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私营化初探

随着"走出去"战略进入加速推进时期,中国企业和公民正大量涌向海外,在收获巨大回报的同时,安全方面也承受着同样巨大的风险。随着中国的海外利益规模不断扩大,传统的海外利益保护措施已无法有效地满足多样化与多层次的海外安保需求,凸显出国家行为体在海外安保供应上的重大缺陷,开发新的供应渠道已成为必然。面对日益严峻的安保问题,海外中国企业和公民日渐依靠市场来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选择国内外私营安保公司以获得安保服务,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私营化正在悄然进行。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当前中国的私营安保公司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走出国门的安保企业数量也较少。同时,在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私营化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缺乏相关的法律规范、缺少明确的境外枪械使用制度、可能会对国家权威形成挑战、引发大规模冲突等。因此中国的私营安保公司想要成为成熟的海外安保供应者,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中国21世纪海外基地建设的现实需求与风险应对

与中国海外利益不断扩展的现实相比,因为缺乏稳定的海外硬件保障条件,中国在保护海外利益和提供国际安全公共产品方面面临较大挑战。海外基地建设不仅能发挥硬实力的软运用功能,还能够满足东道国在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民就业等方面的需求。中国建设海外基地不仅是现实所需,而且有法可依有例可循,在尊重《联合国宪章》相关原则、遵守东道国相关法律法规、秉持互不干涉内政等外交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建设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海外基地无可非议。要实现中国特色的海外基地建设,首先需要营造接受中国建设海外基地的国际环境,其次则应从获取方式、发展规模、立法执法、管理运行等方面思考和应对海外基地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潜在风险。     

构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社会机制探析

中国海外利益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中国海外利益也成为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法律、经济、军事手段,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然而,政府主导型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也存在资源有限的问题,所以,拓宽海外利益保护思路,充分利用行业协会、华人华侨社会网络以及民间组织,构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社会机制是当世之需。     

中国的海外公民保护——战略实施、制约因素及策略应对

海外公民保护的重要意义已被普遍认知。长期以来,中国始终致力于保护海外公民,其理念、机制和实践日渐成熟。中国目前的海外公民保护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进行考察,即中国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非国家行为体介入、内在运行机制和外在实践形式的互补、磋商对话战略选项。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中国海外公民的保护历程,大致可分为适应、推进和转型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分别是被动、主动场域的转换,常态、动态秩序的生成,高级、低级政治领域的互动。在应对国内、国际诸多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海外公民保护总体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实现了战略目标与实践推进之间的统一。此外,中国海外公民保护在战略、供需、实践三个层面面临挑战,这是考验中国海外公民保护能力和水平的新课题。相应地,中国应当更加自觉地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理性面对海外公民安全形势,更加充分地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积极引导相关行为体的介入,更加深入地利用现有各类资源,努力提升海外公民保护的水平,从而更有效地推进中国海外公民保护工作。     

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投资的政治风险及管控——以中巴经济走廊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国同巴基斯坦的经贸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但是巴基斯坦内部局势与外部环境均存在不可控因素。这使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的投资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恐怖主义威胁、印度、美国等域外大国干预、巴内部省份的利益竞争、宗教因素和非传统政治风险。因此,在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过程中,为了有效管控风险,中国政府应该通过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打造区域及区域间安全共同体;建立企业境外投资风险评估机制,形成多方合力以防范与应对投资风险;动员社会资源,创新海外公民保护机制;对外投资企业则应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模式识别与影响

沿线国家内部政权更迭逐渐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沿线国家既存在颠覆性政权更迭的可能,又存在常规性政权更迭的可能。颠覆性政权更迭发生的频率较低,但影响较大;而常规性政权更迭发生的频繁和可预测性均较高,并且其影响通常可控。一些沿线国家政权更迭具有周期性、区域交错性、反复性与意外性等特点。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中将长期面临政权更迭的风险,而且将对当事国可持续发展和"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推进产生重要影响。在政权更迭初期,当事国国内稳定与经济发展将受到冲击,直接威胁"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建设;从中长期看,后续影响将取决于政权更迭对当事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稳定的破坏程度以及相关经济合作项目与该国国内政治的关联程度。如果当事国在政权更迭后仍能保持政局稳定,并且继续对"一带一路"合作持欢迎立场,就不会对中国的对外经贸合作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今后,中国应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及时制定预案,综合施策,有效管控其造成的影响。     

中国海外公民保护的理念、内涵与未来走势

中国海外公民保护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利益日渐拓展的产物,在海外利益或国家利益中居于最重要、最优先位置,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与西方海外公民保护的实践相比,中国坚持以人为本、不干涉内政、合作共赢等理念,表现出目标明确、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的特点。随着自身实力地位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海外公民保护实践中,中国正从国家资源的供给者转变为市场治理的推动者、从所有受众的维护者转变为重点人群的聚焦者、从传统方式的践行者转变为现代科技的受益者、从海外民生的关注者转变为国际责任的承担者、从国际制度的适应者转变为全球机制的塑造者。相对应地,中国应当从市场治理趋势、企业能力建设、科技使用水平、国际责任、公共产品方面锻造国家外交能力,构建海外公民保护机制,在全球海外安全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基于国际制度的视角

海外利益是国家于主权管辖范围之外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需求的一切权益和好处。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有其合约性、包容性等特性,各国海外利益在国境之内、地区之间乃至全球层面渐呈卯榫相合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利益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日益增多的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其敏感性与脆弱性日趋凸显。国际制度乃海外利益维护的合法框架与战略平台,对海外利益具有工具性作用、规范性功能和建构性价值等功能,而上述功能的发挥则取决于国际制度成员的国际制度能力。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历程表明,海外利益的实现状况与其国际制度能力密切相关,国际制度能力欠缺、国际制度路径狭窄乃妨碍海外利益维护的痼疾。在制度化、规范化的国际社会中,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与维护,不可囿于具体的物质利益范畴,应超越纯粹的物质利益观和褊狭的权力思维,加强国际制度层面的战略规划,在参与、改革、构建国际制度等环节上积极有为,逐渐提升国际制度能力而拓展国际制度路径,以获取长远的战略利益。     

“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发展节点的功能认知与发展策略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沿线区域一批港口、园区等枢纽性节点建设成就斐然。然而,在这些节点建设中也面临功能单一、与当地发展战略对接有限、拓展性不足等问题。因此,应以新兴发展节点的新思路认识、规划此类快速发展中的枢纽性区域。对相关节点应采取以"城市化"为核心的综合性发展思路,以"港—城融合"、"园区拓展"方式提升沿线新兴节点的发展能级,使之成长为具备"一带一路"要素流动枢纽和当地发展"增长极"双重作用的核心城市。     

中国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探讨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力实施,中国与周边各国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也显著增加。无论是经贸关系还是境外投资,抑或是人员往来,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都日益凸显,周边地区在中国海外利益中的分量也与日俱增。但是,周边地区海外利益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四大风险,而且在海外利益维护方面面临不干涉内政与建设性影响的"原则困境"、安全问题频发与海外军事支援受限的"力量困境"、依法保护与法律缺失的"法律困境"。对于周边海外利益的维护,要划分海外利益的层次与领域。总体上,海外利益可以划分为核心、重要、一般三个层次,同时可以区分为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四大领域。对于不同层次和领域的海外利益,要针对性地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五大手段,积极建立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多元力量参与的"四位一体"海外利益维护模式。     

中国领事保护需求与外交投入的矛盾及解决方式

近年来,中国领事保护中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处理的领事保护案件数量上升,但中国政府在领事保护方面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十分有限。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在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和个人"五位一体"的领保联动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解决领事保护中的"供需矛盾",需要增加外交投入,具体包括增加领事保护经费的额度、增设领事机构、增加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中专门从事领事保护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同时,还需要继续发挥现有联动机制的作用,并探索领事保护机制在平行方向上的发展,如建立更多的国际合作机制。另外,还需多管齐下,减少领事保护需求,如加大海外安全和国外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强化公民的海外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减少因海外公民的违法违规行为引起的领事保护案件数量;加强国内与领事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使公民对领事保护服务的期待合理化;鼓励企业和公民购买有关保险,利用商业渠道降低为海外风险付出的代价,等等。     

中国的海外农作物种植:规模与争论

从概念上讲,中国海外农作物种植应当与友谊农场、海外农业示范基地和替代种植区别开来。近年来,大型国有企业成为中国海外种植项目的主力,同时私营企业在投资者中的比例逐渐扩大。面对国内资源匮乏和相关需求的增加,世界粮食产量增长空间有限和我国紧缺农产品出口国的政策变化,中国应继续鼓励海外农作物种植。同时,为了推动项目顺利进行,中国政府应加大对中国企业和东道国之间的互动的关注,重视提高对有关项目的信息指导能力,并积极参与到有关国际监督机制的建立过程当中。     

TPP框架下劳工标准问题探析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人权保护理念的传播,劳工权利保护问题被推向了国际化舞台。对于贸易与劳工标准是否挂钩的争议,发展国家与发达中国家各抒己见,甚至一度形成了"南北对抗"。从1996年WTO新加坡部长级会议到2001年多哈会议,面对WTO平台上发展中国家联合、极力阻止劳工标准的纳入,发达国家开始将视角转向区域贸易协定,通过"分而治之"的方法,减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阻力,实现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的目标,TPP便是最突出的代表。     

媒体

<正>01中国军队即将走向全球美《国家利益》2015年1~2号中国军队在前进,但走向何方?2013年,《中国国防白皮书》首次用了一个章节专门论述捍卫海外利益——这表明,今后10年内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会走向全球,并逐渐具备某些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能力。具有全球范围投射能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目标,将包括人员搜救、非战斗人员疏散行动、威胁他国资产以实施威     

国际体系下的中国海外利益分析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推进,中国开始越来越关注如何拓展以及如何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与多元化的世界体系中,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应该置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视角下,这也决定了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必然要在国际社会基础上探索合法性途径。     

中国与东盟共建区域价值链 问题探讨 ——以制造业为例

后危机时代,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出现深度调整,"链主"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进行立体式施压,导致中国制造业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面临嵌入遭低端锁定、重构还为时过早、攀升被围追堵截的三重发展困境。面对"链主"的创新围堵,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首站的东盟共建区域价值链成为务实选择。中国与东盟共建区域价值链既有能动性、区域性、依赖性、互补性等基础,同时也面临外部因素、竞争性、动力问题等挑战,中国、东盟应取长补短,从认知、原则、路径三个方面完善区域价值链的顶层设计,按照硬件、软件、驱动"三位一体"的路径,循序渐进地打造区域价值链合作范本,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建构奠定坚实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经贸融合发展——结合沿线14个国家问卷调查的分析

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机制、美国主导的TPP以及欧盟一体化进程对于亚欧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贸融合并未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形成符合沿线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和比较优势的经贸规则,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深入,从而为区域经贸融合发展提供机制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应充分发挥经贸先导作用,承担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优化中的责任,在了解和尊重沿线国家经贸发展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打造紧密分工合作的产业链、共建经贸园区、加快推进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谈判以及主动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性倡议等路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经贸融合发展。     

海外学者对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认知评析

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一经提出就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海外学者从法治改革的战略意义、具体内容、实施方案和面临挑战等方面对中国的全面依法治国战略进行了解读,在"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等三组关系上存在持续争论。海外学者的上述认知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认知主体的主观色彩、中西方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应"对症下药",从海外学者对中国依法治国战略认知的现实出发,通过增进中外了解、强化中外法律交流与互动等方式,引导海外学者客观公平地认知中国的全面依法治国战略。     

"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文互通的现状与思考

民心相通是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而人文互通是民心相通的应有之义。"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推进5年多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互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人员往来增多,项目、平台、机制建设成效显著。不过,目前"一带一路"人文互通依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展望未来,进一步加强人文互通应注意统筹区域均衡,深化国别研究,有意识地构建人类共有价值观和融通中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加深世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度;同时也可以通过加强商业产业与文化融合的方式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全球能源变革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的挑战与应对

当前,世界能源格局正处于深刻变革期,各国都旨在通过能源优势的自身强化,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占据有利位置。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将面临比其他国家更为艰巨的能源挑战。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无疑成为保障中国能源安全、推动新一轮能源革命的重大抉择。而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势必将更多地依赖于现有"委员会"机制的完善和"一带一路"能源俱乐部等多边能源合作体制的构建。在充分利用目前能源供大于求的情境下,应扩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传统能源方面的合作;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全球能源变革的低碳化转向,与沿线国家开展积极的新能源产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