府等多重特性的统一.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不断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有效促进新的行政文化的建构和公共管理方式的创新.     

学术界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观点综述

本文就1988年以来,行政管理学界关于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精减人员、行政管理方式改革、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等问题提出的新观点,进行了搜集和梳理,以期推动学术界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     

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深化改革

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经过了高度一元化社会管控阶段、传统管理体制逐步解体、残补模式和现代社会治理四个阶段的变迁,并在管理理念、管理目标、管理主体、管理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呈现出规律性的演进特征。按照新型社会管理体制模式的要求,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在凝聚社会共识、转变政府职能、发育社会组织、创新运行机制、完善社区管理等方面实现突破。     

论构筑反腐败的制度平台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单一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向多中心的、自主的治理结构的转变过程之中。中国目前许多腐败形式的流行,都与转型期治理结构的某些过渡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推进治理结构的变革,建立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乃是构筑反腐败制度平台的重要举措。为此要求深化以市场化、民营化、分权化、自治化、网络化为基本面向的反腐败体制改革,同时要求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到反腐败过程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