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的弊端与创新——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思考

作为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组织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在西方文官制度中有着相当程度的体现.因此,西方各国掀起了文官制度改革的浪潮,摒弃官僚制,推行新公共管理模式.国情与环境的差别,决定了中西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但由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

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形成与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紧密相连,特别是与现代性的理性有关.马克斯·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他对官僚制理论作了全面的阐述.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建立起来的西方官僚制组织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着现代性困境:一是官僚制的正功能与反功能并存,二是理想型的官僚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     

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论组织模式转型与政策过程的重塑

政策过程是基于组织来开展的,不同组织模式下所开展的政策过程也完全不同。工业社会以官僚制组织作为社会生活的载体,政策过程也是基于官僚制组织的运行来开展。官僚制组织是工具理性的典范,基于官僚制组织所形成的是一种常规决策。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政策问题时,官僚制显得缓慢且僵化,常规决策模式受到挑战。社会发展推动官僚制组织逐渐向合作制组织转型,常规决策模式也逐渐向更为灵活的非常规决策模式转变,政策过程得到重构,成为一个合作行动系统。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认识并超越官僚制组织

马克斯·韦伯创立了官僚组织模式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因其严密性、合理性、稳定性与普适性,它在工业社会的组织形态中居主导地位。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官僚制的弊病也暴露出来。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企图彻底废除官僚制。但到头来,充其量只不过是充当了对官僚制进行改革的角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背景下,面对我国公共行政的现状,提出了实质性超越建议。     

继承与变体——“官僚制”与“压力型体制”的对比分析

"压力型体制"意在强调地方政府的运行是对不同来源发展压力的分解和应对,其作为中国政府组织运行方式的形象描述,是西方官僚制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实践中逐渐产生的特殊变体。鉴于二者在组织形式、核心机制、运行方式和评价机制方面的诸多相似与相异之处,本文对"压力型体制"与"官僚制"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展望了压力型体制的前景与理论启发,以期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提供指导。     

浅析"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的兴起是官僚制寿终正寝的结果,而在中国,实际情况是还没有真正的官僚制,科层制并没有发挥出其真正的优势,本文并不反对把"新公共管理"应用到中国政府的改革中来,但却提醒大家在用"新公共管理"改造中国政府的时候,不要盲目崇拜"新公共管理"理论,把它当做救世良药,就我国目前形势来看还要充分发挥官僚制的优势.     

理性官僚制的局限与公共部门改革的后官僚制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理性官僚制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对官僚制的批判包括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个人需要和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缺乏应变力和灵活性等多个层面。这也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背离官僚制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其基本思路可以分别概括为新公共管理路径和新公共服务路径。对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需要在构建和完善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公共部门的能力。     

公共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种范式,它们各有其利弊,适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西方公共行政改革路径演进的实质,是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的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形态,是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融合。这种融合是通过新公共管理扬弃官僚制的方式实现的。当代中国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具有特殊的公共行政环境,因而公共行政的改革应当选择“完善文官制为主,推行新公共管理为辅”的路径。     

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变迁及现实意义

一、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变迁人类社会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在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的更替过程中,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寻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态,这同样也引起了公共管理模式的不断演化。我们可以从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变革过程中清晰发现这一点。1、现代官僚制理论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否定以忠于人为内核的传统官僚制基础上,建立了以忠于物(组织与制度)为要旨的现代等级官僚制模式,对当时的公共行政理论产     

从现代官僚制到后官僚制人性预设转换的动因分析

现代官僚制是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以层级节制、非人格化为特征,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企业家精神改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即后官僚制范式出现了.两种范式管理理念的不同根源于人性预设不同,后官僚制以"理性经济人"取代了"人性恶"的假设.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源于行政生态环境不同.     

官僚制理论：理想的文明与片面的合理性——兼谈中国行政组织的改造

官僚制理论相对于它之前的理论来说是理想的,属于理想和进步的文明范畴,它的产生和发展符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行政管理实践的需要.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其优势和弊端都集中于片面的合理性这一点上.通过正确认识和分析官僚制理论,结合我国的行政改革,有三点借鉴要把尊重规则与严格监督结合起来;要舍弃严格依职能划分部门的组织设计理念而采取‘大部'形式"、"在组织行为中应重在强调个性而非整齐划一".     

公共政策执行困境组织结构性因素的分析

现代国家的公共政策执行一般都依赖于官僚制的组织机构,而官僚制组织机构既有的结构性因素往往会导致公共政策执行的阻碍甚至失败.官僚制组织追求稳固化倾向,官僚制组织目标多样化和官僚制组织结构多层级性均可能造成公共政策执行困境.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执行组织结构困境的应对策略在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政府负担;改革传统官场文化,平衡多方利益;增强政策执行科学性,提高执行人员的素质.     

官僚制组织的两副面孔

官僚制组织具有两副面孔.官僚制组织的经典面孔是由权威—义务、责任—规则等概念共同谱绘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代理理论则用委托—代理、激励—动机等概念为我们描绘出了官僚制组织的另一副面孔,且人们根据这种描述而对官僚制组织进行改造的结果,就是将组织实践变成了所有组织成员合力蚕食组织剩余的活动.自人际关系学派兴起以来,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人的因素”成为了组织管理的核心议题.传统官僚制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导致组织实践总是受困于官僚自利性的问题.代理理论正视了这一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当代组织理论必须对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的“人的因素”的问题做出新的回答.     

对韦伯官僚制行政效率悖论的一种解读——兼评新公共管理运动

对韦伯官僚制行政模式存在的效率悖论的批判,更大层面上是后人的一种"误读"和"苛求".新公共管理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僚制的行政效率,但并没有动摇官僚制的理论基础.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于当今我国行政改革具有启示作用.     

现实条件下官僚制理论的理性回归

官僚制从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和理论的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诸如以新公共管理运动取代官僚制等等已有所见。因而,试图重新审视韦伯倡导的官僚制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对官僚制进行重新解析,以澄清人们对于官僚制的片面批判。     

理性官僚制:批判及辩护

理性官僚制是韦伯基于法理型权威下的一种理性化程度较高的组织模式,其效率宗旨与理性精神契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目标。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标榜的新文明对早前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运行模式进行了改善,知识和信息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上述变化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官僚制中过分强调专业分工、职能权限的划分、组织效率等原则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们抨击官僚制效率丧失、限制民主、压抑个性等方面。我们是否真的要摒弃理性官僚制的诸多原则,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深层的剖析。     

对韦伯科层制的一种三维解构及其结论

本文通过对韦伯官僚制受到的批判与发展之争的省思，先对韦伯官僚制用制度维和理念维解构了其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伦理维向度。然後通过分析认为後工业社会的电子政务模式所承担的是提升效率的技术角色，认为目前的电子政务组织模式尚无法担当起超越官僚制的使命，最後做出了伦理要素将成为信息时代韦伯官僚制度存在和演变取向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