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律思想的人性基础——人文主义视角的解读

先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时期,也是传统的人文主义孕育和发展时期,诸子百家缤纷而出,思想文化空前繁荣.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诸子百家以人性论为基础建构的法律思想,成为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治理思想.通过探索人性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为社会从分裂迈向统一找到了现实可行的方案.研究这些思想对我国当代的社会治理具有某些启示意义.     

世界化时代之安全问题与安全系统工程——兼论科学的安全与发展观（下）

人类步入充满复杂性的世界化时代，面临着空前挑战和空前机遇。“和平与发展”可泛化为“安全与发展”，安全与发展是世界化时代所有主体都必须面对的两大基本问题。当代人类安全正不断面临最严峻（包括各种“非典型”）之空前挑战。利益是安全与发展的共同本质。“三个代表”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之本质是中国领导层把握文明演化之系统思维。从科学发展观可逻辑推导出科学安全观。科学发展观与科学安全观构成广义的科学发展观或社会系统观。在社会系统观指导下整体实施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高度和谐，安全与发展高度统一，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高度统一之世界化时代先进治理模式。应以社会系统观构建综合集成之认识-实践体系，实现世界化时代综合集成之先进安全模式——安全系统工程。     

世界化时代之安全问题与安全系统工程——兼论科学的安全与发展观（上）

人类步入充满复杂性的世界化时代，面临着空前挑战和空前机遇。“和平与发展”可泛化为“安全与发展”，安全与发展是世界化时代所有主体都必须面对之两大基本问题。当代人类安全正不断面临最严峻(包括各种“非典型”)之空前挑战。利益是安全与发展的共同本质。“三个代表”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之本质是中国领导层把握文明演化之系统思维。从科学发展观可逻辑推导出科学安全观。科学发展观与科学安全观构成广义的科学发展观或社会系统观。在社会系统观指导下整体实施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高度和谐，安全与发展高度统一，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高度统一之世界化时代先进治理模式。应以社会系统观构建综合集成之认识一实践体系，实现世界化时代综合集成之先进安全模式——安全系统工程。     

"三个代表"进课堂探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是“两课”教学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任务。进课堂是“三进”的中心环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教材入头脑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当前“三个代表”进课堂中却存在着内容与形式不够统一、方法手段缺少创新、教师培训明显滞后等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创新载体、培训师资、营造环境,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活动、课堂教学与科学研究、系统讲授与专题学习之间的关系。     

不可轻视"亚健康"

“过劳”现象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过劳死”则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据中国保健科技学会国际传统医药保健研究会从全国16个省、直辖市区内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调查发现,北京的亚健康率是75.31%、上海的亚健康率是73.49%、广东的亚健康率是73.41%。上海曙光医院心内科主任蒋梅先解释道,亚健康是俗称,学术上的名次是“慢性疲劳综合症”(CFS),如果长期不纠正CFS,就易引发“过劳死”。据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五十八九岁降到调查时期的五十三四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     

孔子伦理法律思想再议

孔子法律思想已受到法史学界和社会的重视。前不久,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专门召开了一次“孔子法律思想讨论会”。这在国内外“孔子学”研究方面是空前的。孔子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得到这样的重视,孔子法律思想对中华民族法律文化、法律意识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正作用和负作用,也使我们有必要给以足够的重视。管见以为,孔子的法律思想是伦理法律化、法律伦理化,熔伦理和法律于一炉的法律思想。正是在这     

心理疾患:"过劳死"的另一祸首

著名艺人高秀敏和傅彪40多岁不幸去世,北京、上海等地高校的一些专家也英年早逝,这引起人们对“过劳死”的极大关注。心理卫生专家指出,“过劳死”现象中还“潜伏”着另一个罪魁祸首,即心理疾患。遗憾的是, 在这个全民空前关注健康的时代,心理健康仍然是人们认知观念的“死角”。     

学习实践"三个代表"忠实履行神圣使命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认真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用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政治任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七一”讲话的核心内容，也是贯穿全篇的灵魂和主线。武警部队学习贯彻“七一”讲话，就要牢固确立“三个代表”在部队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自觉运用“三个代表”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深入研究和认真解决部队建设特别是履行职能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个代表":历史唯物主义的与时俱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三个代表”的基础条件、根本力量。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发展是全面的,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坚持生产力标准的同时,也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先进的生产力,也需要先进的文化。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享有者。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三个代表”是一个统一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三个代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与时俱进。     

以德治国的关键在"官德"

江泽民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式的新变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任务, 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官德毁、民德降”,为“官”者必须有“德”。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模范遵纪守法,保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中国,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树“官德”是以德治国的关键。     

中国先秦犯罪思想初探

中国自古即为“礼仪之邦”,中国社会很早就建立在“礼”的基础之上。犯罪作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对其的研究也不能离开“礼”的视野。无论是其关于犯罪的概念,犯罪的罪名确定,犯罪的原因还是对犯罪的防止都与当时的礼仪文化密不可分,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理解和吸收西方犯罪学思想的文化遗产和基础。只有在认真梳理我国传统犯罪思想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运用现代犯罪学理论,来解释和研究解决发生在中国这片地土上的犯罪问题。中国古代犯罪思想发端于先秦时期,并对中国历代犯罪思想影响深远,可以说,不论是两汉还是唐宋,以至明清,中国传统犯罪思想都没有背离先秦时期的主要观点,而只是在其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     

论刘师培的"骈文正宗"观

清末民初，以骈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学逐渐淡出，白话文学潜滋暗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师培系统提出了“骈文正宗”的文学观。“骈文正宗”观有扬州学派阮元、汪中等前人的理论和创作启发，有自六朝以来骈文发展的史料来源，更有刘师培本人独特的文论阐发，是其文学本质观的具体理论表述。“骈文正宗”观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六朝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具有文学和美学的意义，以及特定时期的思想政治意义。     

浅析公共利益与公权力之间的关系

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架构，法制现代化进程的渐次拓展，传统的中国式的“社会本位”思想和公权力的运行模式已受到空前的冲击．体现现代市场经济内在精神的“个人本位”的思想体系和依法行使公权力的思维范式正显示出令人可喜的发展势头。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变是十分有益于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但“个人本位”所追求的理想还要受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在此，我们不作展开论述，仅就在宏扬“个人本位”及依法行使公权力思想的同时，如何运用公权力来维护公共利益，从而使“个人本位”的理想具有现实的根基这方面的内容作扼要阐述。…     

世纪之交民商法学研究的五年回顾与展望

在“九五”期间（１９９６－２０００）的五年中，可以说是民商法学研究空前发展并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果的时期。如果说，在“八五”期间，我国民商法学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民法学开始走向繁荣、商法学研究已经兴起的话，那么，在“九五”期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作为与社会经济生活有着最为密切关系的民商法以及民商法学的研究，则呈现出相当繁荣发展的态势，甚至可以说，民商法学在最近五年的发展，不仅是“八五”期间的五年所不可比拟的，而且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见的。 一、“九五”期间民商法学研…     

我的"社会资本"观

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社会关系的影响力和复杂性空前提高。本文认为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关系和人们的信仰、道德、价值观等主观因素,都具有了"资本"的功能。社会资本为协调人际关系、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论"三个代表"的宪政思想

“三个代表”思想是新世纪我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对“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既要 立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层面和角度,又要深入研究和揭示其本身所蕴涵的宪政思想。这样,才 能全面、系统、准确地了解和认识“三个代表”思想丰富的理论内涵,才能更有助于使“三个代表” 落到实处,也才有助于在我国早日实现宪政的目标。     

犯罪化原则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在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严重刑事犯罪频发的状态下,“严打”政策的实施在所难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惩治犯罪的迫切愿望和对社会安全感的强烈需求。但“严打”毕竟是对刑罚权的一种特殊分配,由于“严打”政策本身蕴含着强烈的犯罪化观念及其行动,因此,在“严打”政策法治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与犯罪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的关系。尤其要遵循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原则和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以免“严打”活动脱离法治的轨道。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辨析--重在从"罪刑法定"视角观之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争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属于两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问题。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社会危害性更应当回归于犯罪学之中,而在刑法学中用法益侵害和严重的法益侵害取而代之,并且它们只有被明确规定在刑法中才能叫刑法法益侵害。这样规定,不仅剔除了“社会危害性”这一宏观、模糊的、甚至易受主观价值取向改变的犯罪定义标准,而且有利于刑事司法操作。     

自崇礼到重法（下）——以先秦士阶层“得君行道”观念为视角

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君、师分离,士阶层出现,“得君行道”观念随之产生。孔、孟认定道尊于势,不能得君,则以明道自任,道即为赋予礼以内在道德上的根据,彰显其仁心,其治道之重心在礼。战国中晚期,“势”观念勃兴,尊君思想张扬,荀子在“道”与“势”之间游移,因要尊君,遂将礼外在规范化,在治道上礼法并重。战国末期,成为思想界主流的法家,将尊君推到空前高度,因得君之切而牺牲了行道之实;因尊君而尚法,其法治沦为君主“治”臣下和人民的工具。先秦时期,士阶层从强调“行道”逐渐转向“得君”,与治道从“重礼”向“尚法”之演变大体一致。     

自崇礼到重法（上）——以先秦士阶层“得君行道”观念为视角

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君、师分离,士阶层出现,“得君行道”观念随之产生。孔、孟认定道尊于势,不能得君,则以明道自任,道即为赋予礼以内在道德上的根据,彰显其仁心,其治道之重心在礼。战国中晚期,“势”观念勃兴,尊君思想张扬,苟子在“道”与“势”之间游移,因要尊君,遂将礼外在规范化,在治道上礼法并重。战国末期,成为思想界主流的法家,将尊君推到空前高度,因得君之切而牺牲了行道之实;因尊君而尚法,其法治沦为君主“治”臣下和人民的工具。整个先秦时期,士阶层从强调“行道”逐渐转向“得君”,与治道从“重礼”向“尚法”之演变大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