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法技术与罪刑法定原则之实践——兼论罪刑法定原则实施中的观念误差

罪刑法定作为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要求刑法对犯罪构成要件及处罚的规定实现明确性。我国刑事立法、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在贯彻理解该原则时 ,过度追求刑法规范的明确性而致罪刑法定原则日趋教条化、本本化 ,有堕入法律形式主义并致法律实质虚无主义之虞。刑事立法技术的局限性决定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只能是相对的 ,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不可避免。树立客观而科学的罪刑法定观 ,实事求是地理解构成要件的明确性原则 ,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明确性原则与“罪刑法定”的立法化设计——兼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明确性原则与“罪刑法定”的立法化设计——兼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游伟孙万怀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是近现代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长期以来，由于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我国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研究大多致力于对原则的渊源、历史演变和发展的考...     

论罪刑法定主义的立法实现——新修订之台湾刑法与大陆刑法之比较

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最重要的原则,在立法中贯彻此原则,是刑事立法的必然要求。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立法实现,在禁止事后法、罪的明确性、构成要件的明确性、法定刑各方面,台湾刑法和大陆刑法有着各自的模式。     

刑法的明确性及其实现途径

刑法的明确性及其实现途径陈泽宪，刘仁文当前，刑法的修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在新刑法典中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废止类推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必须看到，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丰富的内涵，决不是废止了类推就等于完全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其中，刑法规范的明确化也应是罪刑...     

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规则

明确性规则已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在要求。具体分析,明确性规则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刑法形式明确与刑法实质明确两个方面,两方面是有机统一,共同影响着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运行效果。在我国法制建设的今天,追求和实现刑法的明确性一直是一项重大任务,我们要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不断完善,通过立法与司法互动,全面实现我国刑法的明确化。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明确性原则和适当性原则赋予了罪刑法定原则生命的灵魂,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形式与内容上得到高度统一。以此标准判断,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四个特征中,经济性、犯罪性、称霸性特征都存在逻辑、含义不清等问题,需要完善。     

罪刑法定主义的中日比较研究

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刑法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刑法普遍遵循并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然而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背景的差异,罪刑法定思想所蕴藏的理念也有不同。本文在对中日罪刑法定主义对比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罪刑法定主义存在的不足与缺憾,以期更好地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空白刑法规范的罪刑法定机能——以现代法治国家为背景的分析

现代法治国家兼具自由法治国与社会法治国、形式法治国与实质法治国的双重性格,这导致现代行政法的使命由单一阻止行政权的扩大化到兼而具有改善国民经济生活以完成福利国家的任务。受此影响,许多国家突破了以往在刑法体系中只规定自然犯的传统框架,越来越多地在刑法中通过空白刑法规范的方式规定行政犯。用法治国的罪刑法定主义衡量,空白刑法规范既符合罪刑法定主义的民主法治原则和法律专属性原则,同时也是罪刑法定主义之明确性原则的体现和运用,是与现代法治国思想及罪刑法定原则相一致的一种刑法立法模式。     

罪刑法定及其明确性原则视野中的盗窃罪立法完善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1997年刑法第3条确立以后,对整部刑法的立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罪刑法定不仅要求罪与刑要以法律加以明文规定,也要求法定的罪刑规范要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现实的犯罪情况及同犯罪做斗争的实际需要。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以后,要求立法者制定的刑法要尽量完备、合理、法网严密,以更好地实现其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双重机能。而作为罪刑法定的派生原则之一的明确性原则,它要求刑法的规定必须具体明确,而不应该模糊不清。我国现行刑法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对盗窃罪作了一些修改,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性,但仍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的立法实现——围绕行为程度之立法规定方式问题

罪刑法定主义之立法实现在罪之规定上 ,集中表现为构成要件的规定 ,而其核心问题是构成要件行为的规定。作为构成要件行为之规定的明确性 ,其表现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行为性质的明确性 ;二是行为的特定要求的明确性 ,如某性质行为可以有多种形式 ,刑法只应禁止某种或某类而非全部的情况下 ,某行为的限定要求的明确性 ;三是行为程度要求之明确性。而这三个方面中 ,我国刑法对行为程度的限定规定最多 ,导致的争议也最大 ,因此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以解决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在行为程度规定方面的立法实现问题。     

论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及其相对性

法律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完整涵义。这一涵义体现了我国刑法保护公民权利、利益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并重的价值取向。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是不可取的,于刑法理论的发展和司法实践都是有害的。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相对的,其相对性表现在刑法的确定性、刑法的明确性和刑法的溯及力等三个方面。罪刑法定的相对性,给法官的自由裁量留出了空间,也给刑事司法解释提供了相当的余地。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

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应被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予以对待。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堪称罪刑法定原则的"魂魄"。罪之法定与刑之法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两个表征,而形式安定性与实质安定性则构成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两个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除了面临着刑法适应性与司法能动性的挑战,更面临着"安全刑法"乃至"仇敌刑法"的挑战。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可以从刑法立法和刑法解释中寻求保障。通过人权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最终意义在于刑事法治乃至整个法治。     

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困境及其出路

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与刑法系统的开放性之间存在冲突 ,从而导致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陷入困境。这种困境根源于价值实践方式上的缺陷 ,与一种体系性的建构思路存在根本关联。概念性体系很难成为解决价值冲突的理想工具 ,而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便是引入判例制度。有必要在我国构建两级法院的判例制度。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

我国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对这一原则,有的学者称之为"中国特色".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一"中国特色"的合理性问题,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入手,论证了罪刑法定原则只能是限制功能和保障价值,指出了罪刑法定的"中国特色"体现的是社会本位和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造成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故应予纠正,还罪刑法定原则的本来面目.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现状与展望

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本文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我国应当彻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在目前条件下,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取消类推制度;(2)取消从新原则;(3)增强刑法条文的明确性;(4)在司法制度上确立程序法的重要地位;(5)强化司法活动中的制约机制,充分发挥监督职能;(6)避免司法机关越权解释法律。     

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罪刑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罪刑擅断主义的产物,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现代刑法最基本的原则。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和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涵义及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历程等进行初步分析,以期对罪刑法定原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有更深的了解。     

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罪刑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罪刑擅断主义的产物,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现代刑法最基本的原则。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和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涵义及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历程等进行初步分析,以期对罪刑法定原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有更深的了解。     

罪刑法定原则之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其在刑法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出发,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历程的梳理,逐步界定清楚罪刑法定的基本概念。同时,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的阐释,分析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和外延,并进一步探讨罪刑法定原则的本质内容和实质价值追求。     

来稿摘登

应整合引进 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否属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从刑法典颁布至今,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我国刑法事实上采用了该项原则,只是有些变通而已。且不论我国刑法究竟是否奉行该项原则,但无疑,变通后的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已与西方本源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大相径庭了。原因在于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系移植所致,缺乏生根发芽的土壤。     

刑法的明确性问题:以《刑法》第225条第4项为例的分析

刑法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之一,它对于罪刑法定司法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我国《刑法》第225条第4项为例,对我国刑法的明确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国刑法中广泛存在空白罪状、罪量要素和兜底条款,我国刑法学界对于这些立法模式的明确性是存在争议的。空白罪状因为存在参照法规,只要参照法规是明确的,则应当认为并不违反明确性的要求。罪量要素虽然是概括性的规定,但它是把本来应当由司法机关行驶的裁量权由立法机关作出框架性的规定。因此,罪量要素也不违反明确性的要求。兜底条款则要具体分析,如果仅是对行为方法的兜底性规定并不违反明确性要求。但相对的兜底罪名以及对行为方式的兜底性规定则确实存在违反明确性之虞。我国采用司法解释方式对兜底性条款加以规定,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明确化的应因之道,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然需要讨论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