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角色分析

由于亚太地区的政治多样性和差异性,导致地区合作进程出现结构性领导权的缺位,使得中小国家集团——东盟充当了倡导型的领导者角色。冷战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是以东盟为主轴而展开的。东盟组织发起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是目前亚太地区唯一涉及整个地区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东盟方式"凝聚了东南亚一体化的宝贵经验并贯穿了合作安全的思想,扩展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行为规范和原则。在较长时期内,亚太地区这种小国领导大国的安全合作模式仍然具有存在价值和不可替代性。     

理想与现实:非盟与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建构

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束,非洲大陆面临的历史主题已由“求独立”发展到“求和平”、“求发展”。维护非洲大陆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成为非盟继经济发展之后的又一主要历史任务。相比非统而言,非盟在安全机制的设计、自主维和原则的创新、区域意识的塑造等方面有许多重大历史突破。但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理想预期与实际效果之间还有巨大差距,政治热忱与现实困境之间也存在巨大反差,这是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发展不可回避的事实,也是当前非洲政治发展必须设法解决的头等大事。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进一步发展还必须正视几个重大问题,诸如怎样处理冲突控制中的干预政策(“非漠视”原则)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如何协调自主维和原则与争取外援的关系等。     

东南亚地区海事安全合作的国际化:东盟海事论坛的角色

安全国际化是东南亚国家实现安全的基本途径,推动国际海事安全合作是东南亚国家在海事领域实现安全的重要表现。为了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美国和日本一直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主导角色。东盟海事论坛成立后,东盟在本地区海事安全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得以机制化并为大国所承认。东盟海事论坛及扩大会议为东盟国家与美国、日本和中国开展海事安全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有助于保障东南亚海域的安全,提高东盟国家的海事行动能力,提升东盟总体的地区治理能力。然而,"东盟方式"、大国权势竞争以及地区海洋争端,也制约着这一海事安全合作机制的深化和拓展,讨论南海争端等问题则更有可能加剧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安全外交与地区多边机制

中国安全外交的界定具有内涵与外延不断演进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应对国内安全问题时所承受的外交压力,并因此而采取的因应新安全观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国安全外交体现了中国综合运用外交手段应对和解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新思维,超越了将安全问题与外交手段简单结合的传统思维,满足了当前形势下各国处理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新要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下对国际和国内安全治理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国家安全、传统安全和联盟安全,增强了对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认识。中国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安全外交具有一致性特征,反映出中国试图促进更为包容、更加有效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消除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安全外交也处于快速演进过程中,效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随着中国提出并逐渐充实和完善亚洲新安全观,中国安全外交也将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东盟安全机制及其特点探究

冷战时期,东盟将美苏角力、分离主义等视为威胁东南亚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孱弱的东南亚各国为了化解威胁,一方面积极推进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步伐,另一方面努力探索东盟安全机制的构建。1967年东盟正式成立后,东盟先后签署和发布了《曼谷宣言》、《吉隆坡宣言》、《巴厘协议》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系列条约、协议和宣言就东盟安全机制的决策机构、运行原则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界定,东盟安全机制初露端倪。在其四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东盟安全机制框架逐步形成,主要表现在多元安全决策主体体制的确立、安全运行原则的恪守以及争端处置程序的设定等方面。尽管此机制框架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它在化解东南亚国家安全问题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性保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需要警醒的是,东盟安全机制所彰显出的大国平衡性、制约中国的针对性和多边主义转型的时代性,对中国周边特别是南海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必须及时做出战略性应对。     

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安全：现实挑战与对策思考

当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安全受到了诸多挑战,包括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性问题治理时对国家主权的合理干预和限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主权造成的侵害,也包括强权政治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安全构成的现实威胁甚至剥夺一国的主权。挑战发展中国家主权安全的主体是西方大国和跨国行为体。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中国的主权安全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树立国家主权新观念是中国维护主权安全的基本对策。     

关于非盟青年战略问题的思考

随着非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非盟的青年战略日益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运作机制.除了努力为青年提供更好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非盟也通过非盟青年论坛等平台鼓励青年人参与非盟事务的讨论与决策,期望青年真正成为非洲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非盟在推进青年战略的过程中,既需要克服非洲内部存在的困难,也需要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     

非洲萨赫勒地区问题:国际社会的努力及挑战

近年来,萨赫勒地区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以联合国、西共体、非盟、欧盟等全球和地区组织以及法国、美国、中国等大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为解决萨赫勒地区问题做出了多种努力.但由于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多维性和跨境性的特点,国际社会面临如何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与协同应对、尊重非洲地区人民的自主权、在兼顾安全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解决根源性问题以及警惕外部势力借解决地区问题之机使“新干涉主义”在非洲合法化等诸多挑战.面对一些西方大国以反恐名义不断扩大其在非洲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中国如何在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下,充分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的活动平台,加强与非盟和西共体等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沟通和磋商,积极参与非洲区域和平与安全建设,既维护中国在非洲不断发展和深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也有力支持非洲地区国家实现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是中国对非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从刚果（金）冲突与达尔富尔危机看中国对非安全政策的新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联合国、非洲联盟等多边机制开始积极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并逐步呈现出一些特点和趋势。中国在对刚果（金）冲突与达尔富尔危机中的行动参与,较为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对非洲安全政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在两场冲突中,中国政府通过派遣维和部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利用多边以及双边关系、灵活处理尊重主权完整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对冲突的缓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中非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在非洲利益的进一步拓展以及西方、非洲与中国之间互动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对非洲和平与安全进程的参与必将有新的发展。     

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角色定位研究

冷战结束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机制建设和具体经济成果方面成绩显著,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小国主导,大国积极参与。无论是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还是在“10 1”、“10 3”发展机制中,东盟都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东盟针对东亚的战略格局而采取灵活的平衡大国战略;中日对东盟的“身份界定”基本一致;东盟倡导的合作机制为东盟的角色提供了制度保障。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东盟的主导角色符合东亚地区独特的环境,并将呈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小国领导大国”的奇特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     

环境安全面临的威胁及解决途径

环境安全是环境领域与安全领域交叉而形成的新概念 ,环境安全面临的威胁主要是严重的环境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发展构成的危机和威胁 ,严重恶化的环境问题引起国际局势紧张、引发国际冲突、甚至导致局部战争 ,危及有关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以及生态威胁论对国际关系的毒化和对主权的挑战。因此 ,要通过建立国际解决机制 ,推动国际环境合作 ,来实现环境安全和国家环境安全。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非洲维和伙伴关系:联合国维和改革与中国的角色

构建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是联合国维和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提升联合国非洲维和有效性的重要方式。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的构建主要包括联合国维和体系内部的伙伴关系、联合国与非盟的伙伴关系、联合国与非洲新的安全范式的伙伴关系等方面。非洲维和伙伴关系的建设对安理会大国的意愿、维和决策中各相关方的协调、联合国维和的功能和角色转换以及非洲自身的安全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构建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为中国更好地参与联合国维和以及非洲和平安全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     

“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网络安全挑战与治理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重塑国家之责:人的安全保护、冲突与治理

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人的安全"观是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重要内容。人的安全受多维度影响。其中一个或几个维度出现问题,人的安全就受到威胁;威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冲突。这些维度构成冲突诱因。冲突诱因呈现多元化。有的诱因与冲突相关度较低,有的诱因对诱发冲突具有乘数效应。就触发状态而言,冲突可能由单一因素诱发,亦可由多种因素叠加引发。如果治理失当,会导致冲突恶化。一个国家要有效地治理冲突,就应当对导致冲突的诱因及相关度有深刻理解,如此方可对症下药。人的安全概念、国家保护责任与新干预主义是相继形成的三个概念。应当说,尽管以人为中心的安全框架日益被全球关注,但应当采取何种治理形式,何种治理形式属于最优方案,在国际社会中并未达成共识。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保护人的安全的责任首先在于当事国政府。主权原则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解决人的安全问题必须遵守的根本准则。     

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

冷战后东北亚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及诸多的现实威胁,使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成为必然;而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朝鲜半岛的缓和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使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成为可能。在东北亚已经逐渐形成了“两个轨道”下的安全合作。中国应积极参与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     

以实力保安全,还是以治理谋安全?——两种网络安全战略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网络安全,正日趋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理论研究与实践行动的重要内容,从实现网络安全目标的主要途径来区分,可以分为以实力保安全和以治理谋安全两种不同的战略选择。以实力保安全可被视为"先占者主权"原则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实践,强调国家自身的实力和能力要素,倾向于将单一或者少数国家的网络安全标准扩展为全球网络安全的共同标准,美国的网络安全战略是以实力保安全的典型体现。以治理谋安全则可被视为"人类共同财产"原则在网络领域的实践,其最大的特点是将网络空间的安全与稳定看做一个整体,借助维系整体的安全来保障不同实力国家都能比较均等地免受来自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享受网络空间发展带来的收益,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在联合国框架内提出的网络安全行为准则文件是以治理谋安全的初步体现。从发展趋势来看,两种不同网络安全战略的竞争性共存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要避免在网络空间重现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确保人类社会进一步从网络空间的发展中受益,就必须努力促成以治理谋安全成为支配性的原则。     

论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基于力量结构、国际机制和观念互动的考察

探讨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力量结构上,传统大国的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反向而行,但存在局部反弹的可能性;新兴大国的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同向而行,但仍存在不确定性;新的国际力量结构短期内尚难定型,国家间的战略博弈日趋复杂激烈。在国际机制上,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面临深刻挑战,其能力赤字短期内难有重大改善;新的全球治理机制陆续产生,但数量有限,基本功能尚待完善;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围绕国际规范展开激烈博弈,彼此互有攻守。在观念互动上,反思与重构是全球思想领域的两大主题,利益共同体观念凸显,命运共同体观念有可能形成。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既存在相对稳定的方面,也的确面临诸多变化和发展,为此需要加强战略思维、战略设计和战略运筹,以塑造一个安全、有利、友善和总体可控的全球战略环境。     

经济全球化、人的安全与治理

人的安全是人的发展之重要条件,它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性,具体表现在全球性生产、人口迁徙、生产的新模式、传统领土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资源竞争、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难以单独有效地应对人的安全的难题,在人的安全治理上不仅需要国家的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结构。面对人的安全,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以合作姿态来帮助相关国家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超国家主体干预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治理结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全结构;治理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目前由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效果不彰。要改善人的安全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民主赤字"。     

背景知识、关系情境与东盟安全合作实践

东盟安全合作何以经历从内向型到开放型、从"中立化"到"东盟中心"的转变?传统解释通常采取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存在过度简化现实的不足,未能就变化的触发机制、合作的演进逻辑等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本文在借鉴实践理论和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综合性的分析视角。安全合作实践是稳定与变化的统一体,是在特定关系情境中以背景知识为导向的有意义的规律性活动。背景知识决定了实践的边界与方式,关系情境促使实践者寻求安全关系的亲疏均衡。在实践中背景知识得到反复确认与巩固,反过来增强了实践的路径依赖性,关系均衡状态也有利于实践延续。当遵循先前路径的合作实践与变化了的关系情境产生矛盾,实践者的反思意识会被唤醒,推动实践转化和背景知识更新,促使实践者寻求新的关系均衡状态。从最初的中立化到柬埔寨冲突中发生转变,再到冷战后形成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本文通过考察东盟安全合作实践,认为关于安全问题的背景知识和东盟所处的安全关系情境共同决定了东盟安全合作实践的生成、运行和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