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北京仍有大人物阻止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不久,有人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点名攻击小平同志.接着,政治局又有人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讲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误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这些出自中央政治局委员口中的话,真叫人难以置信,是与广大群众的意愿相悖.     

杨勇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前

借疗养为名,沿途和一些负责同志商量如何争取让邓小平快一点出来工作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出来工作仍受到一些阻力.不久,有人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点名攻击邓小平.接着,中央政治局又有人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讲,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误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这些出自中央政治局委员口中的话,真叫人难以相信.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坚持错误,丢弃真理?为什么要和广大群众的意愿相悖,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为什么要阻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2017年中国经济如何“稳中求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2016年1 2月1 6日闭幕,“稳中求进”被确定为201 7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 在笔者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言的“稳”,应该有这么几层意义: 一是稳定宏观政策框架体系.     

毛泽东儿媳“文革”蒙难记

十年“文革”是中国人民所遭受的一场空前的浩劫，就连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两个儿媳刘松林（刘思齐）、张少华（邵华）亦未能幸免。 一 1966年7月26日晚，江青率“中央文革”成员气势汹汹地前往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万名师生聚集于学校大操场“聆听”他们的演说，主旨是批判那“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的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工作组。     

枣阳市聘请党外干部监督“三讲”

为确保“三讲”教育扎扎实实，不走过场，湖北省枣阳市在今年“三讲”教育一开始，就聘请了１５名党外干部担任“三讲”教育监督员，并为他们颁发了证书，请他们对“三讲”对象及“三讲”教育的全过程进行监督。这１５名党外干部均是市委统战部、市政协的重点联系对象，分布于社会各个层次，与群众联系比较密切，对中央政策及基层情况比较了解，且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他们对“三讲”教育实施监督的方式是：一、反映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帮助“三讲”对象查找问题，并对“三讲”教育的具体做法提出建议。二、对“三讲”对象的学习、自我剖…     

对《董必武传》两处史实的考证

《董必武传》中的两处说法有误:一是1935年11月5日董必武和中央机关从甘泉县下寺湾出发,于11月10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二是中央到达瓦窑堡后成立了负责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的“五人党务委员会”.通过综合分析、研究现有资料,可以确定董必武到瓦窑堡的确切时间应该为1935年11月7日；“五人党务委员会”是在中央机关在到达瓦窑堡之前的下寺湾成立的.     

陈伯达为什么投靠林彪

人们对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很不理解,其实,这是有原因的。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陷入了孤立状态中央文革成立不久,陈伯达就陷入了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首先是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也都是有点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早就看出来江青不光身份特殊(毛泽东的夫人),地位特殊(实际主政的中央文革副组长),而且看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呼     

“南街模式”与社会主义本质初探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改革开放,南街人在探寻共同致富的道路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中央领导给予他们的探索和实践予以充分肯定,称他们“于得好,路子对头。”笔者把南街的发展道路叫“南街模式”。     

毛泽东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的来龙去脉

正“人民公社大食堂”在年轻人看来,是个新鲜事物,但是对六七十岁的人来说,却再熟悉不过,并且已经存在于他们的记忆深处。当年,“大跃进”催生了一个“新生事物”,就是农村的公共食堂。那时的农村就像机关、部队一样,男女老少到点儿后就去食堂排队打饭,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没了用武之地,于是便“砸锅炼钢”。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同时也是较早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的中央领导人之一。     

1969年的北京高干大疏散

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大军压境的苏联于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由于事件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风头正健,在他们的一手操纵下,被“疏散”人员实际上是换了个地方继续被“监禁”。     

“文革”三大干将的人生结局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了虚妄,理智最终战胜了狂热,伴随那场“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王力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包括参与写“九评”     

养高雅艺术 育一流人才──中直文艺院团改革访谈录

养高雅艺术育一流人才──中直文艺院团改革访谈录主持人陈玮纪新主持人：中央直属的文艺演出院团，作为我国的国家级院团，曾经是那样的辉煌。他们为广大人民群众创作出无数喜闻乐见。家喻户晓的文艺精品。他们走向世界，被各国人民誉为“文化使者”、“民间大使”，他们...     

戚本禹沉浮录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干了不少坏事,因此,在1967年8月和1968年初中央先后处理他们之后,“王、关、戚事件”便在历史上记下了一笔。但是,对“王、关、戚”这种排列法,关锋却不赞成。关锋说过:“王、关、戚”实际上应该是“戚、王、关”。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有一个事实似乎印证了关锋说的这个话: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重新审理“王、关、戚”一案时,对王力和关锋没有判刑,而对戚本禹却判…     

“文革”中“三大干将”人生结局各不同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在“文革”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中央文革小组成员“E、关、戚”是响当当的知名人物。但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     

中国反腐直入深水区

刚刚过去的几个月，让已习惯了反腐雷霆之势的人们，再次震撼于中央反腐的力度和决心。看一看这串名单：赵智勇、苏荣、杜善学、令政策、万庆良、徐才厚、韩先聪、张田欣、周永康……上至国级，下至省级，都是“老虎”乃至“大老虎”。他们之外，更有一大批腐败官员被查处。     

重话“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是指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1968年3月22日，杨、余、傅三位将军遭到飞来的横祸，顿时成了震惊全国的“杨余傅事件”的罪魁，他们共同的罪名是为“二月逆流酬案”、“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     

百年来,中国疫苗如何由弱到强

从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处算起,中国疫苗从零起步,到如今跻身世界“第一方阵”,奋斗了百余年。回顾历史,这是一支闷头打胜仗的队伍,他们从不张扬,却不声不响地把一个个“瘟神”收进了“魔瓶”。     

稳中求进 努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做到“稳中求进”,这是中央提出的关于经济工作的总的原则.“稳中求进”是一个积极的方针,“稳”,就是要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进”,就是要切实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深刻理解、认真贯彻中央“稳中求进”的经济方针,特别是做好     

鲁迅与瞿秋白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曾以清人何瓦琴的这句联句书赠瞿秋白。由此可见 ,鲁迅其时已将瞿秋白引为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朋友和同志。他们之间的友谊 ,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鲁迅给瞿秋白回信 ,首以“敬爱的 J.K.同志”相称193 1年 1月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 ,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 ,而此时 ,他的肺病又不时发作 ,为此 ,中央批准他在上海养病。这时的心情 ,用他自己在《多余的话》中所表露的言语来说 ,是庆幸自己“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而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     

中共“一号机密”背后的故事

1930年10月以后，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开始出现了“存文组宣毛”的代号。其中，“组”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与之并列、列在首位的“文”——中央文库（中央地下档案库），一直湮没于历史的风雨中，鲜为人知。从1930年秋开始，中央文库几经辗转，数易其手，在险恶的环境中存在将近20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