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民主的条件——论民主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角色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试图构造一种纯粹“政治的”自由主义理论，但批评者们认为，民主政治的过程与议题本身却在其中却被排除了，这使得“政治”自由主义的可能性成了疑问。本文力图证明，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目标不在民主的政治行动本身，而是寻求这种民主得以可能的条件。同时，它对这些条件的寻求乃是以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的方式进行的，通过这种方式，政治自由主义一方面保证了自己的政治性质，同时又把民主政治与公共领域的力量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结果，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成了公共领域的产物，而不是其对立面。这一点体现了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之闻的一个根本区别。     

公共性:一个解读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视角

如果说罗尔斯早期正义论的理论重心是"正义"(即"作为公平的正义"——相较于功利主义的效率正义),其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主题则变迁至"公共性"。从公共性的视角来看,"理性多元论"乃是后期罗尔斯学说的逻辑起点,"政治的正义"构成其公共性言说的基本诉求,"重叠共识"则是通达政治自由主义公共性的思想路径。罗尔斯的公共性建构对于正处在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具有极为现实而深远的启发意义。     

公共理性与合法性——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与《正义论》相比,《政治自由主义》有两点不同:第一,《正义论》的主题是正义,《政治自由主义》的主题则是合法性;第二,《正义论》的证明诉诸原初状态和道德心理学,而《政治自由主义》的证明则诉诸公共理性。两点不同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即罗尔斯都用公共理性来证明合法性。     

自律与合法性: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康德式重建

康德式道德人格理想与价值信念曾是罗尔斯确立正义原则的思想指南,康德式契约论和建构主义也是罗尔斯一度认可的证成模式.基于现代社会理性多元论的事实,罗尔斯最终否弃了康德式思想进路和道德信念.脱离康德实践哲学的基本理念,割裂个体自律与公共自律的关联,模糊达至共识与宽容的边界,导致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无法得到充分辩护.为此需要深入阐释康德实践哲学蕴含的公共自律精神,重构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确立合理的政治证成方案,进而为保障政治共同体的稳定与持存提供更坚实的思想方案.     

协商民主的类型和功能

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难题是如何解决“协商”与“决策”二元分离问题.罗尔斯主张协商民主只适用于“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等政治问题;而菲什金则将民主协商排除在代议制之外,推崇公民微型协商小组.哈贝马斯针对上述“单轨”协商民主及其二元分离问题,提出了正式公共领域与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双轨”理论,并通过公民与政府间的“交往之流”促使二者的融合;博曼的二元民主强调执法与公民的协商以勾连立法、执法与公民之间的协商;科恩则主张通过政党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促成二者的合一.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意味着在公共协商过程中只存在着一个主导着整个协商过程及其结果的单一理性;而多元理性论者古特曼等则认为：单一理性论者忽视了社会现实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等,因此主张“互惠原则”和“共融政治”.价值预设性协商民主强调价值、规范和程序的先定性,不免有强奸民意之嫌;价值待定性协商民主则力主：宪法只是一个对未来行动的一般承诺,具有持续性、对话性和再磋商性等.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建立健全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核心、以程序法治为主导、以宪法统治为保障的民主政治体制,当为可取.     

主导性自由主义及文化启示

史蒂芬·莫斯度(Stephen Macedo)是当今美国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代表作有《多元化与不信任》,《自由主义美德》等。他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主导性自由主义的建构上,他认为自由主义不是中立的制度建制,而是一种转化人们内心信念的力量。自由主义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塑造整个社会,即公共理性、法律施压、公民教育。虽然他是西方学者,他的理念本质上不适用于中国社会,但是他提倡的主动行为导向和改造人们心灵的方式值得借鉴。党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绝对离不开对人民内心的塑造,因此研究阐释莫斯度的主导性自由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价值。     

主导性自由主义及其启示

斯蒂芬·莫斯度[1]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主导性自由主义的建构上,他提倡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中立的制度建制,同时更是一种转化人们内心信念的力量。他认为自由主义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塑造整个社会:公共理性、法律施压和公民教育。他的自由主义理念所提倡的主动塑造行为导向和改造人们心灵的方式值得借鉴。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方面需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另一方面更需要对人民内心的塑造。探讨莫斯度诠释主导性自由主义作用的研究径路,发掘其自由主义理论供给,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构建政治权力的现代语境——公共权力的理论分析

本文试图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政治权力,把它视为是一种公共权力,旨 在探讨民主理性的政治制度。     

现代与后现代间的正义 --罗尔斯法哲学理论之进演

于功利主义主导法律和政治理论之际,罗尔斯的以社会契约为基础构建的正义理论使之发生了转变,在复兴了社会契约理论的同时亦光大了道德哲学.然而,随着后现代哲学反基础主义影响的日益扩大,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正义理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此种情况下,罗尔斯在后期的著作中对其进行了修正,完成了从普适正义到"重叠共识"的重大转变.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理性共识观论辩——以墨菲对罗尔斯、哈贝马斯理性共识观的批判为视角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倡导多元社会应当追求理性共识,墨菲对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共识"政治观、理性共识的基础、共识所服务的目的等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的合理之处在于,正确地指出了理性共识可能存在隐形压制,由民主制度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普世一统性,当代民主需包容多元与差异。但是墨菲的批判也有其局限性与偏颇之处,体现为:没有认识到共识政治观的合理性,也没有对理性的不同方面作出界分。从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政治哲学领域有关理性共识观的论辩,并进一步思考在政治生活中追求理性共识本身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政治理念及其当代困境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宇宙自然学说,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学说。董仲舒的“人副天数”的政治学说旨在从以“天”为本体的宇宙论推演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理人之法”,从而构建以阴阳五行为主干,以儒学为指归的具体政治制度。考察董仲舒的政治理论,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机制与现实指向,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具有借鉴意义。     

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

政治文化规定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指导和规范各种政治行为、影响政治过程,是政治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传统儒家和合文化为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文化为其提供发展方向的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政治思想呈多元化发展。如何整合社会政治文化,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是中国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任务。     

共和主义情境中的公民参与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长河中,民主一直具有迷人的魅力和强势的话语权.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主意味着参与,而围绕着民主政治中的公共参与如何施展,不同主义的话语体系给出了不同的释义和论证.与自由主义论辩的"劲敌"--共和主义,对公民参与有着独到和精辟的理论分析和证明.在共和主义的情境中,公民的参与围绕着如何在治理公共事务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而在公共领域展开的"言谈"和"论辩".公民在此表现的正是民主政治所要求的一种积极的言行,而不是扮演前现代政治的消极服从的"臣民"角色,更不是目光短浅的"地域民".这种在权利平等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和讨论是以一种宪政式的民主框架为保障,是修正选举式民主在现代政治运行中暴露出的弊端的基础上的论辩式民主.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的借鉴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在自由主义受到多元文化的外部挑战,代议制民主自身出现困境和公共领域与个人领域趋向两级分化等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其基本要素包括协商主体、协商客体、协商领域和包容、公开、平等、理性的基本价值理念等。党的十九大对协商民主有新的定位和新的发展要求,新时代协商民主发展仍可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找到有益的借鉴。     

论我国发达地区农村青年思想现状与引导——基于739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如何有效开展农村青年思想引导是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东部发达地区739住农村青年样本的调查发现,绝大部分青年在思想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肯定改革开放成绩,认同政治制度,参政议政意识强,抱有强烈的爱国心,关心国家大事,能理性地看待腐败、贫富差距和上访等社会现象,具有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但也有少部分青年存在信仰缺失问题,对现行政治政策认同度不高,迷信宗教,崇拜金钱,对成功幸福的理解过于狭隘。可采取加强正面灌输教育、树立身边先进典型、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增强社会实践参与、建立行业协会组织等措施来深入引导农村青年思想。     

当代中国的“私人信仰”陷阱

中国宗教传统中公私界限的模糊混淆,导致了国家权力秩序与宗教信仰的复杂关系。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是一种既基于宗教却又不完全基于宗教的信仰方式,十分独特而又难以把握。中国社会中公共信仰与私人信仰的彼此分别,促使其神圣资源分配原则在公共权力、社会与私人之间形成一种三角变量关系,而公共信仰及其对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其中的主要变量。因而,当人们只信任自己、不相信私人之外的存在的时候,就会最终导致信仰如何被信任的危机。要走出陷阱,就要促使私人信仰方式逐渐获得现代社会认可、理解的交往结构及其行动逻辑,为此,必须兼顾宗教信徒和国家公民的双重身份。这对于保障私人信仰及其权利、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坚持宗教发展中国化方向均有重要作用。     

民主体制下的理性怀疑与政治信任

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行与有效治理,既要政治信任的润滑,也要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民主体制下的政治信任"悖论"。在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中,理性怀疑有着明确的限度,即对政治角色、公共组织和公共政策的怀疑,特别是对政治角色的警惕与戒备。人性不确定性与权力工具性,构成了政治信任结构中理性怀疑的逻辑基础。民主体制运行中理性怀疑的有效展开,既需要将这种公共精神转化为相应的政治原则与政制形式,营造良好氛围,推动理性怀疑的制度化,也需要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提升民众理性怀疑能力,通过公共教育培育其理性怀疑品性。     

康有为和严复宪政思想比较研究

康有为从文明有机体的视角把宪法看作社会组织系统的一部分,他为中国设计的"宪政之路"是立足本土,走向具有超越西方色彩的普世主义宪政;严复则是从自由主义的理念出发理解宪法,追求一种"自东向西""走向自由"的民主宪政。严复所代表的政治"西化"倾向长期主导着近代中国的宪政实践,由此而生产出来的"宪法"因无公众力量和信仰体系的支撑,不可避免地沦落为当权势力勾画政治蓝图的"设计图纸"。     

从“弱势民主”到“强势民主”——本杰明·巴伯的参与式民主理论评析

本杰明.巴伯所建构的强势民主理论,是回应自由主义的一种参与式民主理论。巴伯批判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民主为弱势民主,并未充分实践民主的实质,相反却使得政治生活远离了个人而走向了精英垄断。巴伯主张以扩大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为核心的强势民主,来弥补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巴伯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对当前中国的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扩大公民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民主参与,培养民主意识,提高民主能力,走渐进性的参与民主之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战略。     

微博问政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微博问政可以提高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改进政府的社会管理、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但微博问政中网络政治参与的缺陷也会产生一定的现实问题和负面影响,甚至会导致政府陷入信用危机,这是本文探析之目的。该文结合我国目前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现实情况,辩证地看待了微博问政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笔者着力探求微博问政是否真正是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微博的出现对公共领域及民主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理性提出微博问政与现实政治制度的衔接以及如何实施规范化的管理,把握好微博问政的实际空间和尺度,引导公民理性、健康地进行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