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青少年犯罪的治理观及其转型——基于概念史的分析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承载着对青少年这一群体如何进行犯罪治理的概念,通过对青少年犯罪概念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在青少年犯罪概念诞生前,我国对青少年犯罪采取的是一元化的刑事政策。伴随着西方juvenile delinquency概念及其知识谱系的启蒙,国家逐渐开始对少年这一群体有了很多新的认识。但在其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却被我国日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这一社会事实所建构。青少年犯罪概念的建构,不仅使得我国重视并科学化理解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为可能,而且还具有包容juvenile delinquency知识谱系的功能,使得有关少年司法的理念能够通过青少年犯罪这一概念载体顺理成章的进入中国。然而,这种"暗度陈仓"的方式,不仅为青少年犯罪概念争议和理论分歧埋下隐患,也使得青少年犯罪的治理结构存在二元张力。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治理结构既非一体化治理,也非二元化治理,而是少年与成年二元混同治理结构。随着少年司法在我国渐臻成熟,尤其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全面修改,"少年"与"青年""犯罪"与"非行"在概念和知识谱系上的分离不仅必须,也是必然。这也意味着,青少年犯罪二元治理结构混同模式到了必须分离的时候。少年与成年犯罪的二元化的治理结构转型不仅关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的准确定位,还关乎未来的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治理。     

也谈犯罪根源

犯罪根源是犯罪原因论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是整个犯罪原因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础,而且对犯罪本质的认识和犯罪治理采取的样本途径也有决定性影响。《论人类社会产生犯罪的根源》(载《犯罪与对策》1993年第1期)的作者认为,本体意义上的犯罪在私有制建立以前即原始社会就存在,所以犯罪的根源并不是私有制,而是“一定社会历史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对此观点,很有再探讨的必要。 该文开始就提出要建立本体意义上的犯罪学,并以这个“新概念”为基础展开论述。遗憾的是该文竟没有明确解释“本体意义上的犯罪”这一全文赖以生存的基本概念。不过,细读之下,笔者觉得该文作者是想提出一个涵盖一切的在任何社会任何制度下都能成立的犯罪概念。那么现实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犯罪概念?该文作者希望突破以往犯罪学研究中的犯罪概念,建立以“社会危害性”为唯一标准的犯罪概念究竟能否成功? 犯罪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犯罪的专门学科,总要有自己确定的犯罪概念。该文为了强调所谓本体意义上的犯罪,特别选择了“罪”与“法”的衍生关系为切入点进行探讨,那么我们也由此入手,作一深层次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重述

在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作为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基本刑事政策具有合理性。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对其应当予以特别对待,教育刑论正是契合了这一点而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在刑法视阈下解读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可以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之"教育"与"惩罚"作规范的理解。刑罚的本质在于惩罚,因此,教育刑观念下的"教育"并不必然导向出罪或轻刑,应当在对犯罪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经验,该轻则轻,该重则重。报应刑具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惩罚为辅"表明刑罚报应观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是必要的,但不可被过分强调。     

论犯罪风险

一、犯罪风险及其研究意义 风险,《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可能发生的危险。”根据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将犯罪风险理解成犯罪人实施犯罪可能发生的危险。这种危险主要是刑罚及其他处罚,也包括其他损失,比如人身伤亡,本人及家族的名誉受损以及经济损失等。     

从控制理论看转型期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青少年一直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角色和群体,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对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的研究大多缺乏广泛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控制理论历来是解释青少年犯罪原因的重要范式,现代控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与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相伴而生的,是随着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逐渐深入而展开、发展、完善起来的。从西方控制理论出发,可以发现我国社会转型期还存在引发青少年犯罪的三个主要特殊变量,包括腐朽思想文化、社会转型与教育教学改革;本文尝试 “移植”和“整合”控制理论,建构“三层面八因素”犯罪变量模型,并把它作为我国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一种“范式”。     

关于我国犯罪学中犯罪概念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犯罪学界,对犯罪概念大致有两种不同看法。第一种是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等同于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即犯罪是指“严重危害社会的违反刑事法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第二种看法是,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不应等同于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它是以刑法作为依据,但是不局限于刑法的规定,它还包括其他法律所规定的违法行为,以及有可能发展为违法犯罪的不良行为。①目前后一种观点已基本成为我国犯罪学界的一种共识,或者说比较接近的共同认识。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将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合一,简单明了,多数情形下也无不可…     

从控制理论看转型期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青少年一直是最为引入注目的社会角色和群体，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对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的研究大多缺乏广泛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控制理论历来是解释青少年犯罪原因的重要范式，现代控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与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相伴而生的，是随着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逐渐深入而展开、发展、完善起来的；从西方控制理论出发，可以发现我国社会转型期还存在引发青少年犯罪的三个主要特殊变量，包括腐朽思想文化、社会转型与教育教学改革；笔者尝试“移植”和“整合”控制理论，建构“三层面八因素”犯罪变量模型，并把它作为我国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一种“范式”。     

反思静态刑法解释观

静态刑法解释观的特点是理念保守、固守文义、过度追求立法原意，由此导致刑法解释方法的不当选择与刑法解释限度的狭隘把握，也使得刑法未能适时回应当下社会的流变，损伤了应有的规范机能。静态刑法解释观存在无法适应从传统到现代之变迁的局限，消解不了网络时代犯罪新样态的视域盲区，在追诉时效、刑民交错、公共卫生、刑法体系反思等细域也渐渐步入绝境，以致刑法面临功能限缩的尴尬处境。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化坚持不应扼杀刑法对社会生活的适应性，过度消极过度稳定实质是过度保守，既不能有效形塑新的行为规则，也矮化了刑法在社会调控架构体系中的本来角色。社会宏观格局的变迁全面波及犯罪的微观样式呈现，以进化论视角而不是静止视角审视犯罪，调整、改变以传统社会为背景建构起来的理论叙事话语已无可争辩，动态刑法解释观是最终的逻辑归结与价值选择。     

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在西宁市司法适用情况调查研究

刑法改革运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欧洲兴起且影响深远,非刑罚化的概念就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自身特点,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应该对未成年犯更能起到教育和挽救的目的,追求更好的社会效果。本文以期在自己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非刑罚处罚措施在未成年犯罪适用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预防刑法立法背景下刑罚限缩论

长期以来的有罪必罚观念和犯罪化刑事政策，体现着较强的刑法工具主义色彩，虽有利于社会防卫却有失于人权保障。一方面，预防刑法立法确有预防犯罪之效；另一方面，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无适用刑罚必要性的犯罪人判处刑罚并不能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与刑罚个别化和精准说法的要求尚有距离。有效的犯罪治理不能仅靠立法扩张犯罪圈的做法来“堵”,同时也要注意从刑罚限缩上对犯罪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疏”。鉴于当前刑事立法无法满足刑罚限缩的实践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实体法上建立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以及刑罚替代措施，从程序法上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引入暂缓判决制度等，以此应对预防刑法立法带来的犯罪圈扩张问题。     

从公民文化到价值观变迁——西方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经验

自阿尔蒙德与维巴有关"公民文化"的经典研究以来,西方政治文化领域的实证研究始终处于将政治现代化等同为民主化的基本研究预设支配下,围绕"何种政治文化有助于民主制度的稳定"这一核心议题展开。在意识形态之争终结、"第三波民主化"的大背景下,借助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进步,通过修改关键概念和改进操作方法,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出现了新一轮的繁荣局面,其中围绕社会信任对民主的支持作用展开的"社会资本"和"价值观变迁"研究议程风行一时。本文通过对近半个世纪以来政治文化实证研究领域不同研究议程和理论模式的梳理考察,试图展现这一研究领域内在的局限,并解释其为何难以出现"范式转移"型的科学革命。     

再识、透视与审思：罪错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的理论辨析

在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是司法机关裁决免予刑罚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被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适用刑罚以外的替代性措施和方法的总称,具有"教育矫治、促进复归"的目的。从刑事责任的角度来说,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是基于犯罪对象特殊性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新方式,是对刑罚措施的必要补充,具有非刑罚性、复合性、可谴责性等特征,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措施,由司法机关共享适用,针对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通过对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与保安处分、保护处分、社区矫正、免予刑事处罚等相似概念的辨析,加深对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概念的理解,以期更好地在司法实践中进行适用。     

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思想研究

在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家、国二元治理格局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预防思想主要体现在社会教化、家庭教养、个人修身等多个层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遇规定不仅体现了"慎刑""恤幼"的思想,也体现了伦理治安背景下漠视未成年人主体权益的思想。中国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思想中一些关于社会控制的预防思想有着合理的成分,有的与当前犯罪学理论相印证,为研究制定符合中国文化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措施提供了参考价值,但其忽视未成年人主体地位和合法权益的传统依然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解读全球化性质的重要视角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 ,全球化都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 ,这是我们认清当今全球化性质的一个重要视角。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不仅表现在对“全球化观”的不同理解上 ,还表现在“客观的全球化进程”与“西方主观的全球化战略”的区分、矛盾和斗争上。当今全球化已经成为西方推行其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工具 ,我们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认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严重危害 ,防止陷入“西方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陷阱。     

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原因探析与治理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环境污染和吸毒贩毒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公害。当前,因网络诱发的未成年人犯罪非常突出,形势日益严峻,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应基于刑事对策与非刑事对策两个层面予以展开。在刑事立法上,需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入罪门槛、改革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幅度及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在刑事司法上,需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并需认真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具体政策。在非刑事对策的纬度上,主要是沿着行政监管与民事责任两个纬度强化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正【主题导引】一般认为,"刑事政策"一词在19世纪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刑事政策思想却历史久远,盖因犯罪成为社会问题之时,人们便开始思考如何应对犯罪问题。但直至今天,人们对刑事政策概念的界定仍是见仁见智。刑事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既要满足国家治理犯罪问题的现实需求,还要回应刑事法理论的发展趋势,这意味着刑事政策的概念不可能一成不变。从费尔巴哈、冯·李斯特、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对刑事政策概念的界定,可以清晰地看到刑事政策从狭义观到广义观的转变。在广义     

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探索

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法庭应当在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方面作更大的贡献。为此应当健全庭前社会调查机构，成立少年犯罪心理咨询部门，增加对犯罪少年的非刑罚处置方法。     

近代西方犯罪预防理论考察

犯罪预防是人类社会针对犯罪这一社会病态现象所采取的一项根本性对策，受到了以往的立法、执法、犯罪治理机构及人员的重视，并被总结和创建出了一系列犯罪预防的具体对策与理论。西方国家历史上曾出现了古典犯罪学派、实证主义犯罪学派、犯罪社会学学派等犯罪预防理论，随着西方犯罪现象逐渐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促使一些西方国家努力寻求新的、更行之有效的犯罪预防的对策与理论，出现了诸种新犯罪预防理论。本文即拟对西方近代史上曾经存在的犯罪预防理论作一番梳理，在反思的基础上希图发展，在宽容与对话的基础上进行整合。以求对当今我国犯罪预防对策及其理论的走向有些许助益。     

合理利用刑罚威慑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惩罚性和严厉性是刑罚基本的天然属性。正是这种属性，在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上造成了威慑和恐怖的效应，而达成人们远罪避害的心理和行为定向，”[1]使潜在的犯罪人打消犯罪意图，并预防犯罪的发生。但是，犯罪行为的存在表明刑罚并非“威力无穷”，而且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其效力也是不一样的。本文研究的是就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的群体而言，刑罚威慑的实际作用如何？造成刑罚威慑作用有限性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有效利用刑罚的威慑作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一、刑罚威慑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预防作用。刑罚预防，是指通过国家司法机关揭露…     

论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基础

社区矫正制度是刑罚目的理论演进的产物，是差别交往理论的犯罪观在矫正领域的适用。“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的并合主义刑罚理念是社区矫正正当性的理论依据，“犯罪行为是习得的”这一差别交往理论的基本命题为社区矫正的科学性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