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政治解放思想的超越性向度

政治解放是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精神领域,通过一系列思想革命,唤醒人的自我意识,发现了"人的世界";在政治领域,通过政治斗争,驱除了神权对政治的长期控制,促进了现代国家诞生;在社会领域,改变了封建制度下社会政治化的局面,推进了市民社会的崛起。然而,马克思在赞扬政治解放历史意义的同时,深刻地洞察到政治解放自身的限度,指出人类解放是消除政治解放局限的超越性向度。     

比较视野中的国家民主与党内民主

从历史逻辑看,是先有现代民主政治与国家民主,后有现代政党与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国家民主的泛化或借喻。在不同国家,历史传统、政党一国家一社会关系、政治理念不同,政党观念存在“国家机关说”、“社会团体说”、“国家一社会中介说”之别;国家民主与党内民主之关系,在理论上也存在“一致说”、“无关说”、“修正适用说”之分野。二战以...     

俄罗斯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控制

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同时也是国家重组的过程。原有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政治国家”控制体系全面崩溃,自由主义所释放的能量在原苏联的地缘空间中骤然增长,继续破坏着原有社会控制体系的断壁残垣。在这种情形下,俄罗斯在经济转型中要求建立市民社会控制体系的呼声日高。但是,俄罗斯集权主义历史使内部市民社会长期遭受压制,从而导致俄罗斯市民社会成分功能的异化。历史文化的惯性和现实对稳定、法律、有效政府的渴望使俄罗斯最终重新选择了强政治控制,它不仅影响了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影响了其经济转型的绩效。     

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社会和谐观比较

黑格尔与马克思致力于探求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谐共生。不同的是,黑格尔承认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差别,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进行调和。马克思则主张在消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压迫性中实现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实现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和谐统一。     

现代韩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对民主发展的影响

现代韩国政治文化具有臣民型和参与型的复合型特征,具体表现为权威主义、宗派主义、地域主义、人物中心主义扣市民性五个方面.影响韩国政治文化形成与变迁的因素有历史发展、地缘、国际关系、社会变动以及政治体制等.随着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迅速发展,现代韩国政治文化也逐渐由臣民型和参与型的复合型特征向民主的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型,在确立新的民主意识和价值体系并巩固和促进韩国民主主义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生态民主的发展与市民社会

生态民主源于民众对于更好生活的渴望,体现出集体和个人对于建立一个公正、持久的共同体的决心。生态民主作为市民社会的一种表现,建立在对工业过度发展的限制和随后的改革之上,它具有放权、灵活、权力转移等特点。全球工业政治经济帝国和国家的解体为民主转型提供了机会。文章详细介绍了如何从工业主义现实中构建生态民主,将生态民主视为市民社会的复杂动态的一种表现。从结社、合作和联盟的演变中不断发掘出对于自由和共同体的追求,是生态民主发展的基本途径,也是一种渐进的质的变化。文章还考察了作为新兴的生态民主范例的三个案例:蒙德拉贡合作社、生活协会俱乐部和大西洋消费合作社。     

东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统治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伴随着全球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 ,市民社会理论重新兴盛起来 ,市民社会运动也更多地出现并成为建立和重新整合现代民主社会的主要力量。然而 ,在东亚地区 ,由于其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欧国家社会结构 ,因此其市民社会的出现与发展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也不同于西欧社会典型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即不是市民社会导致了民主化 ,而很大程度上恰恰相反 ,是民主化或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宽松导致了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并且 ,东亚市民社会与其政府的关系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 ,这种关系显然有助于东亚国家社会的安定和逐步实现或完善其民主制度。     

当代中国建设“稳定型民主”的路径选择——发展中国家“民主乱象”引发的思考

"稳定型民主"是对向民主转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民主乱象"作出的回应。影响民主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内部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和主观上民主化策略和方式的失当;西方国家推行输出民主战略是影响民主稳定的外部因素。建设中国特色的"稳定型民主"需要在坚持正确的民主发展观、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完善国家现代政治制度、建立和谐的公民社会、培养健康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作出努力。     

正当性与有效性的张力——西方国家代议民主的运行机制及其困境

现代国家中的民主政治主要表现为代议政治,公民通过选举代表的方式建立代议机构,由其行使统治权和管理权。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维度,代议民主的运行体现为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委托的正当性机制。在精英与大众关系的维度,代议民主的运行体现为政治精英回应社会大众的有效性机制。西方国家将选举视为建构统治正当性的必要程序,却又难以接受选举激励失灵导致的政策后果。统治正当性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是代议民主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普世幻象

在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中,"商赋人权"重构了自由、民主与平等的价值原则。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标榜的自由本质,是以商品化为逻辑起点、以财产权为核心的经济自由。资本至上的新财富观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平等的最高意识形态。经济性社会的本质化结构及其金融垄断资本导控下的政治"崩溃"注定制度再塑遥不可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现实困境是对其普世幻象的指认。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经济哲学批判证明,它与其依附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必然只是历史的过程。     

俄罗斯民主:中国学者的视角

对于转型后的俄罗斯政治是否是民主政治,中国学者有不同的判断,但仍有某些基本共识,即俄罗斯正在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其宪政民主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奠定,政治上高度集权,俄罗斯民主还处于转型之中,具有不确定性。中国学者认为,俄罗斯现行的政治模式别具特色,其原因在于:由于传统苏联政治模式的严重弊端,绝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都不愿再回到苏联的政治模式去;俄罗斯悠久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需要,以及俄罗斯领导人个人的性格。对于俄罗斯民主转型的后果和前景,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其政治转型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奠定了繁荣和民主的基础,是俄罗斯通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从长远看,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每个国家的政治进步,既离不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也离不开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政治文明的合理成分。每个国家的民主政治进步,既要遵循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规律,也要尊重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美国历史上的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引人注目而又具有广泛影响的问题,任何国家都毫无例外地以促进和保障基本人权作为其基本宗旨。然而,由于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政治文化的基本性质,各国对人权内容的侧重和由此产生的具体的人权政策都有所不同。这样的差别是自然形成的,它受各国不同的具体条件和政治体制的限制,除了一些例外之外,它受到一国主权的保护,同时也得到联合国认可的。1966年的联合     

马克思对近代国家合法性范式的批判与超越

近代政治哲学有两种国家合法性范式,一是契约论的国家工具观范式,二是唯灵论的国家伦理观范式。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探究,确立了市民社会的分离性、历史进步的工具性和社会治理的公共性是国家合法性解释的新范式,既拨开了笼罩在国家身上的神秘面纱,消解了唯灵论国家的伦理神话,又化解了契约论范式粗暴地对国家工具性处置的谬见,开启了近代政治哲学国家合法性范式的新认知。     

卡德尔政治思想分析

在人类政治思想领域,“民主”是一个长论不衰的话题。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思想家倾注自己的毕生精力研究它,也不知有多少人为实现民主的理想不惜赴汤蹈火,流血牺牲。“民主”的理想令人向往,“民主”的制度令人渴望。然而,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和不同的人对“民主”的概念和内涵的理解并不相同,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民主的模式也不一样。如今,“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巴黎公社的人民民主及当今镜鉴

巴黎公社打碎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建立了议行合一的无产阶级国家政体,体现了人民民主精神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特征.巴黎公社是对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挑战,它向世人表明,三权分立不是唯一选择,代议制民主不是终极真理.代议制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统治的精英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衡导致西方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新冠...     

菲律宾多党政治面临的挑战与民主的发展

本文首先对菲律宾传统的政治遗产以及这些遗产在多党政治民主巩固过程中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这主要是国家功能发育不全,市民社会虽有生气但过于好斗,经济增长缓慢,以及由此而加深的阶级、地区和宗教间的分裂。其次,后马科斯时代,民主巩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武装的社会运动及其政党从体制外制约着多党体制和国家体制民主化及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这些社会运动或政党声称自己代表被边缘化的部分,它们以武装斗争为后盾,干扰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自20世纪末以来,它们大都被融入了政治体制,参加了多党竞争和选举,成为整个民主过程的一部分。但由于保持着好斗的政治性格,因而也使菲律宾政党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分裂性。最后,从政党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是菲律宾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存在着世界各国政党体制转型后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多党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很低,尤其是由于菲律宾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其多党体制的完善和制度化水平的提高特别困难。尽管按照经典的理论,政党的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支撑,但就目前菲律宾等国的情况来看,国家也需要发挥其强力作用,以促进政党和民主的进程。     

论制约中亚民主政治转型进程的诸因素

中亚各国的独立和建国始终伴随着民主政治转型进程,虽然现代民主政治原则在该进程中得以体现,但是落后而稳定的经济状况、民族主义的兴起、精英合法性的存在、传统政治文化的遗留、公民社会的孱弱和极低的民主机制约束等因素依旧制约着中亚各国民主政治转型的顺利进行,各国"威权政治"特征明显。尽管道路曲折,但是中亚各国已经在民主转型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实质民主"终将得以实现,各国也终将会走向现代民主国家之列。     

社会主义的两种传统及其历史误区

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始终存在着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科学与民主这两大传统。社会主义的科学或革命传统秉承了现代启蒙的理性精神,将历史、社会和政治问题视为人类的知识和科学可以给予解答或解决的对象,因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科学传统,并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所继承;社会主义的民主或改良传统将自由和人类的自我解放理想从共产主义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并将之兑现为以市场和民主为实证基础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这一传统为修正主义所开启。社会主义的这两种传统都存在着历史性的误区:前者有着难以抹去的乌托邦痕迹,以及对于政治或人的政治本性的根本遮蔽;后者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问题的解决、克服或超越稀释为单纯的市场或民主问题,因而清除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然而社会主义,倘若要作为一项有意义的人类事业,就应当既要秉承正视人的政治本性的民主传统,又要秉承有效回答或解答资本主义问题的科学传统。     

民主的自信

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后,针对有关中国民主政治的问题,坦诚地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判断。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民主问题上的自信,让世人感悟颇多。曾几何时,一提到民主问题,西方舆论界便占领了某种“道德高地”,把中国描绘成一个“经济改革、政治保守”的独裁国家。胡主席在世人面前坚定地承诺:今后的中国,就是要“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从胡锦涛主席的讲话,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国在建设自己的民主政治方面的突破。中国的民主自信已经从排除对西方民主制度…     

威权类型与转型后民主:南美四国比较研究

本文立足于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的经验,试图证明威权政体的类型是决定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方面差异的关键性因素。威权政体的类型可以从三个方面透视,即组织化程度、核心利益方团结的程度、对公民社会中的民主势力进行分化和压制的程度。威权政体的类型直接决定了新旧政治势力围绕民主体制的建立、运转进行博弈的状态,我们可以将新旧势力围绕民主体制进行的博弈状态称为政治社会,而民主的巩固和民主质量只不过是政治社会的反映。在实现了民主转型之后,不同的威权政体之所以在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方面出现差异,关键在于这些新兴民主国家有着不同类型的初始威权政体,从而构造了不同类型的政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