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德变异与行为越轨

对中国的越轨和犯罪原因及控制对策的研究,不能脱离中国文化这个大背景。本文以私德概念作为一个新视角,通过解析私德的功能以及私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异,透视中国社会价值失范、行为越轨和刑事犯罪与私德变异之间的相关性。为中国社会中发生的越轨和犯罪插上文化的标签,在寻找越轨和犯罪原因的同时,也试图确定越轨防控与文化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     

社会支持理论蕴含的未成年犯罪危险因素探讨

社会支持匮乏或不足也可以导致犯罪。基于对社会控制理论塑造的外在性控制和强迫性控制的被动预防形象的不满,弗兰西斯·卡伦(F·T·Cullen,美国犯罪学家)将以积极预防姿态示人的社会支持理论引进犯罪学视域。社会支持既可以直接预防和减少犯罪,也可以通过影响社会控制的其他相关变量,间接地预防和减少犯罪。社会支持理论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危险评估的启示是应该把社会支持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结合起来进行考量。社会支持理论之于未成年犯罪危险评估的意义重点在于其对犯罪的预防、控制和矫正功能。     

贫困与相对贫困：影响青少年越轨与犯罪的因素

贫困不是青少年越轨和犯罪的必然原因,因贫困产生的社会问题和主体变异却是青少年越轨和犯罪的重要原因。在社会转型期,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并形成健康的社会心理环境,是预防青少年越轨与犯罪的关键因素。     

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

越轨是被社会创造出来的。这并不如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认为越轨发生的原因是出于一些特定的社会情境或社会因素，而是说社会群体通过制定规范使那些不符合此规范的行为成为“越轨”，并通过对规范的实施和执行将“违规者”标签为局外人。以这种观点来看，     

圩的变迁及农村犯罪样态更迭--基于皖北一个自然村落的考察

对以“圩”、“庄”等相称的皖北自然村落进行实体和象征意义上的考察，便于巡视乡村犯罪样态的更替。就犯罪学意义而言，其启示在于：犯罪学研究需要开辟新场域，注重特定场域犯罪的概念化和类型化处理，需要打开犯罪学研究的历史视域，注重观察与挖掘犯罪学中的标签意义。对传统乡村犯罪样态的历史梳理，对当下农村犯罪的治理及其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比较与借鉴意义。当代圩的失陷及由其衍生、滋养的犯罪形态警醒犯罪学研究者需要完成从“人”到“地”的重心转移，在发生学和犯罪学的意义上提炼其独立的理论品性。     

第七届中国犯罪学高层论坛纪要

众所周知,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越轨(犯罪)行为匪夷所思,越来越多的越轨(犯罪)行为超出了人们的心理底线,从犯罪个体本身到犯罪手段再到犯罪原因等均非一个正常人所能理解。对此,已有学者提出,我们必须从公民教育的角度,多做基础工作,才能起到预防此类犯罪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探讨"公民素质与越轨行为"的关系,促进中国公民教育的开展,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联合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研究中心,于2014年4月19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七届犯罪学高层论坛。作为《犯罪学》栏目的编辑有幸参会,聆听专家、学者就人文素质与越轨(犯罪)行为、权利义务观与越轨(犯罪)行为、公德意识与越轨(犯罪)行为、人格尊严与越轨(犯罪)行为的主题发言,受益匪浅。征得主办方华东政法大学邱格屏教授同意,按会议确立的犯罪学原理、公民素质与犯罪、青少年犯罪、犯罪类型研究等主题,整理出专家的主题发言并刊发,以飨读者。     

社会学视野中青少年越轨现象的整合研究

将“青少年是否实施越轨行为”看作一个“因变量”,通过对越轨社会学的七大理论取向进行分析和评估,从中提取符合中国社会情境、可以解释中国青少年越轨现象即对本文设定的“因变量”产生作用的12个“自变量”。在提取“自变量”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整合,建立了一个可以分析我国青少年越轨现象的整合性理论模型,并根据整合后的理论,对预防和解决中国青少年越轨现象提出了系统性的建议。     

社会学视野中青少年越轨现象的整合研究

将“青少年是否实施越轨行为”看作一个“因变量”，通过对越轨社会学的七大理论取向进行分析和评估，从中提取符合中国社会情境、可以解释中国青少年越轨现象即对本文设定的“因变量”产生作用的12个“自变量”。在提取“自变量”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整合，建立了一个可以分析我国青少年越轨现象的整合性理论模型，并根据整合后的理论，对预防和解决中国青少年越轨现象提出了系统性的建议。     

社会治安治理的逻辑转向——以犯罪情境预防理论为视角

随着利益的多元化、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治安秩序受到冲击,以往的管制思维亟需更新。社会治安治理的逻辑转向以范式转换作为支撑,犯罪情境预防理论范式下的社会治安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多元、策略的情境化以及目标的针对性。对作为变量的治安情境的事实学观察与犯罪情境预防理论自身的张力和兼容性分析,得出理性选择理论、常规行为理论以及被害人学语境下的社会治安的情境治理是可欲也是可期的。通过借鉴犯罪情境预防理论,从提升治安违法的难度、提高治安违法的风险、降低治安违法的收益、减少治安违法的诱惑以及排除治安违法的借口等几个方面来优化社会治安治理的原有路径。     

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的分析与控制

青少年处于互联网巨浪冲击的最前端,网络世界的各种诱惑,极易使其脱离现实社会,沉浸于网络世界。缺乏现实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制约,导致青少年网络偏差行为的出现,最终形成网络越轨行为。从犯罪社会学视角出发,利用社会解组理论、控制理论、社会化理论、亚文化理论、标签理论等对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的具体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对网络越轨进行直接控制、强制控制、自我控制和职业控制等控制措施。     

学校教育与青少年犯罪预防

许多青少年犯罪的深层原因、青少年犯罪的预防与控制，与他们在学校所受教育的经历密切相关。学业失败导致学生人生之初最重要的人——父母、朋友和老师对其的负面评价，这种“负面标签”一旦被该学生作为身份认同，就有可能滑向犯罪的深渊。对于青少年的偏差行为越早介入越有成效，青少年犯罪的预防与控制，需要社会、经济的变革，也需要学校管理的革故鼎新。     

宁夏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矫正现状与改革思路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问题进一步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对宁夏违法未成年人矫正状况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规定更多形式的处分措施,限制监禁刑,特别是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处分措施,这对于违法未成年人的社会化、减少刑事处分措施的适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足球流氓现象的犯罪学解析——以“犯罪表现欲”研究为切入点

从犯罪学传统理论中"现象、成因及预防"的研究范式来看,足球流氓是充满着暴力倾向的犯罪群体,其在强烈情感驱动下为表现自我而实施犯罪,属于典型的表现型犯罪。"男子气概和战斗精神""忠诚品格和爱国主义"以及"政治敌意和社会不满"等强烈的犯罪表现欲是制造足球流氓的主要原因。"情景预防理论"是展开对足球流氓犯罪控制和预防途径设计的理论基础,而运用刑罚机制介入足球流氓则要慎重,要考虑到"标签理论"对足球流氓的影响。     

《刑法》(总则)第二章的完善及说明

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刑事诉讼法等部门法的修改，有必要修改和完善刑法的滞后之处。刑法典与基础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应告别客观违法、主观责任原则，贯彻《刑法》第五条所隐含的行为违法、行为人责任原则。违法是对行为的刑法评价，责任是对行为人的刑法评价。具有形式违法、实质违法的行为，是与刑事责任相应的犯罪，即行为构成的犯罪、实质违法意义的犯罪，这区别于行为人所成立的最终意义的犯罪；对具有形式违法、实质违法的行为负刑事责任时，行为人才成立犯罪。在此指引下，对《刑法》(总则)第二章提出了完善建议并进行了说明。框架上的重大变化是将刑事责任独立为一节。在具体内容上，参考了德国《刑法典》,增加了“有作为义务和作为能力但未作为，以致危害与造成结果的作为犯罪相当时，是不作为犯罪”“由于慌乱、恐惧、惊吓而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的，不负刑事责任”等规定；参考了日本《刑法典》,增加了“法令行为、正当业务行为，不违法”的规定；此外，增加了认罪认罚、单位合规作为减免刑事责任的事由；同时，贯彻行为违法、行为人责任原则，对一些条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删改。     

农村“留守儿童”犯罪原因及预防对策刍议

目前,农村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儿童占了相当的比例。留守儿童犯罪增多,除遵循青少年犯罪的共同缘由外,根本原因在于“留守综合症”作祟:在缺少父母关爱监护,社会的有效监护、关心和教育等情况下,留守儿童更多地暴露在不良社会环境中,使得原本薄弱的学校教育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而大打折扣,从而造成社会化过程扭曲。他们存在着较普遍的心理和性格方面的障碍,学业更容易受阻,行为也更容易越轨。预防农村留守儿童犯罪已成刻不容缓之事,我们应从建设和谐家庭入手,国家、社会、部门以及家庭齐抓共管,把留守儿童纳入有效的监管中,得到真正的关心、爱护与良好的教育。     

“标签理论”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城市建设者中的生力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违法犯罪现象逐渐突出,也为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以标签理论为视角,对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尤其是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进行分析,有助于真正有效的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是一个复杂且系统的长期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只有保证制度完善、权益保障,才可能有效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群体性校园欺凌对欺凌者的犯罪诱导及预防

群体性校园欺凌是校园欺凌的特殊表现形式。群体性校园欺凌情境的刺激和校园欺凌中越轨性亚文化的诱导是欺凌者更容易产生犯罪倾向的原因。一方面,群体性校园欺凌情境会对欺凌者造成强烈的心理和行为刺激,促使欺凌者产生犯罪倾向;另一方面,群体性校园欺凌形成的越轨性亚文化促使欺凌者形成稳定的犯罪人格和反社会心理,为有组织犯罪提供心理支持。为此,应该通过瓦解校园欺凌群体、粉碎越轨性亚文化、引入恢复性司法、建立以学校为中心的综合防治机制,进而科学高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     

准大学毕业生离校前夕越轨行为研究 --以江苏Y高校为例

准大学毕业生离校前夕越轨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越轨行为集中表现为酗酒滋事、破坏物品等形式;解释该行为主要有宣泄说、社会控制说、标签透视说、从众说、边际说等理论视角;为妥善解决这一难题,准大学毕业生需加强自律和心理调适,高校应加强就业指导,社会应积极提供舆论环境支持。     

罪量在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我国刑法典中充斥着大量表征行为及结果程度的词语，学者称之为“罪量”。任何犯罪构成理论都必须以法条为依托，理论上的犯罪构成体系需要为法典中每一元素在体系中的地位做出符合逻辑的安排与说明。引进德日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之后，为了让该理论更加契合于我国的刑法典，罪量在该体系中应重新定位于违法性阶层之中。其中一些罪量是犯罪成立的消极判断，可视为“违法阻却事由”，另一些则可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加以认识。     

大学生违法犯罪原因分析

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大学生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而我们高校保卫组织又正处于同各种违法犯罪现象斗争的第一线,那么如何才能“对症下药,”较好地实现对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治理呢?本文试以我国法学界近年来提出的一种犯罪原因理论,对大学生违法犯罪原因进行一些分析,以期有助于认识大学生违法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