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自己的“未知数”

最近看到一则幽默,颇有启迪意义。儿子问当局长的父亲什么是“已知数”,什么是“未知数”。父亲正为眼下反腐风声紧心里烦着,就没有理睬儿子。可儿子仍穷问不舍。父亲没好气地答道:“我收下的红包是‘已知数’,检察院什么时候来查我就是‘未知数’。”     

父亲的大爱

<正>我的父亲张立志，山东省莒县小店乡人，1919年出生。他1939年任抗日自卫队指导员，194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没有令人仰慕的赫赫战功，也不是令人向往的大官，他是成千上万名为了革命事业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士兵中的一员。年少时，父亲对我们很严厉，在家中轻易不表态，但说出来，就掷地有声。1962年9月1日，我上学了。开学第一天，我斜背着书包，双手抱着一个小板凳，父亲推着自行车送我去学校，自行车的后座驮着写有我家住址和我名字的方凳。我第一次走进学校，     

十问行政执行力

最近,我们就行政执行力问题,在基层进行了民意调研,群众对此反应强烈,其中有诸多疑惑,也有美好期盼。一问:没有执行力哪来执政力当下,执政能力建设成为党政部门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然而老百姓是凭身边的菜篮子、米袋子、药瓶子、房子、孩子等生计问题判断党和     

红薯的记忆

1961年正是三年大灾害时期,为了度过饥荒,我父亲不知从哪里搞到几麻袋红薯,这可成了我家的救命粮。有一段时间,我们家的主食就是红薯,每天母亲按人头蒸几个红薯,每天午饭时一人发-个。那年我8岁,正在读小学二年级。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晚了些,等我回到家,父母已经上班去了,我习惯地揭开锅盖,里面虽然还有热气,却没有-个红薯了。难道母亲忘了给我留红薯了吗？我委屈地哭起来,大哥赶紧过来问我为什么哭,我告诉他没有红薯了,他就问我二哥是不是偷吃了我的那份红薯,二哥禁不住大哥的审问,只好承认他没吃饱,就把我的红薯也吃了。大哥气得打了二哥一巴掌,二哥大哭,我也跟着哭起来,我哭是因为我饿呀!     

周总理与茅台酒

茅台酒属于酱香型大曲酒，因产地而得名，是我国名酒之一，酒龄少说也有五百多年。茅台酒纯净透明，图达幽郁，伙后空杯，也留香不绝。茅台酒在国内知名度虽高，但解放前还没有闻名世界。要论茅台酒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实得织于敬爱的周总理。世界乒坛名将B本的松崎君代是一个评酒的行家，其艾就酿了一辈子酒。在日本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我国时的招待宴会上，周总理将茅台酒赠给松峡君代，并对她说：你回国后，代我问你父亲好，并请他尝尝我们中国的茅台酒。此后，周总理还将茅台酒仙送给日本乒乓球名将获村和长谷川。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为…     

聂政:剑胆琴心的刺客

复仇 十岁那年,"复仇"这两个极具血性的字眼第一次闪现在聂政的脑海中. 从懂事起,聂政一直在问母亲同一个问题,娘,我为什么没有爹? 聂政一生下来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善良的母亲一次又一次地隐瞒聂政,说爹出了远门,还需要过些日子才回来. 渐渐地,聂政不再相信母亲的话,因为过了很多日子他依然不见父亲的影子.于是,他又去问姐姐聂荣,姐姐,我们为什么没有爹? 聂荣比聂政大七八岁,聂荣眼里含着泪水,捧着弟弟的脸,说她也不知道.其实她是知道的,只是母亲不让她过早地对聂政说出这个秘密,她也只好说谎.     

加密生命

若按70岁计算，人生也不过两万五千多天，可是我还是要“计算”： 去年春节，有一位朋友问我一个问题，并要求我不假思索地答出。他说：“人的一生有没有5万天？” 我说肯定有吧。我想，5万元钱一天就可挣回，一天也可花掉。人的一生岂能没有5万天？可朋友说：“否。”     

半个父亲在疼

正父亲中风了。父亲只剩下半个父亲了。现在再看父亲,父亲怎么也不像父亲了。过去父亲像一只豹子,衣服挺括挺括,头发水光油亮——梳的是大背头,向后,把阔大的额头露出来;口袋中还装着小骨梳,时不时就掏出梳子梳一下。小时候的我经常羡慕那把小骨梳。父亲如果能亲亲我、抱抱我或者摸摸我该有多好,可父亲没有。父亲不但没亲过我,也没有亲过、抱过大哥二哥。     

一个日本留学生的警告

某报曾刊登了一位日本留学生谷川弘一的文章，大意为：从总体上看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民族。“我们日本人愿意称你们国家为支那，不愿称它为中国，但我们称宋代以前为中国。我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日比谷公园，指着北洋水师的战利品对我说，日本就是打败支那的北洋水师后，才成为世界上主要强国的。我在日本时就轻视支那人，当我来到支那的时候，我发现支那人比我想象的还要低劣。他们对我这个毫无背景的日本留学生点头哈腰，说什么都是日本的好，就是支那的传统文化也是日本继承得比较好。当我问他们支那一个在韩战中为了完成任务而宁愿被…     

我亲历的广西文革

母亲王慕冰在《广西日报》任编辑，父亲程兴业在南宁一中任教，我家就住在报社。食堂前的大字报先提打倒报社社长，后又针对广西的第一把手韦国清，最后刘少奇的名字也被打大叉了。我回去问母亲，这样一个个打倒，最后会不会打倒毛主席？母亲大惊失色，叫我不要胡说。街上越来越闹腾，报社涌来一批批红卫兵，围成一堆堆大声辩论。某天打起来了，石...     

扔掉你的钥匙链

公司的发展遭遇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开了很多次会议，智囊们也没能拿出一个明确的好办法来。看到我每天忧心忡忡的样子，家人很是着急。一日，晚饭后，父亲过来和我闲聊，向我问明了原由。     

走马观花沈阳水洞

正虽然已经立秋了,但炎热的天气丝毫没有减弱。8月14日上午,我们坐大巴从沈阳市政府广场出发,往东南出城,两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叫白清寨的地方。车停稳我们下了车,一起向一个慢坡走去。途中,遇见几个当地老百姓,我就问他们:"老乡,前面真有水洞吗?""有啊,那还有假?"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显得很自豪:"你们外地人都以为本溪才有水洞,其实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水洞,只不过没有本溪的规模大。"我们继续往上走,过了一个小山     

姓氏寻根

我姓江,随了我父亲的姓. 然而,"江"姓不是我们的祖姓.知道这点的时候,已到了我上中学那年.一次偶然的闲聊中,父亲吐露出我们本姓"莫",属于老家广西那边的一个大姓.父亲很少提及老家的事,我和妹妹因了好奇追问不休时,父亲的口气变得淡然起来,眼角眉梢透出一些怅惆,好象有一道沉重的历史帷幕正在他脑海徐徐降落.我们姊妹只是断断续续听说,父亲临解放时参军北上,在他走后,一场大水给老家带来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从此父亲便与家乡断了联系,留在老家的"莫"姓妹妹也生死未卜…….老家,姑妈,还有那个祖姓"莫",越来越在我的心底生发出神秘之感.而父亲竟至什么也没说就永远地走了. 及至去年夏天,已是父亲去世后的半     

父亲刘少奇的最后时光

1966年底、1967年初,"打倒刘少奇"的活动已蔓延全国,批判、斗争我父亲的趋势愈演愈烈,舆论已经形成,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策划也步步加紧.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一见面,毛泽东就问我父亲:"平平的腿好了吗?"这显然是指1月6日设圈套抓光美妈妈开头的那个情节.从此也可以得知,毛泽东对这件事或真或假也是知道的.我父亲如实回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价值观才是最稳定的货币

我的童年，生活在美国中西部小镇奥马哈。伴我成长的房子建于20世纪初，1958年父亲花费31500美元买下了它。房子是很普通的独栋小屋，没有围墙，从厨房的后门出去，就到了别人家。我们养了两只猫，还有一条叫汉密尔顿的狗。外祖父母住在只隔两个街区的房子里，我总是步行到外祖母家，等待我的是加了糖果的冰激凌。     

也谈“每日四问”

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提倡每日四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显然，这种“每日四问”与春秋时期曾子坚持的“吾日三省吾身”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充分体现了可贵的自省意识，至今仍不过时，尤其值得领导干部学习借鉴。     

怀疑使信仰真实

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怀疑的时代。同学考上了公务员，不是说人家凭本事，而是怀疑人家有背景；有人考进了事业单位，不是说人家刻苦努力，而是怀疑人家送了礼；看到超市卖的食品，先要怀疑里面有没有添加剂；去吃早点，生怕人家用了“地沟油”、复炸油。     

苦难是一种财富

我们都有一个自己的过去，而且我们这代人的过去跟你们年轻人不一样。你们没有吃过苦，不会理解今天站在这儿的这个人怎么这么矫情。但是因为今天我在你们的眼里算是有钱、有地位、有话语权的人，所以我就有资格讲我的过去、我的苦难。因为那是一代人的记忆，因为是我的苦难，是我的财富。     

我们需要出走

其实我不太爱说旅行或旅游,我常常用的词是“出走”.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了他的敏锐度,也难以激发创造力,所以需要出走.20世纪70年代我在欧洲读书,那时候我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我说还没有.他说：“你没有在米开朗琪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你怎么敢写他？”     

中外名人论道德

每天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陶行知每天的提醒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份量来报偿我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