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37年-1940年苏联的“援华抗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侵略中国,随后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崛起并不断扩张,使苏联被东西夹击的危险与日俱增,苏联对华实施消极的“联华防日”政策。一方面谴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抗战,恢复两国邦交,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另一方面,又谋求与日妥协,破坏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苏联对华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特征是,大力支持中国抗击日寇,却拒绝对日作战。本文拟对其“援华抗日”政策及其原因,加以探讨。     

试论1931-1932年苏联"联华防日"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对华采取了一种睦邻和援助中国革命同构的外交政策.因中东路事件,1929年7月17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到了1931年9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东北使其远东安全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苏联以此为契机,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本文拟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苏联对华实行的"联华防日"政策,略加探讨.     

九一八事变与苏联对华政策的缓慢转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仅危及中华民族的危亡,也威胁着苏联的远东安全.苏联以此为界点,开始缓慢调整对华政策.一方面,从道义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经,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邦交.另一方面,又重申和平外交方针,奉行中立立场,寻求与日妥协.同时,抨击国民党,要求中共结成"下层统一战线",反蒋反帝,武装保卫苏联.这种政策的初步改变,有力地推动了中苏关系的发展,鼓舞了中国的局部抗战,也给中国民族自卫战争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     

抗战后期苏联对华政策转变原因探析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后期，苏联对华政策发生改变，逐渐偏离前期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一致的原则，在对日宣战的问题上向中国索取利益。这种政策的演变主要是苏联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具有明显的二重性，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好转，苏联大国主义和满足其民族主义私利的一面就暴露无遗。同时美国的纵容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对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与苏联对华政策的缓慢转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仅危及中华民族的危亡,也威胁着苏联的远东安全。苏联以此为界点,开始缓慢调整对华政策。一方面,从道义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经,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邦交。另一方面,又重申和平外交方针,奉行中立立场,寻求与日妥协。同时,抨击国民党,要求中共结成“下层统一战线”,反蒋反帝,武装保卫苏联。这种政策的初步改变,有力地推动了中苏关系的发展,鼓舞了中国的局部抗战,也给中国民族自卫战争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     

二战时期苏联对日政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无论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苏联为了避免与东部的日本发生直接冲突，为对西部德国的即将入侵做充分准备，对日本采取了一系列争取其中立的政策。苏联对日的中立政策反映在中日战争中，就是既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又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和影响。苏联对日政策表现在中日战争中更严格地说：就是严守中立，在即保持中立的同时，又支持中国的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一直是苏联在远东的潜在敌人。尤其是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评析1931-1945年苏联对华政策

1931-1945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使得苏联的国家利益受到了威胁,苏联以国家利益至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准则,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和着眼点,不断地调整其对华政策.这种政策呈现出相对稳定的阶段性、多重性、矛盾性,对中国的民族战争产生了双重效果.     

九一八事变与苏联的不干涉政策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事变实行中立的不干涉政策,主要出于国家战略利益的考虑,即力图为其赢得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不干涉政策的策略意义在于避免卷入对日冲突,不给日本制造事端提供口实,同时又可利用它作为同日本进行外交斗争的工具。但苏联在实行不干涉政策时是把中立与道义相区分的,政策上表现为中立,道义上却体现出对中国抗日军民的同情。不干涉政策的实质是一种妥协,这本身无可非议。但苏联对日妥协中有损及中国主权的因素,使不干涉政策偏离了正确轨道。不干涉政策具有复杂性,但不能得出苏联鼓励日本侵略中国的结论。     

日本对华强硬为哪般?

今年以来,中日两国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外交对立和摩擦,两国政治关系因日本的频频挑衅而走向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这种局面的出现,责任显然在日方,是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日趋强硬的结果。一、日本频频挑起与中国的摩擦1.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不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这敏感时期,日本政府不仅没有对侵略历史进行很好的反省,反而采取了一些对中国和亚洲人民严重挑衅的行为。一是日本政府批准使用美化其侵略历史的教科书。早在上个世纪,日本右翼势力就不断出版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     

评析1931—1945年苏联对华政策

1931—1945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使得苏联的国家利益受到了威胁,苏联以国家利益至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准则,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和着眼点,不断地调整其对华政策。这种政策呈现出相对稳定的阶段性、多重性、矛盾性,对中国的民族战争产生了双重效果。     

从“认识你自己”到“成为你自己”——论人的生成维度、自由维度的开启

认识自我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人正是在“认识你自己”的过程中，才实现了自身的完善与超越。然而在对人自身的认识过程中，形成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把人的本质看做先验的或预成的。因此，现代人学思想要排除对人的本质规定，把人看做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创造、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人被认为是自由的生成之物，而不是固定的预成之物，于是便实现了对人自身的认识从人的本质维度向人的生成维度和自由维度的哲学转变。     

从“数字化”到“互联网+”:城市管理的多元共治之道

现代城市管理的有序推进,需要实现由一元管理到多元共治模式的转变。目前,我国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本质上仍为一种基于科层制的一元化管理,因而也就难以避免科层制带来的困境:囿于"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部门间的协调难以顺畅展开,基于专业分工的权责划分不够清晰,而行政主导下的管理活动亦缺乏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为此,应契合万物互联的新时代特点,建构"互联网+城市治理"的新模式,构筑扁平式的跨部门协作平台、职权分工基础上的综合管理平台以及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平台,进而形成城市管理的多元共治新格局。     

从“和平崛起”到“和谐世界”

"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是中国近期提出的外交新理念."和平崛起"是对以和平的方式,通过不断增强自身的相对实力,从而成为世界强国这一动态发展过程的理论阐述."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目标.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表明"和平崛起"的中国是维护世界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力量,展现了中国勇于承担世界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必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从"阶级论"到"人本论"

文章在分析"阶级论"提出原因的基础上,着重阐明从"阶级论"到"人本论"转折的历史必然性.认为这一转折反映了国民愿望,社会要求和时代呼唤,意味着"斗争哲学"转变为人文关怀、人性化的哲学,意味着对社会主体的看法从以一个阶级为社会主体转向以全体人民为主体.文章认为从"阶级论"到"人本论"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只有当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真正公平、正义和文明的社会;只有当人从物质中解放出来,"见物为见人"、以人为目的的时候,人才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

传统的发展观把经济发展作为发展的全部,从而导致对GDP的崇拜和迷信。但经济繁荣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稳定。如果没有政府宏观调控和积极的社会政策干预,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和其他社会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要求建立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共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和谐”的场域转换:从“抽象”到“现实”

古代的和谐观被到处使用,然而,无形中主词却被省去了——和谐承担者是谁?从马克思实践的思维方式看,古代的和谐观本质上是一种自然观的体悟思维,它不过是脱离了人学生成的"抽象和谐"。谈和谐的构建,就必须有一个内在场域的转换。实际上,它应当首先作为一种主体性的社会范畴内在于现实的实践过程,接受现实实践的矛盾推动。由实践承载和谐,缘生和谐样态,生成展现和谐。和谐受到实践的规定,规定着和谐的问题域与和谐的维度及类型。同时,和谐也在反生成实践。     

廖盖隆“文革”中拒绝“批邓”

对我来说,廖盖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是一位为人耿直,为学勤勉的师长.与他一起从延安过来的同辈称他老盖,我们这些后生则尊敬地称他为盖公.     

全球化与中国:从"挑战-回应"到"回应-创新"

全球化与中国的问题首先是个时间问题,我们要在社会历史发展逻辑的高度上认识中国参与全球化浪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化多元主义等立场上得出的反全球化结论,都有可能使中国利用世界市场提升本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努力落空,因而都是需要加以反对的。我们在敢于融入全球化的同时,又要善于融入全球化。我们绝对不能低估全球化的风险,但是,回应挑战、抵御风险的努力也要在全球化框架中进行,我们要走出“挑战—回应”的旧模式,代之以“回应—创新”的新模式,即以融入全球化为契机推进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     

怎样理解“公平”--读《哥达纲领批判》的一点体会

文章认为应该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理解公平,不存在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平,存在的只是具体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平标准。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我们的公平观应该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调整。     

从"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到"碎片化"的利益群体——改革开放30年与我国社会群体特征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改革以前的"整体型的社会聚合体"演变为今天的"碎片化"的利益群体.整体型社会聚合体是比较容易引发整体利益冲突的,而"碎片化"的社会群体,将利益分解、分散.使大规模的、整体的冲突失去了社会基础.而中国目前的现实是,由于社会利益结构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使得社会的多重利益交织在一起,而不是壁垒森严的裂痕型的或断裂型的分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阶层利益的碎片化、社会利益的碎片化减小了社会震动,有利于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