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及其法治特征——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分析视角

现代性危机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理论及其制度博弈的极端化反映。从1980年代开始，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走出了理论极端化误区，开始吸收对方理论的合理性因素，追求社会和谐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以和谐社会为核心的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理论为当代自由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谐社会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兼容并蓄的社会；是以立宪主义宪政为基础的法治社会；是个人自由和权利得到保障、国家权力分立与制衡、社会自治制度完善发展的社会。     

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

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在这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内涵设计: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社会和谐的道德基础;分权学说设计了使国家权力和谐运行的政府机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追求的是经济的和谐发展;对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划界,追求的是公权与私权以及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和谐;“积极自由”关注的是实现社会和谐所需的物质条件;责任型政府则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物质、制度和法律方面的保障。在对以上诸领域和谐的一步步探索中,西方国家建立起了他们的“和谐社会”。     

经典理论与法本位

法本位的理论基础涉及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个人、社会之论辩及其对法本位的影响,涉及中国经典理论中民本思想的演进、超越与民本位的奠定,以及法学方法经典理论与公私法本位的确立等。社会和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早有先驱。在自然法理论中,个人主义的实质是呼唤个性解放、独立和自由。狄骥运用他的社会连带理论猛烈攻击“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的观念。社群主义批评个人主义的主张导致忽视国家维系的良善生活;权利本位正如自由一样,只可能是相对的,应当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始于与神本相对峙,而终于与君本相对立。新时期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新超越,也为权利本位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宪政之路

关于“和谐社会”这一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了多方面的阐释。第一，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中包含的“和谐社会”思想。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就从侧面论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同时“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这就可以推进社会趋于和谐。     

合约、国家理论与世界秩序——自由制度主义的外交理念与世界政治主张

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约与国家理论为基础,对自由制度主义的外交理念与世界政治主张进行了研讨。文章认为,自由制度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理论上的渊源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合约、经济权利与国家规模的理论,对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文章进一步认为,自由制度主义需要进步性的改造与转化,也就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汲取养料,将合约、国家理论与世界秩序结合起来,以开辟制度研究的新领域。     

浅析权威主义时期的韩国政企关系模式

本文通过对权威主义时期韩国财阀与政府之间互动情况的历史考察，归纳了这一时期韩国政企关系模式的基本特征，并认为权威主义时期韩国的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战略选择等因素是形成韩国“政府主导下的政企合作型”政企关系模式的主要原因。     

论毛泽东关于自由与自由主义的思想

作为思想的自由与作为主义的自由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自由主义是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主要是以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和目标的思想流派。而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等也讲自由。毛泽东提倡口号化的自由很容易为民众所理解,从而获得了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多种势力的支持。但是,他对自由的学理探讨不深,也没有深刻区分有一定合理因素的自由主义与侵害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自由主义的区别,导致在自由和自由主义问题上出现了失误。     

社会秩序的价值之维及其取向

社会秩序实质上是国家、社会与个体的相互关系，内在蕴涵着国家与社会、个人与团体、自由与秩序的价值维度。社会秩序不仅需要来自国家赋予的权威与服从，同时也需要社会提供的信任与合作。人们往往以个人在团体中的秩序体验来评价社会秩序，个人与团体的内在矛盾不可避免地映射于社会秩序本身。自由与秩序的冲突，在国家形态下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力的一种内在紧张。良好社会秩序的形塑，需要三对关系的合作共洽，在社会秩序稳定的底限下达致自由秩序的形成，自由秩序也就是建立于契约基础上形成的自控型秩序。     

多元主义视野中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

多元主义政治理论以利益集团与政府关系为政治分析的切入点，以国家权力的多元化为基本前提，把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现实民主的基本实现模式，它对利益集团的存在和作用持肯定态度，认为在利益集团的冲突中，政府是一个中立的仲裁者的角色，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抗性竞争关系。多元主义关于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理论关于权力多元化的基本前提缺乏普适性，它所强调的权力多元化基础上的社会制衡，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空想，关于利益集团冲突与协调过程中政府角色的界定低估了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吴稚晖无政府主义思想渊源初探

作为一位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出身小资产阶级商人家庭的悲惨生活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是其可能性基础；早年历经的官场黑暗和目睹的清政府腐败以及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矛盾激化阶级矛盾尖锐是其现实性基础；平等、真善美的宇宙观、人性本善论、互助的进化论等哲学理论又是其必然性基础；当西方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外应和自身儒家大同思想的内蕴互相激荡，形成合力时，最终导致吴稚晖无可避免、合乎逻辑地走上了无政府主义道路。     

马克思的“个人”、“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的开启——从与黑格尔、卢梭的关系视角之审视

黑格尔、卢梭及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内在关联应被立足于政治哲学视域下的“个人”、“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视角来审视。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启了马克思关于“个人”、“国家”和“社会”三者辩证统一发展之社会整合视域。卢梭的政治学说和国家观启发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内在地影响了马克思这一整合视域。在如何整合“个人”、“国家”与“社会”三者和谐辩证统一发展问题的思维路径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卢梭的致思趋向具有一致性，并内在地构成了他们三者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和机制。“个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至为重要，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澄清，将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乃至整个思想的理论实质及其理论旨趣和终极关怀。     

法团主义视阈中利益集团与政府关系

法团主义是一种新的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本文在阐述法团主义视阈中利益集团与政府关系的基础上,着重研究社会转型期中国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建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多数人暴政的内在逻辑及成因分析

多数人暴政的理念是随着民主理论的发展而提出的。自托克维尔以来，关于多数人的暴政是民主的一大缺陷的认识已讨论甚广。民主与多数人的暴政犹如“父子”，一前一后，二者有着天然的联系。多数人的暴政并非必然，其发生是受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且在古典民主与现代代议制民主环境下的表现也有差别。理论上，个人的有限理性、权威主义影响因子的存在等因素是引发多数人暴政的隐患。     

建设服务型政府——基于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比较分析的视角

新公共管理直接催生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府治理改革新方向，但其理论本身内在缺陷及改革指向的低层次性，使其无力担负起服务型政府理论支撑的重任。而新公共服务在相当程度上可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进行有效对接，其突破“管理主义”组织与技术层面改革框架的窠臼，从民主治理的政治架构维度推进政府改革的新思维，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指明了前行的正确方向。     

青春的梦想托起中国的梦想——“中国梦”的青春解读

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梦”的阐述点燃了中国青年的梦想火花。但对“中国梦”，人们却有一些误读和过度解读。“中国梦”是对前人奋斗的总结和对美好未来的描述，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国梦”追求的是世界共赢友好相处，展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梦”强调要把民族追求和青年个人的理想期待相融，表明了个人小追求和民族大目标的共存；“中国梦”既是要为青年创造美好未来，也要依靠一代代青年的接续奋斗，用青春的梦想和追求托起中国的梦想和追求。     

关于法治信仰的思考

所谓法治信仰，是认同、尊敬、依赖法治，赋予其神圣性并将其奉为最高行动原则的一种思想。简言之，就是社会达成法律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共识。法治国家必须具备这样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治理国家的法律必须是良法；这样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法治国家莫不如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前一个条件实际就是讲法制建设，后一个条件就是讲法治信仰。法制建设是法治的“硬件”。法治的确立首先取决于法律的理性与科学，即法律本身是良善的，是好法律，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它应该是规范政府权力、限制政府权力滥用的，应该是平等保护个人…     

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

著者在该书中题辞：“献给我的朋友和无政府主义同路人伊姆雷·拉卡托斯”。 他于献辞后一页中写道：“这部论著是伊姆雷·拉卡斯托和我准备合写的一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在书中打算抨击理性主义的观点，伊雷姆则重申这种观点和进行辩护，并在这一过程中对我进行痛斥。这两部分合在一起当能说明我们就这些问题展开的长期论争。     

评建党前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次理论交锋

“五四”，后中国各种新思潮竞相涌动，泥沙俱下。马克思主义是在与一系列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激烈交锋中，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建党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交锋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之间围绕社会主义究竞是否适合中国的交锋；围绕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理论交锋。     

执法下沉：基层治理权威消减及其再组织过程——基于T县“大综合一体化”改革经验的分析

“扩权强镇，执法下沉”是当前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既有研究从政府管理的多重视角分析了执法下沉的原因，但缺乏从政社关系的视角对执法下沉的社会基础进行解释。政府执法本质上体现了政府治理权威与治理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现代科层制的进一步扩张和传统熟人社会的解构，当前基层治理正面临传统德治权威不断消减而现代法理型权威尚待扎根的困境，这造成基层治理“模糊性”凸显和治理权威缺失，并导致基层执法难的问题。执法下沉旨在通过科层组织的内部改革推动法理型权威向基层下沉。但基于T县综合执法改革经验的分析发现，执法下沉不仅没有改变微观治理中“人格化”因素的影响，反而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因此，重塑基层的德治权威具有现实必要性，理应成为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