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对中美最后两次大使级会谈的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美国同中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1 971年 ,美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 ,特别是 1 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标志着中美敌对关系发生转折 ,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这个转折不是突然发生的。在华沙举行的最后两次中美大使级会谈 ,即第 1 35、1 36次会谈应该说是这个转折的序幕或两国关系解冻的开端。当时笔者正在驻波兰使馆任职 ,担任谈判代表 ,负责中美间具体事务的联系工作 ,经历了这段复杂 ,有时带有戏剧性的过程。现追记其事 ,也许对读者了解中国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和中美关系的演变有一些裨益。一、第 1 34次…     

钱学森回国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美侨民归国谈判

长期以来,人们总把钱学森回国与中美大使级会谈联系在一起。而研究发现,探寻钱学森回国过程,应该放在建国初中共争取海外留学生归国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结合50年代中美侨民归国谈判(日内瓦谈判、双方驻日内瓦领事间会谈、美国总统及有关部门的磋商以及中美大使级会谈)全过程进行分析。     

“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尼克松是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最后一年1972年访华的。希望连任的尼克松，对此寄予厚望。他认为：与中国改善关系，能够大大加重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分量，因而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而他同样受到国内反共及反华势力的强大压力，以及“老朋友”蒋介石的指责。何况由于越南战争，尼克松在美国已很狼狈，严酷的形势不容许他犯下大错。     

从美中建交引起的风波看美国的三权分立

1978年底,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方面提出的中美建交三项原则,即美国必须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废除“共同防御条约”并从台湾撤回军事力量。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是继1972年《上海公报》后,中美关系又一重大进展,它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然而,在三权分立的美国政体中,美国政府这一决定不仅受到国会的掣肘,甚至引起一场法庭争执。本文依据美国联邦法院档案,试图再现美国围绕中美建交、美台废约在政府、国会和法院之间掀起的这场政治风波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一典型事件,客观分析美国政体中三权,即行政、立法、司法之间复杂微妙的平衡、制约关系。     

从“欧洲年”看美欧关系

60年代末70年代初,尼克松主义形成。这是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一次大调整。1970年2月尼克松总统向国会提出了《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新战略》这一纲领性文件,把“伙伴关系”、“实力”、“淡判”作为对外政策的三项原则。1973年初,美国刚从长期的侵越战争中脱身,就着手改善它与西欧盟国的“伙伴关系”。4月23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恪在美联社新闻年会上发表演说,宣布1973年为“欧洲年”,并提出     

基辛格建立国际稳定秩序的理论与实践

亨利·基辛格是美国70年代的风云人物,在尼克松、福特两届政府中先后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主持美国外交达8年之久。他从总结美国和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入手,在承认战后美国发号施令的时期“已经结束”的前提下,提出的挽救美国霸权的政策和措施,既继承美国历来奉行的“强权政治”的衣钵,又融会欧洲历史上传统     

从美国解密档案看中美《上海公报》的谈判

本文根据美国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以"波罗二号"行动中中美双方起草<上海公报>的谈判,以及尼克松访华期间基辛格与乔冠华起草<上海公报>的谈判为研究主线,透视曾经长期敌对国家如何既坚持原则,又通过有效的沟通,最终达成中关<上海公报>的过程,并由此探析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国际形势等诸多议题上存在的分歧.     

黄华回忆：中美1971

基辛格“肚子疼”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对中国的访问，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此前中美最高层已有重大的信息交流，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对这次访问还不是很有信心，是把它当作一次必需的冒险来进行的。此行以“波罗行动”为代号，意即像七百年前意大利的马可&#183;波罗那样冒险。     

毛泽东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年2月21日11时首都机场,美国总统尼克松走下“空军一号”专机的舷梯,把手伸向周恩来总理。这两双握在一起的手标志着国际政治新时期的开始。在“文化大革命”这极左路线支配的年代,中国人如此隆重欢迎长期被视为头号敌人的美帝国主义头头,这种转变不仅当时令人吃惊,就是今天回想起来,这一举动的确非同凡响。为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状态,操劳最多的中国领导人是周恩来总理。但毫无疑问,只有毛泽东主席才有可能在那个年代拍板,作出这个“改变世界”的决定。     

在华美侨回国问题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发端——以美方决策过程为视角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坚决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态度的情况下,为了解决在华美侨回国问题,美国政府不得不在综合权衡的基础上对中方从间接试探到直接接触,直至最终做出同中方进行大使级会谈的决策。本文拟从在华美侨回国问题产生的背景及美国政府在解决此问题的不同阶段采取的不同方式入手,通过对美方各阶段决策过程的分析,说明在华美侨回国问题不仅是美方最初同中方进行接触的具体目标,更是推动这种接触不断深入并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同新中国政府直接进行大使级会谈的决策的现实动力。     

中美关系与中美文化比较

中国和美国是对当今国际社会有非常重要影响的国家,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受到普遍关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1949-1969年间,中美两国处在严重的隔离和对立之中;在1969-1989年间,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但仍处在国际社会冷战格局的笼罩之下;1989年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的趋势,美国仍力图称霸世界,经     

中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我国个人所得税自1980年开征以来,历经六次修正.虽取得一定成就,但“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仍处于“跛足”状态.文章通过对比中美个人所得税制度,借鉴美国宝贵经验,提出我国转型期间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建议.     

中美博弈的辩证解析

中美关系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又不断产生新矛盾的过程.中美在世界大棋盘上博弈,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将在今后一二十年左右世界大势.中美在亚太地区博弈.美国通过在该地区“拉帮结派”增大其总体战略力量,并希望中国“四面树敌”.中国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应在不同维度的周边外交棋盘上以平等态度睦邻、友邻、尊邻,努力“四面争友”,避免将周边国家进一步推向美国全球战略的怀抱.中美在各自的特殊时期博弈.两国都对外部环境变化十分敏感,都缺乏对对方的信任.同时,影响两国外交的国内因素也日趋多元、复杂.中国的战略对策必须建立在对美国真实战略意图的准确把握之上,否则就可能上大当、吃大亏.中美在日益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中博弈.中国必须改变仅仅以国内生产总值和军费多少来衡量国家实力的浅薄认识,对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判断,必须以准确把握现代科技发展前沿作为基础.战略制定者必须对现代科技具有深刻理解,才能对中美总体实力对比做出准确判断.中美在信息网络化空间博弈.网络安全问题正在中美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并严重影响着双方对威胁的理解.中美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博弈.尽管五角大楼曾预计战争将在2020年“定义”人类生活,但也有美国学者认为2012年至2022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中美创新之战”,因为理智最终会占上风,人类会以创新与技术来解决真正重大的问题:人的生存而非杀戮.     

一部颇具新意的中美关系史论著——评宫为博士的《跨越鸿沟》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宫力博士的新著《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近期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一部颇具新意的中美关系史论著。 中美建交,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以及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再现、分析、评价这一段历史,是史学工作者面临的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

2007年之前,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美国在双边贸易、贸易结构以及投资关系三个方面占有相对优势,中国只在国债购买领域具有一定优势。因此,美国拥有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权力。但是,由美国2007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使中美相互依赖关系出现了新动向,中美之间至少在经济领域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命运共同体”。为此,中国应当借金融危机深化两国经贸关系,提高美国政府利用对华贸易为政治或安全服务的相对成本,进而达到校正中美相互依赖中的非对称性的目的。     

时政·神州内外

习近平：中美经贸合作“美国没吃亏” 2月17日，习近平在中美经贸合作论坛上表示，认为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吃了亏，而中国占了便宜的观点不符合事实。     

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从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看和平演变

美国统治集团从40年前的艾奇逊到50年代的杜勒斯,从1983年美国国务院召开的“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会议到1988年出版的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到布什要作为“共产主义试验的最后篇章结束的见证人”而提出“超越遏制”战略,这些严酷的事实说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     

国共两党为实现第二次合作的六次谈判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标志着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和国内和平局面的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同中国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的基础上,两党先后进行了六次正式谈判。     

数字空间的认知、竞争与合作——中美战略关系框架下的网络安全关系

自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以来,以“黑客袭击”与“信息自由流动”为标签的网络安全政策,逐渐成为美国战略框架中的新问题。在奥巴马政府任期内,随着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调整,所谓应对来自“中国黑客威胁”日益影响中美战略互信。美国信息安全战略的调整、“谷歌退出中国事件”以及国务卿希拉里推进“互联网自由”的讲话,都表明网络安全关系正在成为影响中美战略关系框架的重要变量。     

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莫斯科会谈(编译)

苏联《近代史与现代史》杂志1989年第5期上发表了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瓦利的长篇回忆文章《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莫斯科会谈(1953年)及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北京会谈(1954年)》。该文作者曾任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及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他当时担任了周恩来访苏及赫鲁晓夫访华的主要接待、陪同、会谈和具体协定的谈判工作。在这篇回忆文章里,科瓦利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两次会谈内幕及谈判过程作了详细的叙述。现将主要内容摘译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