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改革取向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先后启动了"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在价值取向、机构设置、权力调适、信息技术和行政文化等五个维度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了扬弃与超越,并逐步成为发达国家启动新一轮政府改革的效仿典范。     

公共管理的兴起与行政法的发展

行政法的发展总是与行政实践相伴而行的,当今各国都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方式非权力化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的比较明显的两个特征。中国的行政改革理应遵循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市场化取向。传统的行政学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公共管理中多元化的行政主体和非权力性的行政方式的新变化。行政法在公共管理实践和改革的背景下必须转变传统行政法观念,即从国家行政观念转变为行政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公共行政观念,必须顺应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市场化取向,顺应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行为、方式非权力化现象日益增多趋势,补充、丰富和发展行政法内容。     

新公共管理与文官制度改革

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改革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部分,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新公共管理改革的特点.但其以市场化和企业化为取向的改革举措在顺应新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的问题.文官制度未来还会不断调适,为适应管理模式创新,它必须关注结构和行政价值层面的改革,完成从传统行政文化到新的行政文化的转化.     

官僚制理论回顾及其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官僚制在历史进程中对维护社会稳定 ,保持资产阶级政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公共管理不应该是对官僚制的简单摒弃 ,而应该是“扬弃” ,是克服与保留并存。中国行政改革借鉴官僚制的理念 ,应主要体现在实现行政管理的理性化、法制化和科学化上 ;应做到行政管理的服务化和效率化 ;力求行政机构的小型化和行政服务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当代西方行政改革实践,推动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型和从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转型。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发展趋势是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的三大扬弃和超越,即从行政权力的有效配置走向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单中心管理控制,走向网络化的协同共治;从科学行政、依法行政的统一走向科学行政、依法行政、效能行政的统一。中国的行政改革行进在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可以比较借鉴西方行政改革的经验教训,并寻求与自身实际结合的中国路径。     

公共服务民营化:理论与实践

二战以来 ,以不同价值取向且冠以不同称谓的行政改革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浪潮。有些学者认为 :行政改革在七十年代 ,主要问题是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提倡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市场化 ;八十年代 ,普遍关注科层组织运行机制的有效性 ,提出了“重塑政府”、“企业化政府”、“代理政府”的口号 ;进入九十年代后 ,重新探索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 ,打出了“良好治理”的旗帜。事实上 ,从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发展 ,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民营化的理念与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问题。“民营化不仅是一个管理工具 ,更是…     

新公共管理视野下中国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互动发展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了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就是建构在公共同意基础上的公共管理,以公共权力为制度凭借,以执行社会职能为基础,以公共利益为责任担当,寻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的平衡。而中国的政府行为法治化不足,行政权力缺乏制约,侵权行政、专断行政、非法行政的现象比较严重。虽然新公共管理是否适用于中国在理论上还存在争议,但在实践层面,近些年政府改革以及一系列执政理念的提出,已经具有了新公共管理的趋向。所以,中国公共行政的任务是要坚持“依法治国”方略,与行政法建设应形成良性互动。     

新世纪我国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及目标模式

“公共”精神是新世纪我国政府行为的必然价值取向 ,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公正和服务四个方面。在“公共”精神的指引下 ,我国政府行为模式要实现从管制行政到服务行政、从全能行政到有限行政、从信念行政到责任行政、从法外行政到法理行政、从强制行政到引导行政和从封闭行政到公开行政的转变。     

绩效评价指标设计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探析--基于中英公共文化服务评价的比较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英国作为行政改革的先行者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价的经验,先后经历了从以最佳价值绩效指标为基础的“综合绩效评价”到后期以国家指标体系为基础的“综合区域评价”的模式变迁,而其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其评价的重要板块也在此框架下经历了不断的完善与重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在政府绩效管理改革中借鉴和吸收了不少国外先进经验,但根植于不同的行政文化与传统,此种学习与移植中的观念曲解、制度异构和行为偏移也使得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探索呈现出迥异于英国的本土特征。相较于英国实践对于评价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兼顾,我国评价探索的政府本位、目标导向和供给（过程）偏好则使得评价应然的平衡走向了对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倚重,应需以价值理性实现再平衡,真正使得公共文化服务评价发挥应有的“工具-价值”双导效应。     

价值取向、理论基础、制度安排与研究方法——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四维辨析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是当前西方国家政府治理进程中颇具影响力的前沿改革理论。从理论传承的视角来看,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扬弃和超越,两者彰显诸多共性。然而,从公共行政发展的本质来看,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是在"效率"与"民主"这两大价值观之间进行取舍或者相互博弈进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集合。两者更多地凸显其鲜明个性,这两种理论是在恪守不同价值取向的前提之下,有针对性地寻求不同的理论基础,进而设计不同的制度安排,最后依赖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知识积累。多维度辨析这两种理论之异同,对我国推行新一轮行政改革、有针对性地借鉴西方政府改革的成功经验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