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动因及有效运转思路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对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保障民众权利及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原有治理制度滞后、社区原有治理机制不畅是新时期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重要实践动因。地方探索形成的"协商共治体系""民主协商议事会""分层民主协商"等社区协商治理实践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新时期,保障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的运转关键在于:突破协商主体的封闭边界及其他束缚,使多元共治精神在农村社会生根发芽;因地制宜,建立多层次、网络化的协商机制及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法治化与制度化相统一,正式协商与非正式协商有机结合;增强基层社会自组织力量,夯实协商治理运转的社会基础及社会资本;遵循人的发展与社会融合理念,以协商治理促进人的发展。由此,使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功能。如何将多元共治精神真正植入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还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     

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当前,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形态主要有决策性协商治理、听证性协商治理、咨询性协商治理、协调性协商治理和评议性协商治理等五种类型,这些协商性实践形态体现了多元主体互动合作、民主共治的协商治理。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开放和多元化发展,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政治价值和民主效能逐渐显现,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优化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应主要从培育乡村治理主体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素养、改进协商治理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安排、构建良好的协商治理机制运行环境和完善以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为核心的设施建设着手。     

中国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发展的现实形态与推进理路

近年来,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领域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从功能和目的上主要分为决策型协商民主、议事型协商民主、调解型协商民主等三种形态。虽然我国城乡社区协商民主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但也面临协商需求增加与协商制度供给不足的矛盾、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受阻与强势群体控制协商现象并存、协商结果与决策执行之间脱节等诸多困境。要想化解城乡社区协商民主的发展困境,就需要不断加强党和政府对社区协商的指导,积极推进社区协商民主制度化,提升城乡居民参与协商的能力。     

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以特大城市上海为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场域表征为响应度低的流动人口、关系疏离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业态的社会组织、阶层族群的理念分割、职能同构的科层压力、智慧社会的数据治理。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创新主要是顶层设计系统科学、社区委员会共建模式、"三元复合"共治模式、"1+1+X"共商模式、"老乡管老乡"维权模式。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上海经验主要在于:强化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倡导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培育社会力量,推进协商法治化;创新协商模式,完善基层共治;推进数字治理,提高协商能力;厚植协商文化,推动法德融合。     

以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不是简单的概念变化而是理念的升华,社会治理的理念包括了"法治"、"共治"、"善治"三个方面。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对于实现社会治理的三个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树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理念,建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机制,探索多种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增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代表性,以协商民主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     

协商民主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初步实践——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

本文梳理上海市徐汇区在发展城市社区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实践特色,即完善协商民主范围,构建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探索协商民主途径,搭建协商民主的实践平台;优化协商民主方式,彰显协商民主的本质特征。分析徐汇区协商民主发展在推动党建模式开放化、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及加速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时代价值。     

基层协商民主:概念的界定及其解读

基层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层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在内涵上,基层协商民主就是我国基层组织和基层单位的各类主体,通过有组织地协商,依法参与基层公共决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民主实践;在外延上,基层协商民主的领域和范围包括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农村协商民主和企事业单位协商民主。     

开放空间: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趋向

社区协商治理是多元利益主体基于协商民主制度理性协商、化解冲突、寻求共识并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的合理路径。以浙江H区推行开放空间协商模式为案例,分析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取向与存在困境,提出发挥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增强社区居民的协商意识、推进社区协商治理的制度化发展等优化策略,希冀能为社区协商治理的深入推进提供可借鉴的实践启发。     

协商民主理念下的社区治理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有效的多元利益整合机制,是我国社区治理重要政治选择。协商民主下的社区治理求我们激发和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增强居民间的信任关系;强化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构建社区公共意识;培育和发展社区民间组织,构建社区利益相关者的社区参与网络。     

基层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路径

在当前应对基层治理困境的过程中,协商民主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各地党和政府形成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在参与主体、价值目标、发展方向和治理绩效上存在较强的耦合性。相对于"权威裁决式"的治理体制,"协商对话式"治理在价值禀赋、治理机制和运行效果等方面均具有良好比较优势。充分应用协商民主技术,整合多元主体的意见和要求,达成社会共识,能极大地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在基层治理中推进协商民主的途径和方法就在于:坚持多途径培育公共理性和社会精神;坚持调整存量和培育增量的"两手抓"的战略;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配合;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坚持提升基层群众的协商能力;坚持完善协商民主的实践技术。     

协商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依赖

对治理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多元共治的简单表述。在确立了合作治理的基本方向之后,还必须关注如何促进合作和怎么合作的问题。从公共行政的本质出发,民主行政是承载公共利益、行动网络和公共精神的统一框架,因而治理的核心是民主治理;而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是协商民主,由此提出协商治理的模式;协商治理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优先性、保障性和提升作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将公共协商的制度建设纳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体系当中,发展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     

深入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探析

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当前,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发展中存在协商发展不均衡,形式大于实质,协商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社区行政化,缺乏协商理念;法制和机制不完善;协商意愿淡薄,协商能力不强;社会资本和公共理性匮乏;协商技术供给不足等方面。亟须采取加强党建引领、加强法治保障完善协商机制建设、提高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创新协商民主新方法等针对性措施,有效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深入发展。     

协商民主在中国运用的传统资源

协商民主在反思自由竞争式民主的基础上,试图扭转民主过程中公民参与退化的弊端,强调公民参与协商在民主中的诉求,更多地将重点集中在公共治理的品质上。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运用需要与传统资源相调和,我国传统"和"文化的"和而不同"、"民本"下的咨询协商和"治道民主"的治重于政等思想和实践,与协商民主有一定的契合性,为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运用提供了良好的本土传统资源。     

人民团体与立法协商:功能结构及其限度——以全国妇联参与《反家暴法》立法为例

立法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运行"场域"。妇联作为旨在代表、维护妇女权益和促进男女平等的人民团体,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构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尤其是,其在参与《反家暴法》等立法协商方面充当了利益之统合、协商平台之构建、智库使命之担当诸重要角色。妇联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践表明,人民团体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形态,在协商民主建构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发挥独到的效应,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之建构及其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主体要素。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互动关系及共进路径探析

我国的国家治理具有人民性、公正性、包容性、法治性等特点,为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良性互动奠定了现实基础。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演进历程顺应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时代发展要求,随着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民主制度化程度的加深,二者的互动性进一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二者内里相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良性互动中,以政党协商、政府协商、基层协商和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径选择,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以政党治理、政府治理、基层治理和网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协商民主: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模式——基于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

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表明,协商民主能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的协商、沟通机制,而且还能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善治。但是,在思考城市基层治理与协商民主实践之间的关联时,必须要看到,城市基层治理所需要的是协商民主而不仅仅是协商的手段或方法,即必须使协商民主成为一种民主模式,进而使之成为政府与公民合作时不能忽视的一种机制。     

合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转型时期的中国,合作治理被期待发挥的作用是双重而非单一的,既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更要发挥一定的政治稳定器的作用。因此中国合作治理并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的所谓模式与经验。以"协商民主"为基础,而不是片面强调"多中心治理"构成了中国"合作治理"的本土特色。中国的合作治理模式强调不只是获得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实现自我利益,更需要在共同参与中相互合作,通过协商民主来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在中国的合作治理中除了要注意培育有较高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更加重要的是要善于通过协商民主去开辟基层社会的政治空间、打造社会基础、构造信任网络,形成整体性的民主合作机制。     

基于协商民主的城市治理研究

协商民主导向的城市治理有利于城市的和谐稳定,有助于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从理论视角上看,协商民主嵌入城市治理具有逻辑的必然,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从目前发展现状上看,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城市治理在社会认知度、参与度和制度支持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从协商民主导向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上看,应重点从协商治理城市的主体能力、重点领域、关键问题三个层面抓起。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比较分析

协商民主是民主理论发展的新风向标,是中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西方协商民主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如形成的渊源、形成的路径、参与的主体、实践的形式、发展的层次等方面。认真厘清二者的区别,探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势与不足,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最大限度发挥协商民主的价值,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