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和收益是影响民众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互联网将降低民众政治参与的社会化成本和活动成本。网络信息技术也将使民众的利益要求得以便捷地输入政治体系,而电子政府则使民众利益要求得到保障。在良性互动过程中,民众的政治效能感、政治信赖感和政治责任感将进一步增强。     

腐败与反腐败的收益成本博弈及对策研究

腐败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比较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腐败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收益和成本与反腐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博弈。收益高、成本低是当前腐败现象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运用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理论,对腐败收益和成本的构成因素以及与反腐败收益和成本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提高腐败成本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发展趋势。     

侦查行为的经济分析

运用经济学相关概念、原理和方法分析侦查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最佳配比,是优化侦查资源配置,提升侦查效率的途径之一.侦查行为的成本包括权力成本和物质成本.侦查行为的收益包括物质性收益和非物质性收益.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对个案侦查、侦查机关和国家的侦查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可以为合理配置侦查资源提供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侦查行为的经济分析也存在权力成本难以精确量化、非物质性收益具有不确定性、预设的理论前提与现实不完全相符等局限和不足.     

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扩大和深化公众参与是重要因素之一。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的"需要"由"胜任""自主""归属"等三者构成;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认为,公共管理者要关注集体偏好、重视政治作用、推行网络治理、重新定位民主与效率的关系等。自我决定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之间能够形成耦合互动的对应逻辑,从而构建了公众参与"动机—动员—机会"的理论框架。依据该理论框架,市域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的实践路径包括公众参与"需要"中的"胜任、自主和归属"分别激发出不同的参与动机、政府基于公共价值进行的"动员"以及扩大"动机激发""价值动员"二者交集的"有效机会"。     

代际和公私观念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基于“80后”与“80前”的比较

本文以北京奥运会为问卷调查背景,考察了"80后"和"80前"在先公后私和公共参与的差异以及代际对先公后私和公共参与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80后"在公私观念、公共参与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代际在公私观念对公共参与的影响中起着调节作用。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路径选择

公民参与有助于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合法化和理性化。公民参与必须具有自愿性、平等性、有效性,但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中还存在着任意性、非透明性以及公民参与的不平衡和公民参与文化的不足等问题,必须完善公共决策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增强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形成"善治"的社会治理理念。     

论立法成本

立法成本是指立法过程中的全部费用的支出 ,它有立法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必要成本与非必要成本、总量成本与边际成本、物质成本与精神成本以及立法的自身工作成本之分 ,在立法实践中 ,立法自身的工作成本与社会成本通常发生冲突。影响立法成本的因素有法律规范的调整机制、立法社会条件的成熟程度以及立法机制等。降低立法成本是使立法的总量成本有所减少 ,从成本构成看是降低立法的可变成本     

公共工程项目社会评价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研究

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在公共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强制拆迁和土地征用的矛盾。公共工程项目的建设事实上是一个利益均衡、利益分配的过程,但是由于没有充分的公众参与,只有少数领导和专家在由他们的意志决定着影响公众巨大利益的分配。就公众参与在国内的一些问题和现状进行分析,最后用"设计桥"对公众参与的有效性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策研究

对公共文化事务的参与,既是现代民主精神的体现,更是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表现,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真正满足公民公共文化需求,消除政府供给机制弊端,促进公民有序地参与公共文化事务等。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仍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和问题,影响其发展。主要表现在：公民个人参与意识和能力有待加强;社区文化发展不充分,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社区文化服务体系;非政府组织发展不足,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公共文化责任意识淡薄等。为此,应通过提高公民个人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强社区文化建设,规范运作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第三部门,充分发挥其作用;增强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的社会责任,鼓励其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等对策,促进和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公民参与。     

论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是政府公共管理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使政府的社会服务更具有可选择性和向"公共服务"的治理理念转变。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导致辨别网络政治参与信息真伪的困难性、非理性化发展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转变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形成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回应机制。     

试析封建政治意识对当今我国女性政治参与的影响

女性政治参与,是指女性群体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活动。女性政治参与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政治参与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同时也存在许多制约女性政治参与的因素,从我国女性参政的现状着手,分析封建政治意识对女性政治参与的影响。包括三方面:女性文化素质,女性经济地位以及女性参政意识。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府成本构成与控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涉及到公民、社会、政府、自然、市场的系统工程。本文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针对目前对政府成本的多种界定方式，分析了政府成本的构成包括显性和隐性成本；其控制途径要按照收益来衡量成本，其投入要保证能提供建设和谐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尽量降低隐性成本。     

行动者网络参与与社区营造的再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区适用性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和治理手段逐渐多元，社区营造日渐兴起并成为各地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聚焦其与社区营造之间的契合性，通过构建“结构（模式）—过程—功能”解释框架来分析行动者网络参与的社区营造再生产。研究发现：从结构（模式）上来看，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与作为非行政主体的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形成了行政主导、社会自发以及政社复合的社区营造模式；从过程上来看，政社复合模式作为理想的社区营造模式，其实践过程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多元行动者在不同阶段行动策略的推动下实现了从阶梯式参与到链接式参与再到分布式参与的动态过程；从功能上来看，社区营造是一种包含了空间整治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营造，能够在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通过不同行动主体的组织动员以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共同体培育。因此，社区营造作为弥补基层治理短板、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能够撬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与建设中来，构建融合共生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公共政策执行:目标群体的遵从收益与成本视角——以一项农村公共产品政策在三个村的执行为例

公共政策的目标群体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环节,其成员对公共政策遵从与否的行动策略直接决定着公共政策的执行成败。一项农村公共产品政策在三个村的执行过程和结果表明,目标群体成员遵从与否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其对公共政策遵从收益和遵从成本的权衡。随着我国社会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目标群体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别逐渐扩大,不同目标群体成员在同一项公共政策中的遵从收益和遵从成本情况也越来越呈现多样化,这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提出了挑战。要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水平,就需要提高公共政策对不同目标群体成员利益的整合和协调功能,增加目标群体成员的遵从收益,减少其遵从成本,并努力实行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机制。     

我国大学生公民参与状况的调查报告

本文基于对全国各地若干省份高校学生的实证调查,认为当代中国的大学生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参与意识,他们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具有较高的参与积极性;然而在人大代表选举中,许多大学生却表现出相当的被动和冷漠现象。尽管部分大学生具有追求物质享乐的倾向,许多大学生具有功利主义的参与倾向,但并不能淹没其公共精神和济世情怀。     

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异化"的原因及其整治路径

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异化"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探究了现象的原因,论证了领导干部选择职务消费"异化"行为是一个对其行为的成本-收益的分析、比较的过程,是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异化"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所预期的"异化"行为所带来的理性约束成本过小.本文从界定产权角度提出了整治路径--实现职务消费的薪酬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可操作性的措施.     

引导公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伴随着社会管理创新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只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才可以使社会组织有效发挥作用。在对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公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现状,运用因子分析得出公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因素,运用回归分析对其影响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在此研究基础上从公民、政府和社会组织三条路径提出包括教育宣传、制度引导、机制保障和行动落实等四个方面的引导公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对策建议。     

城市空巢老人社会参与问题调研

目前,我国城市大量的空巢老人有社会参与的需求和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参与的水平还比较低,除了文体活动参与意愿上升以外,经济参与渠道稀少,政治参与热情下降,社会交往对象"老旧"。影响我国城市空巢老人社会参与的因素有:空巢老人自身素质状况参差不齐,社会参与意识存在偏差,一些社会参与项目层次较低难以引起兴趣,社会参与的渠道不畅和制度化程度低。各级政府应通过营造有利于城市空巢老人社会参与的环境,搭建空巢老人社会参与的平台,创新城市空巢老人社会参与的方式,鼓励和支持他们主动地参与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去。     

论公共危机的社会原因

以社会场域理论和理性行动者理论为理论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剖析公共危机滋生、蔓延、恶化的社会原因。一方面,中等程度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的变迁速度过快、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等社会因素相互作用,可能引发公共危机。另一方面,公共危机场域中,政府部门、大众传媒、第三部门、市场组织和社会公众等理性社会行动者的保全各自利益的决策和行为,会加剧公共危机的蔓延和恶化。     

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与公民政策参与绩效提升

公民参与政府治理越来越重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集中表现。既然政策参与对政府和公民都有益,那么现实中为何政府和公民都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困境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而交易成本的高低很大程度受制于资产专用性。因此,基于"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和特殊资产专用性等角度分析,专用性资产对公民政策参与绩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公民政策参与的专用性场所缺失,专用性物质资产投入不足,专用性人力资产匮乏,特定资产发展滞后等。对此,应采取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建设公民政策参与的专用性"场所";加大政策参与专用性物质资产投入;逐步加大政策参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投入;加强公民政策参与制度专用性资产建设等提升公民政策参与绩效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