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观

东亚是“非西方文化区”。在欧美，普遍认为工业化、现代化就必须是“西化”．因为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同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无缘。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重了西方的这一倾向．甚至置疑“东亚模式”能否成立，至少是这个模式已终结了。果真是如此吗?东亚半个世纪发展的事实说明：东亚地区工业化、现代化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而且究其成功的因素，除了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学习西方之外，无可否认地表现了东方文化的特色。“东亚模式”同西欧模式具有不尽相同的特质，     

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观

东亚是“非西方文化区”、在欧美，普遍认为工业化、现代化就必须是“西化”．因为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同产业革命和资个主义无缘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重了西方的这一倾向，甚至置疑“东亚模式”能否成立，至少是这个模式已终结了，果真是如此吗？东亚半个世纪发展的事实说明：东亚地区工业化、现代化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而且究其成功的因素，除了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学习西方之外，无可否认地表现了东方文化的特色。“东亚模式”同西欧模式具有不尽相同的特质，是不容否认的。当然，东亚文化也确实含有重大弱点，这正是为什么产业…     

台湾经济从“奇迹”到“困境”发展过程的重新审视——基于东亚新学说的理论视角

东亚新学说理论认为，曾经创造了“东亚奇迹”的东亚模式是有特点的创新体系，但任何时期都不存在不随时代变化而因应变革的发展模式。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国际经济环境变迁有直接的联系，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东亚发展模式调整滞后的结果。以此理论视角重新审视60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作为东亚模式创新体系基本要素的“出口导向”、“政府作用”等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在时空背景发生巨大变化时，台湾当局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变革，甚至反向作为，才使得台湾经济发生了由“奇迹”到“困境”的演变过程。     

东亚经验与东亚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学习与知识创造是东亚模式的精髓，这是我国创造“中国模式”需要借鉴的最重要的经验。但学习并不是简单的模仿，知识创造更是因时因地而异。由于东亚模式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作为其潜意识结构和无意识技能，虽然其精髓对东亚地区具有普适性，但其具体架构无疑具有历史局限性。事实上，作为熊彼特意识上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东亚模式正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表明，任何时期都不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体制发展模式调整滞后的结果。正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欧经济…     

治理农田水利的国际模式

今春，我国西南地区一场罕见的大旱把人们的目光聚焦到农田水利设施上来。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究竟是谁的事？如何投资管理才最有效？对这些问题，国际上目前还存在着争议，但在各国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的模式：“世行共识”和“东亚模式”。     

东亚:真老虎还是纸老虎?——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谈亚洲“四虎”经济增长的实质

“东亚奇迹”成了近年来国际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但是,自从美国以常有惊世骇俗言论的经济学新星——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季刊》上撰文,对流行的东亚“小老虎”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和“21世纪将是东亚世纪”的说法提出挑战性质疑后,再次掀起了重新评价“东亚现象”的热潮。为此,本期发表了中华工商时报首席记者胡舒立女士赴美采访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谈亚洲“四虎”经济增长质疑的文章——“东亚”:真老虎还是纸老虎?读了此文,耐人寻味。     

对东亚发展模式的再思考

东亚发展模式曾被作为成功的经验 ,也被作为失败的教训。本文在重新概括东亚发展模式的特点的基础上 ,从东亚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 ,对东亚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 ,指出了东亚发展模式的优点和不足 ,客观评价了东亚发展模式的历史贡献并提出了应作的调整     

“文化中华”与“文化东亚”

值此新世纪揭幕之际 ,东亚、中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时期。在东亚与中国 ,现代化是“外启”式的 ,但同时又是“民族”式的、“国家”式的和尊重“传统”式的。西方现代化“个人”色彩重 ,而东亚现代化总显示出醒目的民族聚合与国家参与特征。东亚的现代化起步于“边缘” ,其大部分国家 ,包括中国至今仍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 ,都在一种不平等的环境中求生存与发展。处在当下严峻的世界商战“战国”时代 ,一个后进东亚国家突入战场 ,必须集合精锐的经济大军。引领这个“经济的大军” ,组织、法制和渗透人心的国家利益追求是必要的。另外 ,还需…     

“两型社会”建设应该成为“东亚合作”共同的主题

该文分析了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提出面对“后危机时代”的课题，降低“转型成本”需要亚洲共同的合作和努力，“两型社会”建设应该成为“东亚合作”共同的主题。     

东亚崛起的文化背景分析

东亚崛起的文化背景分析●戴激波一东亚的崛起及其影响近代历史上，东亚就整体而言是一个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地区。自１９世纪中叶起，面对西方国家的冲击，该地区只有日本通过强制措施，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以及“文明开化”的旗帜下，摆脱了深重的民族危机...     

同华之异：古代越南与朝鲜的华夷观比较

华夷观源于中国，作为传统东亚社会用于认知“自我”与“他者”的话语模式与叙事范式，伴随以儒学为主的中华文化传播至古代越南与朝鲜两地，成为其提升自我中心性与文化优越感的策略表述。同属“中华文化圈”的越南、朝鲜，在相对迥异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动机下形成富有各自地域特色的“各华其华”观念与“小中华”思想。因此，通过比较古代越南、朝鲜华夷观的差异性，可以考察华夷观在传统东亚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复杂与多样的跨主体性，进而探研华夷观作为前近代东亚式民族主义思想源泉的发展理路及其影响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全球史观看东亚金融危机

现在人们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化，无论是东亚国家自身还是西方国家，都有人在研究导致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并由此引发出对“东亚发展模式”的不同看法。就目前所表达的各种观点来看，仍以经济视角或文化视角切入者居多，前者偏重政策和体制分析，后者注目民族和区域文化机制的作用，而缺乏对当代世界历史运动本质的理解和把握。显然，对东亚金融危机的研究如果要上升到“历史意识”层面，势必需要确立与世界历史运动客观过程相匹配的理论研究范式，并以吻合于当代世界发展轨迹的体系结构作为宏观分析的单元。理论坐标：世界历史…     

东亚合力冲击世界经济第三极

参加第十次东盟首脑会议的亚洲各国领导人作出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即2005年在马来西亚举行首届东亚峰会。东亚地区国家在冷战后因历史问题一直对使用“东亚”这个词汇比较敏感,东亚区域合作一直是经济领域领先政治领域。“东亚峰会”这个词汇在东盟首脑会议文件中的出现,昭示东亚区域合作正在摆脱历史阴霾、走上理性合作之路。　　东亚国家有充分的理由来推动区域合作,让东亚峰会变成现实。东亚地区是一个相对支离破碎的地区,这里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东盟难以主导地区事务,中国经济力量尚待发展,日本政治上是跛脚。从目前情…     

亚洲经济发展中腾飞的“八星”

[原文载《新时代》杂志1993年11月一期,原题:“辉煌的八星”,作者:亚力山大·丘达杰也夫]被世人称之为经济发展火车头的亚太地区是否会出现另外一个共同市场,能否消除以“亚洲虎”及“东亚经济联盟”为基点的狭隘思想,这个问题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济协作区国家政府首脑会议上已成为重要议题.一、缩小国民收入差距从前多数为殖民地的东南亚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经济发展如此飞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依靠自己的经济理论作指导.不依靠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也不依靠正统的市场经济理论,而是依靠国家当局对经济领域的合理干预.其结果便出现了“东亚模式”,它为世界展示了一条推动经济发展的鹏程之路.     

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根源

自六十年代末期开始，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持续而迅猛地发展，年平均增长率达到８％，被誉为东亚经济奇迹，并被视为全球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有人甚至断言“东亚世纪”已经来临。而去年自泰国爆发并迅速蔓延的金融危机给这些“希望之星”蒙上了一层阴影。...     

还原真实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内生形成机制与外生性特征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顺利实现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目标？其关键因素在于东亚网络生产体系的生命力如何.东亚生产网络体系具有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内生形成机制,但人口红利的消失、要素成本的上升并不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因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能否像日韩那样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顺利地从中等收入国家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要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和逆转.根据中心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趋势,全球经济的总体格局在长期中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东亚网络生产体系所受到的外部冲击不可能持续.因此,由外部冲击所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危机是可以避免的,以区域网络生产体系为依托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具有发展潜力.     

欧元推出中的锚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在欧元推进过程中,核心货币德国马克发挥关键的主导作用.德国央行更加成功地控制了国内通货膨胀,有效维持了德国马克的币值稳定,使德国马克成为欧洲各国共同选择的“锚货币”.欧元推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示:人民币国际化要采取区域货币合作的占优策略,在模式上宜采取“两策并举”策略；中国应在东亚货币合作中采取更加积极合作的态度,逐步确立人民币“锚货币”地位；东亚货币合作应分层合作,分步推进.     

论“东方病夫”到“东亚病夫”的流变

“东方病夫”亦称“东亚病夫”、“远东病夫”、“亚洲病夫”、“亚东病夫”等，其中前二者最具代表性。1896年舆论界最早提及“东方病夫”，对此通行的观点多以讹传讹。从清求到1930年代求，“东方病夫”广为述及，之后“东亚病夫”则远远超过了“东方病夫”。造成这种变化的啄图，与土耳其及其凯求尔改革有关。凯求尔改革直接导致国人认为土耳其脱去了“东方病夫”的帽子，从而更多的以“东亚病夫”与中国相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东亚病夫”取代“东方病夫”，占据了统治地位。“东方病夫”几乎被遗忘，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汇率体制“两极论”与东亚汇率制度选择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汇率体制“两极论”开始盛行,一些支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也认为东亚地区或者应该采取固定制,或者采取浮动制,即走“两极”的路线。然而,依据现有的理论及东亚的具体情况,“两极制”并不是东亚汇率制度的理想选择,东亚应采用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汇率制度。     

试析东亚模式的特点与缺陷

在探究这场始肇泰国、继而波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再蔓延到新加坡、韩国及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甚至祸及整个世界经济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诸多成因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场危机是东亚模式的危机，东亚模式已是历史的终结（见《世界经济与政治》１９９８年第５期第３１页）。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引发的该地区国家或地区连锁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仍在发展，使关于东亚模式的争论频频公诸于众。对这一模式持否定态度的人士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佐证，以证实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早几年一番论断：东亚经济的增长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