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前景与挑战

中国和英国围绕非洲和平安全事务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都在明显上升,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中英在非洲安全理念趋同和安全利益交叉,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非洲和平安全事务,非洲2063年愿景对和平与安全及全球伙伴关系的渴求,中英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开启。但英国发展政策的安全化趋势,非洲对中英安全合作的疑虑及中英自身政策路径依赖都在阻碍这一合作的深化。因此,推进中非在非洲的和平安全合作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否在共识的基础上合理、有效地管控分歧,推动中国的非洲和平与安全合作计划与英国海外稳定战略的对接,建立多层次的安全合作机制。构建中英非和平安全对话机制、从发展源头预防和应对冲突、增强非传统安全合作等是中英非和平安全合作的潜在领域和路径。     

试析中国维和观念的演变

与冷战期间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谨慎政策有明显不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在维和行动中同时部署民事和军事人员到指定地区,反映了中国维和行动的观念发生变化。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既是中国跨区域外交的一部分,又是中国人道主义干预等"非战争性军事行动"的安全政策体现。目前,中国的维和人员前往的多为和平脆弱地区,维和人员面临当地武装分子的严重威胁。中国正试图在成为国际安全事务中负责任的大国和参与联合国解决国内冲突的维和行动间寻求利益平衡。     

中美在非洲的竞争与合作

中美是非洲重要的外部利益攸关方,非洲是中美关系中特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非洲的利益和关系互动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安全三大基本领域。在经贸领域,中国在非洲拓展迅速,美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水平则有所下降,呈现"中国赶超、美国守成"之势。在政治领域,中美各有独特的政治诉求,中国将"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与非洲交往的政治前提,美国将巩固、扩大非洲民主视为自身主要利益。在安全领域,"9·11"事件后美国重视非洲在反恐中的作用,加强在非洲的军事部署,中国则通过联合国多边维和与对非双边安全合作的方式参与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但总体依然呈现"美强中弱"的态势。中美在非洲竞争与合作深度交织、复合并存,既存在资源之争、理念之争以及一定程度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在扩大非洲市场、维护非洲和平稳定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合作空间广阔。中美两国需要主动作为,在非洲合作上达成整体的、高层次的政治共识,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尊重各自的发展道路和非洲的自主选择,不搞意识形态之争,客观理性看待彼此在非洲的力量对比、利益诉求,循序渐进推进涉非合作,使双方在非洲的关系实现良性发展。     

大变局下的欧盟对非洲新战略探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欧盟带来前所未有的内外压力与挑战,使其重塑自身定位。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提出将追求"地缘政治影响力"。其对非洲新战略将绿色转型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未来双边合作的关键,展现出欧盟内外政策一致性增强、对非政策趋向务实以及非洲在欧盟对外关系中的战略地位有所提升等特征。欧盟对非新战略看似雄心勃勃,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与局限。具体合作与行动缺乏资金支持、欧盟对非洲的认知存在偏差以及政策目标仍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等问题,将折损非洲新战略的实际收效。在非洲新战略框架下,欧盟与非洲将在贸易与投资、和平与安全以及公共卫生等领域推进实质合作,移民难民问题仍将是重要议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欧盟对非洲新战略遭遇重大冲击,欧非双边关系不确定性陡增。     

稳定行动的演变及其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在自由和平理论指导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通过稳定行动介入冲突后国家的国家建构，推动西方式民主政权改造。在二十多年中，从波黑的战后重建到阿富汗战争的失败，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其安全利益认知的变化，稳定行动在目标、内容、标准、方式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呈现从“征服者模式”向“殖民者模式”演变的特点。美国、法国等通过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话语权的控制，尤其是通过控制稳定特派团的安理会决议，将不同的稳定行动模式引入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使各时期的联合国稳定特派团执行不同模式的稳定行动，导致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大国维护其安全利益的工具。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需坚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将联合国维和行动建设成为有效维护世界和平的真正的多边国际安全治理机制。     

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转型——内涵、趋势及战略应对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亚太地区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安全矛盾,特别是国际社会高度聚焦的南海争端、钓鱼岛冲突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笔者认为,当前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要复杂得多,其背后是正在渐获动力的亚太安全架构转型。从内涵上看,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带来了四方面安全挑战:权势转移引发的安全竞争、领土领海争端的集中爆发、地区国家政治转型的安全后果以及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新型安全问题。尽管发展方向尚不明确,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仍显现出两个重大趋势,即亚太地区的冷战结构正逐渐为一种后冷战结构所替代,亚太安全架构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逐渐由美国主导转向由亚洲国家主导。要推动亚太安全架构朝向更加合理与自主的方向转变,亚太地区应进一步凝聚共识,积极打造符合21世纪和平发展特征的规则体系,推进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提高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能力,为真正承担起维护亚太和平安全的责任做好准备。     

德国对非政策的调整与特点

<正>非洲在当代德国[1]外交战略布局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自冷战开始到今天,德国多次调整非洲政策,使其服务于德国对外总体战略的需要,并在不断的调整中显现出一些典型的特点。冷战时期德国对非政策的演变德国在二战中遭受重创,但随着逐步摆脱英美对其内政外交的控制,德国在冷战时期多次调整了非洲政策,使非洲成为德国发展经济的重要跳板。一、战后初期基督教民主联盟执     

十年来的中国军事外交——回顾与展望

过去十年来,即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期间,中国军事外交牢牢把握和运筹战略机遇期,全面贯彻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认真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围绕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为促进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增进与各国军队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独特战略作用。十年来,中国军事外交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始终与时俱进,始终坚持"以和为贵"的军事外交大理念,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军事外交大格局,并发展了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军事外交大开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军事外交也将在党的指引下,继续坚持"以和为贵"的军事外交理论,完善和发展既有的军事外交格局,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践行公共外交,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论国际机制的正义性问题

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冷战和平结束,人类通过和平合作实现正义和繁荣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但1999年美国率西方国家对主权国家南联盟进行的武力干预,不仅是循历史惯例在后霸权时期作地缘政治和军事准备,而且是在推广美国的国际正义观——对现存的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各国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为基础的国际机制提出根本改     

冷战时期美国对智利阿连德政府的政策

冷战时期,美国对以阿连德为首的智利左翼政治力量采取了干涉政策,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58年。在1964年智利总统选举中及1970年智利总统选举结果揭晓后,美国采取了干涉行为。在左翼政党联盟"人民团结阵线"执政期间,美国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三方面展开对智利的干涉行动,其政策在最大程度上促成了阿连德政府的垮台和智利社会主义道路的终结。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是美国采取干涉政策的主要原因。     

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历史宿怨等问题，使得中日韩三国军事安全困境并未消除，甚至有所加深。制约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既有现实的领土争端问题，也有互信的缺失和国家情感与民族情绪问题，更有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而消除中日韩安全困境的途径尽管存在但难度极大，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三国间军事安全合作的深入发展。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三国也的确存在着共同的安全利益，只要三国能够在以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问题上达成共识，真正拥有超越历史积怨的未来视野、超越冷战思维的战略智慧和超越自我的勇敢和自信，三国在一些关乎世界安全的重大领域中的军事合作仍然存在可能，尽管这种合作可能是有限的，但仍能为维护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重大作用。     

法国马克龙政府的非洲政策：特点、原因与效果

法国的非洲政策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并带有殖民时代的鲜明烙印。马克龙执政以来,面对来自安全和经济的双重压力,采取了具有明显实用主义色彩的对非政策路线。为改善法国在非洲的形象、从源头解决安全与移民难民问题、扩大在非洲的经济影响,马克龙政府通过机构改革、放松金融管控、淡化法语国家组织政治色彩等举措,努力消除法非特殊关系的殖民主义色彩,推动法非关系走向平等和透明。整体而言,法国在非洲的形象未得到显著改善,反而因被迫加强有争议的在非军事存在而陷入反恐泥潭,但法国向东非等非法语地区的经济扩张初见成效。马克龙政府的非洲政策既有继承又有拓展,维护与扩大国家利益始终是法国对非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法国和平安全合作中的女权主张及其实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把其国内所推行的性别平等理念引入到外交事务中,主张把性别平等与和平发展合作结合在一起。作为和平安全合作的积极参与者,法国依托多元主体参与的实施机制,以联合国第1325号决议国家行动计划为框架,推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和相关评估体系,这些举措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法国未来应继续从"怎么做"和"如何评估"两个角度应对挑战,以保护冲突地区的妇女权益,并促进妇女参与和平安全问题的解决。     

非洲族群冲突的最新进展及冲突管理

非洲是多族群聚集的大陆,也是族群冲突频发的大陆.非洲族群冲突的原因错综复杂,加上在某些情况下族群冲突管理的方式失当,进一步加深了族群之间的矛盾.因此,深入分析冷战后尤其是21世纪非洲族群冲突的最新进展及其管理方式对区域和平乃至世界和平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21世纪中国对非援助的必要性及对策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给予非洲的援助达到一个历史新高度,中国的企业与各类人员也越来越多地走进非洲,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同时,中国对非援助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新形势下对非援助的水平,应从以下方面考虑21世纪对非援助工作:与非洲国家加强磋商、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对非援助中,继续加强文化教育合作;熟悉和了解非洲文化,本地化经营是发展方向;树立责任意识,自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建立企业非洲投资宏观环境评估体制和风险预警机制。     

俄罗斯重返非洲:进程、动因和困境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由于国内改革及对外政策调整等因素,苏联(俄罗斯)一度放弃了传统对非政策并从非洲全面撤退。进入21世纪后,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关系逐渐恶化和非洲国际地位的迅速上升,俄罗斯开始意识到非洲对其维护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重要性,随即启动了重返非洲的进程。俄罗斯领导人相继访问非洲,重拾与非洲合作,其主要目的一方面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是扩大俄罗斯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特别是军工产品的出口,同时获取俄罗斯短缺的战略性矿产资源。俄罗斯重返非洲具有历史上苏联大力支持非洲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的经验以及非洲对俄罗斯的支持优势,但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从冷战后非洲维和看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发展——由卢旺达大屠杀与达尔富尔危机引发的思考

非洲大陆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点地区之一。冷战结束以后,非洲内部冲突不断,而非洲国家自身力量不足,大国争相加入联合国在非洲地区的维和行动,但索马里维和的失败使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一度停滞不前,导致了卢旺达悲剧的发生。达尔富尔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对此反应迅速,联合国也积极介入,但此次联合国苏丹维和的意图历经多次波折才得以实现。因此,在维和实践中坚持"维和三原则",加强区域性维和机制的建设,协调好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才是解决非洲地区冲突、维护安全的最佳途径。     

美国军事转型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攻防理论的视角

军事转型(military transformation),又称军事力量转型(force transforma- lion)、国防转型(defense transformation),是当前美国国防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稍早一些,在冷战结束之际,类似的政策和行动也曾被称作新军事变革(revolu- 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对于军事转型,美国的决策者和安全政策专家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军事转型来更加有效地应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以及如何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发展:从维持和平走向建设和平

冷战结束后,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或无政府状态成为国际和平及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作为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应对这些新的威胁和挑战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以联合国关于"和平、发展、人权"三大支柱的新表述为标志,其领导和组织的维和行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全球伙伴关系,这要求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区域组织、利益相关国以及非政府实体等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维和行动的执行也需要更具长期性和广泛性的战略规划。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需要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积极应对,更为充分和广泛地参与联合国和平行动,进一步提升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游击战”、“大串联”与革命的传承和改变——读《拉丁美洲的激进左派——全球六十年代中的反抗与冷战》

阿尔多·马切西的《拉丁美洲的激进左派——全球六十年代中的反抗与冷战》一书关注了冷战时期的拉美左派武装斗争从"乡村游击战"向"城市游击战"的转变,并指出这一转变建立在各国左派交流合作的基础之上。这种左派之间跨越国界的交流合作,一方面催生了联合游击队,另一方面也致使当时拉美各国军事政府采取了联合的镇压行动。冷战给拉美左派留下的政治遗产以及有关"革命"与"改革"道路的争论延续到今天并继续影响着拉美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