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宝马彩票案与公证法起草

发生在2004年的西安宝马彩票案,暴露出的我国公证业所面临的问题。完善我国公证法律体系的当务之急是制定《公证法》。作者认为公证机构应当是行使国家证明权的社会中介组织,公证机构的设立应当按照地域设立,应当将彩票等事项规定为法定公证事项,公证程序应当详细完备,通过以上规定,保障公证活动的质量和国家证明权的公信力。     

论公证的证据效力

证据效力是公证的基本效力之一,也被视为公证与私证的主要区别。公证的证据效力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公证证明的内容属于司法认知的范畴;二是从证据材料的优先性来看,经过公证的书证证明力大于一般的书证。公证的公信力是公证证据效力的渊源,而相关法律规定也为这种公信力提供了保障。公证证据在诉讼证明中可以成为书证,经过公证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属于可予认知的内容,只是在形式上具有初步可信的证明效力,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辩驳和推翻的。目前,公证证据在我国仅适用于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应受到限制,一般不宜成为司法认知的对象、不能直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刑、民证据法之差异论纲

刑、民事诉讼目的的不同,导致刑、民事证据法在证据能力、证明力、证明方法、证明对象、证据调查原则、证明责任、法官形成心证的资料范围以及证明标准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国应当制定与各诉讼相适应的证据法典,或补充完善三大诉讼法中证据法的内容,而不宜制定统一证据法典。     

刑事证明基本问题反思

本文对刑事证明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实际上就是以“证据证明的事实”为根据;案件事实除了客观的案件事实外,还有形成的证据事实、收集的证据事实、举证的证据事实和认证的证据事实等;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应采“二元”结合的证明标准,体现“一个幅度”、“三个层次”,单纯的“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皆不可行;应当加强案件证据关系特别是印证关系的研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可合理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法则。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程序,具有保障人权、实现实体正义的价值。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尚存在辨方承担启动程序的初步举证责任不够合理、法庭启动调查程序的标准过于笼统和抽象、公诉人证明取证手段合法性缺乏公信力、调查程序缺乏法庭裁决、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混淆、缺乏救济程序等诸多缺陷,应当适当降低程序启动证明标准、细化启动规则、规范侦控方的证明方法、规定当庭裁定、建立救济制度,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论公文书实质证明力推定规则的限缩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4条确立了公文书的实质证明力推定规则，将作为真实公文书内容的待证事实推定为真，这在案件证明上具有重要意义。该规则具有我国特色，从应用范围和推定效力来看，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法域中原则上均没有直接参考。在我国法上，应当重新审视法院裁判就其认定事实的预决效力，从解释论上限缩其范围固然有助于缓解虚假诉讼带来的危害，但是由于该规则的理论依据阙如，在立法论上应予否定。处分性公文书诸如法院裁判文书、结婚证、不动产登记簿等能够实质证明法律行为作出的过程和内容，但其证明力不应扩大到书证中对其他事实的说明和认定。报道性公文书和私文书原则上不适用该法定证明力规则，但应注意识别相关实体法规则，并可考虑依据经验法则作出事实上的推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法问题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范围的扩展以及适用时点的提前,有必要构建相应的证据规则。在认罪协商失败后,对被告人的认罪陈述应当限制使用。通过不正协商方式获得的认罪陈述应当排除。对被告人认罪陈述的证明力应当加强审查。对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兼顾传统刑事诉讼原则与此类案件审理程序上的特点,分层次、分类型地进行设定。     

论公证核实的“度”

在公证实务中,为了提升公证质量,降低错证、假证的概率,公证机构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需进行核实。但公证核实要遵循适度原则,公证机构一方面要明确公证核实的广度,对应当核实和存疑核实的证明材料须尽到核实义务;另一方面要掌握公证核实深度,至少要做到法律真实,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达到客观真实。     

诉讼证明标准构造新论

在案件事实认定中,证明标准起着直接衡量全案证据链条复合证明力能否合理合法地推导出案件事实的重要作用。其结构基本都是由＂质＂与＂量＂两部分要素组成,我国诉讼法对证明标准的规定缺乏体系性和完整性,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加以完善。     

试论辨认笔录的证明力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没有对辨认作出适当的规定，辨认笔录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也就一直是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尽管在实践中，辨认笔录的证明力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但由于辨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辨认笔录的证明力并未达到充分的境地。从辨认本身所依据的规律出发，完善辨认的程序，是提高辨认笔录证明力的必然途径。     

破损书证的证明力研究

破损书证在司法实践中是十分常见的一种证据形态，而且书证的破损原因和具体样式也纷繁复杂，我国对这种常见的证据形态的证明力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这也导致了我国在诉讼审判实践中对这类证据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法官在判断时显得比较混乱，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当事人权利维护的不稳定性和实质司法公正性的下降。因此对破损书证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分析和研究对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破损证据认证和采信是大有益处的，同时也推动着司法公正的具体落实。     

解读与反思：传闻证据规则移植的中国立场

在有关我国刑事证据法立法的探讨当中,主流观点主张应当移植传闻证据规则用于解决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等痼疾。但是传闻证据规则生长于英美法系国家,以陪审团制度、对抗制度和集中审判制度为背景;况且支撑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本身也并非无可辩驳。中国的诉讼环境不适宜植入传闻证据规则,对待传闻证据我们应当将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予以剥离：承认其证据能力但对证明力作出一定的限制。     

论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基于比较法的思考

不论是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还是大陆法系的鉴定人制度，鉴定专家都需要出庭，并就鉴定结果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而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人不出庭，导致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无法受到有效的检验；而且在证据能力和证明的关系问题上，证据能力缺乏独立的品格，附属于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未来我国需要从鉴定人出庭、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庭审的实质化，以及树立证据能力的独立品格等方面来彻底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     

真实、合法：公证证明标准之新思考

2014年5月1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关于公证“过错”的认定再度引发了公证业界对公证证明标准的热议。长期以来,“真实”、“合法”作为公证证明的基本标准为社会各界所认同,实践中关于“真实”、“合法”的探讨也并不少见,但大都蜻蜓点水,仅停留于释法性的字面解读,致使原本耳熟能详的“真实”、“合法”之语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颇多歧见,让人无所适从。因此,有必要立足于公证实务需要,分门别类对“真实”、“合法”在公证证明标准语境下的多重语义进行梳理,才能更加全面理解“真实”、“合法”之内涵,确切把握“真实”、“合法”之尺度,理性对待公证“过错”责任。     

论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

按照不当得利制度要求,受害人主张返还利益时应当就无法律上原因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然而,现实中不当得利的情形错综复杂,简单地适用划一标准分配证明责任可能会导致严重不公正现象的发生。通过比较分析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我们认为应当区分不当得利的不同情形,针对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及其各自特殊情形,适用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完善我国的不当得利制度。     

现场指纹的证明力不容置疑

现代世界各国均重视指纹技术在刑侦中的应用,庭审认证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所生之物。确立科学合理的证明标准以及相应的保障是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当务之急,在证据法中不仅要规定举证、质证、认证等证据规则,而县要设置一些有关证明力的规则。     

论诉讼中的公证证据

公证是一种预防性的非讼证明程序,与审判程序虽然不同但存在联系,公证证据具有证据效力,可以在诉讼中使用.公证证据具有出具主体特定、程序法定、意思自治与国家行为结合以及具有法定证明效力等特征.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或地区均承认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明效力,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据效力.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必须符...     

我国定罪标准的操作性解释——兼评对定罪标准的三种误读

新定罪标准是一个价值追求、评价对象多元的标准体系,既包含了针对单个证据的证据能力标准,也包括了针对作为整体之证据体系的证明力标准。证据能力标准是由庞杂的证据能力规则编织而成的一张刚性的网,而证明力标准则是蕴含了客观证据与人的主观因素之互动的弹性标准。定罪标准是以由单个证据评价到整体评价,由刚性评价到弹性评价为内在逻辑的多层次体系。刑事证据法现代化转型背景下,价值多元和自由证明原则是妥当解释新定罪标准的两个基点,对于这两点的无视、否认或认识不清,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对定罪标准的单一化、客观化、扁平化误读之根本原因。     

浅议现场指纹的证明力

现代世界各国均十分重视指纹技术在刑侦工作中的应用,而庭审认证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的,这就要求在证据法中不仅要规定举证、质证、认证等证据规则,而且要设置一些有关证明力的规则。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证明标准以及相应的保障是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当务之急。     

对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内涵的探究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是两种重要的证据制度,但学界对二者内涵的认识却存在颇多分歧。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可以探究出这两种证据制度的真实内涵为“证明力的判断方法和证明标准的规定”。据此,我国的诉讼证明模式毫无疑问地应该采取让法官自己去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自由心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