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也日益明显。中美亚太安全竞争主要缘起于三个方面:中美亚太结构性矛盾是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战略动因,两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针锋相对是安全竞争加剧的直接原因,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与东亚安全困境

二战后,美国以建立双边同盟体系的方式向东亚地区供给安全公共产品,以此构筑了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东亚力量结构加快调整,一方面使东亚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美国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因日益"私物化"而难以满足地区的安全需求,由此导致该地区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在满足地区安全需求和避免中美两种安全产品恶性竞争的基础上,应扮演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者,既要向东亚提供新的安全观念,也要主导建立集体安全合作机制,以缓解地区安全困境,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意见与媒体

美国《华盛顿季刊》2006年夏季号文章:《避免一场新的中亚大角逐》美俄中是中亚安全事务方面最重要的地区外参与国。这三个外部大国具有竞争当地盟友、能源和军事优势的动机,但是在该地     

“中美+”三方发展合作的双重挑战及修复路径

国际发展领域的"中美+"合作是指作为最大南南合作伙伴的中国、最大传统援助国的美国与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受援方之间的三方发展合作。21世纪初以来,中美两国曾加强在国际发展领域的政策协调,开展了"中美+阿富汗"人力资源三方合作、"中美+东帝汶"农业三方合作、"中美+非洲"公共卫生三方合作等试点项目合作,取得了初步成果。然而,2018年以来"中美+"合作遭遇了国际发展领域内摩擦隔阂与美国对华政策阻力的双重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发展成果的当下,中美恢复和加强在国际发展领域的三方合作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敦促美方重启两国发展合作对话、鼓励中美民间组织开展非典型"中美+"合作、加强与受援方的协调和衔接等途径,中方可发挥建设性作用,努力推动"中美+"合作早日重回正轨。     

当伙伴“遇见”盟友——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模式研究

在中国目前的伙伴关系国中,有相当数量的美国盟国。因此,评估这一伙伴与盟友的互动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有三个特征:一是协调性,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属于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一部分;二是差异性,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因区域而不同,与欧洲盟友的伙伴关系构建相对较为顺利,与亚太盟友则遭遇困难;三是递进性,即中国与美国盟国的伙伴关系随形势发展逐步推进。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表现为三种模式:和平共处,同盟体系遏制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化解同盟体系的遏制。导致上述模式差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吸引力可使他国从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中获利,并以此为基础扩大互信,夯实伙伴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伙伴关系建设还取决于双边安全矛盾的程度,伙伴关系目前还停留在低政治的阶段,故而一旦遇到高政治领域内的安全矛盾,伙伴关系开展将受到严重的阻碍。     

友国在哪儿

<正>两次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前首相帕麦斯顿有句名言:"一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但美国在二战后打造的盟友体系,似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奥巴马4月下旬高调访问日韩菲3个东亚盟国,尽管是为了挽回外界对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已成"鸡肋"的印象,却也着实让中国舆论感受到来自海上的地缘压力。中国学界已在研讨如何应对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也要营建自己的友好国家体系,反击美国在中国周边"挖墙脚"的行为。5月份,中国总理的非洲四国行、"主场     

友国在哪儿奥巴马东亚行的“权衡”

两次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前首相帕麦斯顿有甸名言：“一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但美国在二战后打造的盟友体系，似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拜登政府与美日同盟的发展趋向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提出将重振美国同盟体系,突出美日同盟的重要性.未来美日同盟的"双向义务"合作与日本的同盟"对等化"诉求将相伴发生、相互影响,并逐步内化于美日澳印"四国安全机制"及西方"盟友圈"构建之中.中日关系中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加上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使得美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日益凸显.美日两国确认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公然侵害中国领土主权及国家安全利益,使得中美日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并影响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中印关系的新一轮调适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国际格局与亚太地区秩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美国不断推行"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受中美竞争加剧影响,曾经奉行"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众多中小国家或将面临选边站队。对于中美而言,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这样的地区大国或中等国家将成为双方争夺的关键,其中只有印度尚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而印度根据自身利益,在"印太战略"中更注重印度洋与东南亚地区,更强调战略自主和大国平衡。对中国而言,妥善处理中印关系将成为缓和"印太战略"压力的关键。虽然中印双边分歧在短期内难以完全解决,但在两国领导人的努力推动下,中印关系将在相互调适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中美国家安全观比较分析

安全观是国家安全思维的系统化呈现。剖析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安全观的差异,是促进中美相互正确认知、增加战略沟通成效的重要环节。对于彼此战略意图和行动的判断,成为中国和美国国家安全观中他者构建的主要内容,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观建立于相互关系定位和发展预判之上。美国是"安全威胁"范式,中国是"安全状态"范式。在安全维度、安全区分思维、安全措施、安全价值等方面,中美的国家安全观存在系统的差别,其背后有深刻的文化背景、政治基础以及实践机制等多维的塑造力量。正确认识中美国家安全观的差别及其原因,有助于规避中美战略沟通过程中的偏差,增进双方安全合作关系。     

结构起点、政策选择与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未来国际秩序。从结构现实主义出发,有观点认为中美势必走向冲突与战争。通过定位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关系具有不同于“新冷战”的特征。总体上,经济结构是发展导向的,安全环境是和平导向的,意识形态是包容导向的,解决全球性挑战是合作导向的。从特定的结构起点出发,中美关系走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优先选项,而走向冲突和战争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尽管如此,特定的结构起点及结构过程能否持续发挥作用,也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总体上,中美两国政府有意管控分歧,增强合作,这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无论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变化,中国要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推进有利于发展、和平和多元的结构进程,提升结构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稳定性,借助结构的力量来限制美国对华“新冷战”。     

今天中美非昔日英德——专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

中美的矛盾、利益冲突都是实实在在摆在台面的……但是,今天的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旦发生战争,就是双输的局面。美国前国务卿、著名战略家基辛格警告,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建立一种持续合作的模式,美中关系有可能同19世纪末开始的英德关系那样,从合作走向对抗。     

美国对其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

“逆向搭便车”指同盟内实力较强的成员在内部竞争条件下，通过减少防卫投入以刺激较弱成员大幅提高自身防卫支出的现象。美国利用亚太盟友在“自主—安全”交易与非对称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以政策鞭策而非削减盟友防卫支出实现对后者的“逆向搭便车”。冷战结束后，美国亚太同盟因盟主霸权透支与盟友“搭便车”而缺乏凝聚力。当前，在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与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的背景下，美国迫切需要重振亚太同盟体系以共同应对所谓挑战。为提高亚太盟友承担责任的能力与意愿，美国着手调整同盟义务，提升同盟军事合作水平；突破“轴辐”结构限制，与亚太盟友共同打造众多“印太”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鼓励亚太盟友发挥各自相对优势，积极参与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美国对其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基于同盟权力的非对称性，因而对于弥合同盟分歧成效有限。但是即便如此，这些政策和行动依然对中国国家安全与未来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一对务实的朋友”——从华盛顿看中美关系

中美不是对手,也不是盟友,两国可以发展一种“实在的友情关系”。     

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进及其前景探究

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与推进始于特朗普政府,它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持续调整的产物。"印太战略"的推进主要包括三大层面,即军事层面的力量建设、政治层面的盟友与伙伴关系发展以及制度层面的地区网络化结构的形成。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全领域、全政府、全方位的方式来推动"印太战略"的实施,但其前景受到美国政治经济状况、"印太战略"内在矛盾的协调、美国"印太战略"与域内国家地区战略的融合度、中国发展状况以及其他地区安全形势等因素的制约。     

百年变局视野下的大国竞争与中美关系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两国在国际关系、经济、安全、文化、科技等不同层面的力量对比与关系互动都发生了变化。从当今世界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角度来看,中美经贸摩擦可能只不过是全球格局"东升西降"长期演变进程中的小片段,真正的风险未必在中美直接冲突本身,"东升西降"所产生的持续压力有可能对国家内部乃至地区造成巨大破坏。管控百年变局背景下大国竞争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缓释百年变局的"东升西降"压力;限制内外压力相互作用,避免对国家安全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检查并修补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的脆弱面和薄弱环节,增强承受内外压力的国家安全韧性。     

中美在中东和中亚地区的反恐合作——在求索中前进

中美两国在中东和中亚地区进行反恐合作既符合本国国内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两国在不存在竞争的领域实现合作、建立互信的重要方式。由于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不同,两国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存在分歧。但是,中美两国都需要贸易安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以市场价确保相互之间能源出口,以及与世界其他伙伴国家的能源出口安全运行。高于一切的战略利益能够促使两国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并且避免出现任何形式的对抗。因此,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在情报、外交及海上反恐等方面的合作,将援助转化成反恐的手段。在反恐合作的过程中,两国应始终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寻求更好的结果。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探析

21世纪以来,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逐渐由接触调整为"战略竞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在经贸和安全等领域都有明显体现。从根本上讲,美国转向"战略竞争"是其规制中国的图谋失败所致,同时也是其内政外溢的一种必然结果。对中美两国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寻找更多的合作领域,避免"战略竞争"升级为战略冲突。     

中美商务外交与亚太贸易机制

亚太贸易机制建设是当代世界贸易体系的热点问题。作为亚太大国和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商务外交合作程度决定着亚太贸易机制的最终建立。本文首先回顾中美在双边外交关系定位上的认知,解释美国为何关注亚太贸易机制,分析中美两国分别在亚太已有的贸易机制,最后阐述中美间的"竞合"决定亚太贸易机制形成。     

从海湾战争看美苏处理地区性冲突的新特点及原因

自从二战后形成"冷战"体制以来,以美苏为首的两个敌对的集团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激烈争夺。在地区冲突中,美苏之间进行对抗。1990年8月海湾危机爆发后,美苏两国第一次携手合作。本文试图探讨美苏处理海湾危机的新特点及其原因,并对美苏处理地区性冲突的前景谈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