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兴社会组织,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文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治理”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但从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还是第一次。从根本上讲，治理的核心是处理好“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这两项基本关系。社会治理作为治理的重要内容，其体制和方式的创新自然成为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以社会组织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析论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确定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社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能力的必要性日益凸显。社会组织是国家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治理职能,但目前无论从外部发展环境还是从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都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为此,要从合作机制、支持体系、运行机制、保障体系、监管体系等五个方面继续深化改革,以社会组织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公平正义与社会治理理论创新

关于社会治理理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在三个方面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创新经济资源和经济机会公平合理配置;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公平合理配置;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创新政治资源和政治机会公平合理配置。     

论党委领导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党委领导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前提,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形势下,要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定位和职能作用,正确认识党委领导所面临的三方面挑战.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筑牢党委领导社会治理的根基,通过服务型政党建设创新党委领导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     

社会治理双重属性的逻辑进路及其实践维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更好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保障。社会治理具有双重属性,一个是权利属性,一个是秩序属性。权利属性追求权利政治,秩序属性则以秩序政治为价值取向。权利与秩序之间的互动是社会治理双重属性的根本逻辑。权利属性与秩序属性之间一方面具有内在的融合性、统一性,互为目的、互为结果;另一方面也总是趋向于相互否定、彼此冲突,权利属性始终试图否定现有的秩序,秩序属性则总是试图束缚住权利。实现权利属性与秩序属性之间的有序互动和动态平衡,根本之策在于推动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把权利和秩序纳入到法治的框架之内。     

协同治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理论参照

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须依托于科学的理论参照。协同治理作为治理的内生语义与核心要旨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性、跨学科吸纳性、治理理念上的共治共建共享性。协同治理与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在现实国情、政治文明推进、人本政治目标构建三个维度上具有耦合性。当前,应当从树立党委政府统筹主导和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的协同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制度平台、合理配置社会治理资源以激发治理主体的创新活力等方面着力,来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具体实践。     

政务微博对社会治理的作用研究

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的领导下,由政府主导,吸纳社会多方面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强调,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增强有效的政府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本文以江苏省政务微博为例,探究其应用于社会治理中的现状、问题、成因与对策,以促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不仅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提速提供了基础性制度支撑、公共政策导引与内在动力支持,而且其日臻完善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为揭示和诠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提供了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其传播体系的内在表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厘定、路线图及时间表的确定,为其实施路径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就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眼点;以破解"五最"难题为抓手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以"四个精准"对接为效度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以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动力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点;以治理考评结果运用为基准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加速点。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主体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取得了创新性成果,主要表现为主体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创新。其主体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四大治理主体构成一种线性关系和制度安排,包括内核层运行机制、保障层运行机制和任务层运行机制三大机制。这种主体结构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最优选择;这种主体结构下的运行机制在治理功能方面具有极强的扩散效应,具体包括"掌舵"效应、"增幅"效应、"协同"效应。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一要拓展社会治理主体结构外延,提升社区协商能力;二要深化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内涵,加大联动治理力度;三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有效发挥治理功能扩散效应。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经济法转变问题探讨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工作。从经济法的角度出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完成四个转变。一是理念转变,从"控权"向"以人为本,保障人权"转变;二是主体转变,从一元管理向多元管理转变;三是方式转变,从管理向服务转变;四是手段转变,从偏重法律治理手段向多种治理手段综合运用转变。     

以扩大公众参与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扩大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体制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国社会治理体制中存在公众参与机制不完善、参与能力不强、组织化程度不高等制约因素。以扩大公众参与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下一步要重点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加强制度建设等五个方面进行改革,以逐步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治理创新视阈下的简政放权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问题是简政放权问题。简政放权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而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为简政放权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增强简政放权实效,应在组建统一的简政放权领导小组的基础上采取以下策略:集思广益,科学评估简政放权范围;简化程序,实现标准化治理;协调联动,整体推进简政放权进程;及时立法,巩固简政放权成果;追踪反馈,严格考核简政放权绩效。     

以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不是简单的概念变化而是理念的升华,社会治理的理念包括了"法治"、"共治"、"善治"三个方面。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对于实现社会治理的三个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树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理念,建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机制,探索多种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增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代表性,以协商民主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     

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做出了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新要求,特别是在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新境界方面,提出了重大创新性要求,为新时代持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行动指南。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     

社会治理视域下党的角色定位研究

中国共产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力量。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治理能力方面带来了诸多挑战,这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自身角色进行适应性的调适与重新定位。在社会治理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角色主要应定位于领导角色、执政角色和服务角色等三个方面。     

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逻辑与创新路径——基于民生政治的视角

切实保障改善民生是实现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体制的现实需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进行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生诉求和维护公众利益。将民生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从民生政治的视域解决当前社会凸显的矛盾和问题,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生政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路径意在:以转变治理理念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目标,以治理制度变革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核心,以治理资源整合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基础,以基本公共服务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重点,以民权法治化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保障。     

创新型国家社会基础培育的实现路径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诸多领域的协同推进,创新型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创新型国家建成和运转的土壤,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突破束缚创新产生和发展的现有的体制制度、组织形式、落后观念等障碍,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社会阶层结构优化、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制定系统合理的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以及构建社会创新系统等方面培育创新型国家的社会基础,以实现金社会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创新活力的迸发,从而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     

“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一项研究框架

伴随"放管服"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入推进,必然对社会治理创新产生影响,社会治理领域"放管服"改革理应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借助于建构型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构建"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框架。分析2016年至2019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发现,提升服务水平、创新治理方式、管理服务下沉、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加强乡村治理等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特征与范畴。将这些特征与"放管服"改革的理论蕴含进行关联性思考,可见社会治理创新与"放管服"改革具有明显的理论契合性,从简政放权、健全制度、优化服务等三个核心维度能够建构一种社会治理创新的可适性模型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与经验分析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和重要的方法论借鉴。     

从《决定》看社会公共领域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独特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关键是通过培育理性社会主体来承接政府职能转变而让渡出来的社会管理权力,进而才能激发社会活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因此,通过社会公共领域培育理性社会主体和理性社会力量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有效机制。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