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协助钱瑛工作的日子

1945年,党的七大开完之后,中央决定让方方同志和我回南方去工作。将离开延安的时候,刘少奇同志找我们去谈话。他说,日本投降了,我军准备去解放东北;但南方还要准备有五年到十年的黑暗时期,甚至三个五年计划。他鼓励我们要做好工作,说做好了广东、福建的工作,便是插向敌人后方的两把刀子。12月16日,我们便同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何莲芝还有林伯渠夫妇一起,乘飞机回到重庆。 1946年初,国、共和美国政府三方代表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方方被任命为第八小组中共代表,出发去同国民党谈判。钱瑛同志告诉我说,邓颖超大姐想留我在重庆帮助她搞统战工作。我说我只搞过地下工作,统战工作不熟悉,怕搞不好。钱瑛说,那就帮我搞组织工作吧,你来负责广东方面的工作——你代表方方,协助搞你们山头的工作。那时候,广东纷纷来人,到重庆找组织关系;他们多半是由于1942年南委事件暂时停止组织活动后,失去组织联系的。 这样,从1946年1月起,我便在重庆协助钱瑛同志工作了。同我一起的,还有一位周     

高原曙光——中共地下组织在贵州之十一

1948年底1949年初,中共黔北工委的负责人张立为寻找党的上级组织到了上海,不久又辗转到达香港,于2月11日至17日向中共中央上海局城工部并负责青年工作的黄林(朱语今)详细汇报了贵州的工作情况.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贵州党组织急需恢复领导的实际,上海局负责人钱瑛决定派张立等到贵州开展工作,并指示:由张立、刘镕铸、蔡之诚3人组成"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张立任书记,由中共中央上海局香港分局直接领导;贵州的工作重点放在贵阳等大城市,不搞武装斗争;要注意隐蔽力量,发动和保护群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工作方式方法,争取上层人物,打入敌人内部,着重分化策反、护厂护校、保护交通、迎接解放、配合接管.     

1949在中南海

1949年4月15日,我们西南地下党的同志来到北平,在前门车站,由中央城工部副部长高文华来接钱瑛大姐和地下党同志。我们川东地下党有四位同志,即姜伯言、刘慎修、赵隆侃和我。中南海是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城工部驻在这里。当晚,办了几桌酒席来欢迎钱瑛和地下党的同志,一再表示:“来自蒋管区的同志,辛苦了。”为了照顾我们,规定我们吃了三天大米饭,然后吃小米,一     

我对南方局正确领导的切身体会

收到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琤编著的《红岩儿女》一书后,我先将书中有关我和我熟悉的贾唯英、马识途的叙述浏览了一遍。这些已经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本来早已淡忘,哪知看了以后,因为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而往事并不如烟,所以又重新显现在自己的眼前,使我感到既亲切,又兴奋,甚至神往。我于1938年春在湖北汤池训练班入党,1939年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直到1949年解放为止,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南方局(包括南方局演变而来的南京局、上海局)领导系统下工作。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长期是我的上级领导人,其间1942-1945年钱瑛回延安,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于江震是我的上级领导人,西南解放初期,他任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兼青年团西南工委书记,当时我是青年团西南工委的组织部长,他又是我的直接领导。20世纪40年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酷统治进行斗争的十年期间,虽然白色恐怖有时异常严重,随时有掉脑袋的危险,但是我作为一个献身革命的党员,总是心情舒畅,劲头十足。一方面时刻警惕着敌特的动静,另一方面又密切注视着群众情绪的变化,不失时机地抓住群众最渴望解决的问题,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有策略、有步骤地争取解决,从而打开了工作局面。解放以后,开始我决心...     

湖南和平解放亲历记

1999年8月5日,是湖南宣告和平解放50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我亲历的种种情景,至今仍留在脑海里,永远不会淡忘。 一、从武汉潜赴长沙,执行秘密使命 1949年5月中旬,我跟着时任华中局委员、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的钱瑛随大军南下,来到武汉市。6月中旬的一天,钱瑛同志找我说,中共湖南省工委(简称湘省工委或省工委)送来了两份材料:一份是程潜给毛主席的备忘录,原件已报中央,程潜要求和平起义,并提出了起义后组成临时军政机构,在我党领导下改编起义部队的意见;一份是湖南省工委的密写报告。她让我看了原件,还讲了湘省工委干部刘尚文向她口头汇报的情况。钱瑛和我谈话时,介绍了湘省工委领导情况,说他们对程潜等人的争取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得到了党中央和上海局的充分肯定。但华中局和她看了他们的密写报告,听了刘尚文口头汇报后,也很担心,担心湖南地下党同志在新的形势下,对新的任务、新的斗争方式、工作方法认识不够清楚;对党中央在辽沈、平津战役后关于待解放城市、地区地下党的基本任务是组织群众,全力保护城     

解放战争时期的川东地下斗争

1945年3月回延安参加“七大”，我是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代表四川组的成员，“七大”以后，周副主席（当时对周恩来同志的通称）指示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廖志高同志，要他抽调一部分七大代表（在国统区没有大暴露的人）到国统区工作，决定派我再回四川工作。当时美国在延安有个美军观察组，常有飞机来往于重庆——延安。1946年1月，我坐美国人的飞机约半天时间到了重庆，来到了中共南方局。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和副部长于江震两人同我谈话，决定派我到秀山去开展工作。     

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的传奇人生(二)

<正>五1931年至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工作遭遇灭顶之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共秘密组织屡遭破坏,中共中央机关和临时中央机关先后转移到江西瑞金,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钱瑛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注定要经历人生最严峻的考验。为了防止洪湖地区敌人的追捕,钱瑛此时化名彭友姑,出于保密需要,隐瞒了在洪湖地区闹革命的经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防范措施,后来救了钱瑛一命。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钱瑛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     

“上海革命局”的“李同志”不是李汉俊，而是李大钊——兼谈李汉俊亦是上海革命局成员

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写信，其开头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3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①最后部分说：“《中国社会主义报》出版者李同志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他收到了沃兹涅先斯基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要求给莫斯科邮寄他们出版的各期报纸。今天我们就把现有各期寄出。”②这段话还有另一种译法：“沃兹涅先斯基从莫斯科寄来了李同志的《中国社会主义报》，李是我们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成员。”     

认真抓好“七个结合” 落实党建工作标准

中铁上海工程局一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党委在贯彻落实项目党建工作标准化工作中做到“七个结合”，在夯实项目党建基础工作的同时，使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使企业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得到了稳步提升，为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和强有力的动力支持。     

王汉斌五见“钱大姐”

正王汉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1925年出生在缅甸仰光,福建惠安人。1941年2月在缅甸仰光华侨中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仰光区委委员、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队员。1942年华侨战时工作队撤离缅甸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先后担任中共西南联合大学地下党和中共北平(南系)学委负责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后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部部长钱瑛的     

开辟与建设西康工作的一支生力军

一、革命热情１９５０年元旦，我进入成都。川西区党委决定在成都招一批知识青年，经过短期培训，参与开辟西康（原为省，后合并四川）的工作。很快一座革命的熔炉诞生了，这就是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以下简称西干校）。我和其他几十位同志一起接受了这个任务，１月中旬，学校领导在华西坝召开会议，布置招生事宜。我们工作人员在贴出招生广告的同时，分赴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开展招生工作。当天的报名情况证明，我们原来对成都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在学校临时办公地办理登记的桌子都从门口挤到中间了。领导马上决定，所有工作…     

中共中央在沪机构(含代表机构)在沪召开的重要会议

中共中央在沪机构：中共中央局（１９２１．７－１９２２.１０；１９２３．４－１９２３．６；１９２３．９－１９２７．４）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中央局设在上海，领导全国党的工作。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局曾一度迁至北京，１９２３年４月迁回上海。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及其他中央负责人都到广州筹备召开“三大”。“三大”决定中央设在上海。当年９月中共中央局委员除谭平山任驻粤委员外，都到上海工作。直至１９２７年４月…     

张掖地区民主评议行风紧抓五个环节

本刊讯（吴明报道）张掖地区在地、县（市）两个层面确定工商、邮电、公安、国税四个行业共２０个处（局）先行开展了民主评议行风的试点。由于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周密部署，质量上严格要求，切实加强了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     

建“支部网站”促“两新”党建

自2007年9月，市社会工作党委举办“上海‘两新’组织综合服务平台”和“上海‘两新’互动网”（简称“一台一网”）培训以来，湖南社区（街道）综合党委在市社会工作党委信息化项目组和徐汇区委组织部的指导下，着力推进包括“支部网站”建设在内的“两新”组织信息化工作。截止到2008年7月底，湖南社区（街道）综合党委已在“上海‘两新’互动网”上开通并上线了8家“支部网站”，已组织开展了9次“网上组织生活”。     

我为陈毅重要讲话作记录

关于陈毅在丹阳入城纪律讲话这件史实，47年前是我把这篇7千多字的讲话记录下来（作为解放后上海的文献资料第一篇刊登在《陈毅在上海》一书中）的。1949年4月24日，我被编在中共华东局社会部的干部队伍里，从扬州江边渡过长江到达丹阳参加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驻在丹阳城南门外大王庙内。当时，在组织领导下忙于拟写和印制接管上海市的布告、命令、指导刻印接管的各种图章等。丹阳城内能买到的印刷纸张全卖光了，能刻图章的工匠都集中起来工作了。5月10日清早，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周林当面交代我说，陈军长今天要作报告（人们习惯用新四军军…     

我在北京工作的几个片段

（一）在北京市建设局的两件事。1949年2月2日我党接管北平市，我是第一批进城的干部，先是领导接管北平市工务局．成立建设局，并在建设局工作。一年零二个月。在那段时间里，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组织领导颐香路的建设工程；二是建设为开国大典而进行的天安门工程。     

真实，才能教育人－忆康克清大姐的教导

真实，才能教育人－忆康克清大姐的教导袁荻礼在朱德故居纪念馆工作期间，我数次见到一代女杰康克清大姐，很多感人的情景，至今在眼前萦回。尤其在１９８６年７月６日，朱老总逝世１０周年时，为调整充实展厅的陈列内容，我曾拜访康大姐，这次特别使我获益匪浅，难以忘怀...     

朱德关于中纪委近月来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

朱德关于中纪委近月来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一九五○年三月九日）毛主席：现将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直属各部门、各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组织状况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近月来的工作情况报告给你，作为第二次的工作报告。（一）各地中央局、分局、省、市和...     

谁是营救王孝和等同志的组织参与者?

1948年4月，上海国民党当局的特务秘密逮捕了上海电力公司职工王孝和、吴国桢、张世宝等同志，一手策划制造了“王孝和事件”。在这一事件发生后，是谁组织、参与了营救工作，并支持王孝和等同志对国民党特务作坚决的斗争？目前有三种说法：第一种，中共上海市委和中共上海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简称工委）全力组织营救工作（见《上海工运史料》1988年第4期）。第二种据是王孝和一案中吴国极的辩护律师程孟明说，因特刑庭审判中不让律师出庭，他从上海到南京找到最高检察长杨兆龙．在杨兆龙的指点下，程孟明在小报上开展“新闻攻势”，由于杨…     

成渝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团结战斗在大后方

<正>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工作者的团体。1937年11月8日，由范长江、陈同生、恽逸群等人在上海发起创办，1938年3月30日在湖北汉口正式成立。全民族抗战时期，青记成为团结进步青年新闻记者的中心。创办时有武汉、成都、长沙和上海4个分会，随后发展增加到（包括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内）25个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