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行刑社会化的必然趋势

社区矫正是一种与传统监狱服刑方式不同的、特殊的服刑方式,它让罪犯在社区中执行刑罚。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社区矫正符合当今世界行刑制度的发展潮流,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也有利于行刑经济。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社会认同程度不高等问题。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由司法行政机关担任比较合适。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应做进一步的合理调整。     

社区矫正主体重塑

社区矫正在我国各地开花结果,其法律规范、制度设计、社会保障、社区参与等方面的问题都逐渐凸显出来,并成为阻碍社区矫正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棘手问题,社区矫正主体方面的混乱状态只是其中一例,有必要重塑社区矫正主体体系,厘清社区矫正工作秩序,推动社区矫正工作执行。     

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中的问题及完善

目前,全国各地普遍依托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框架,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存在着诸多不足。针对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法律体系、矫正项目、适用比例及适用范围等内容进行完善,以期降低未成年犯的再犯罪率,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社会力量在女犯社区矫正机制建设中的作用

女性社区矫正对象有特殊的身心需求,在矫正过程中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社会力量参与女犯社区矫正机制建设可以有效缓解司法行政机关矫正资源的匮乏,促进社会组织的有效竞争,建立最优的女犯社区矫正方案。社会力量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介入女犯的社区矫正机制。宏观层面主要体现为建立社会责任感,提出政策倡导;中观层面体现为根据自身职能和特点嵌入式参与女犯社区矫正;微观层面体现为结合个案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广泛链接资源。     

农村社区矫正的实然与应然——兼论社区矫正中村民的有效参与

根据5个省份15个司法所社区矫正开展情况的调查,我国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着物质条件缺乏,社区矫正发展动力不足,矫正力量薄弱,矫正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法律制度缺位,矫正工作机制松散等问题,因此,完善工作体制、加强队伍建设和政府宣传引导、公众参与等,是农村社区矫正的发展方向。     

社区矫正实施后的保外就医制度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社区矫正给予了法律上的肯定,标志着社区矫正制度正式上升到了法律层面。社区矫正既是一种有别于监狱行刑的社会化行刑方式,又是一种与监狱行刑相互承接、上下贯通的行刑制度,它为保外就医提供了制度性的监外承接载体,突破了传统监狱行刑难以向社会延伸的瓶颈制约,在社区矫正条件下,保外就医可以适当放低门槛,要配套相应的法律、制度,方能保证其顺利实施,彰显其人道主义光辉。     

“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分析

从2003年上海首先开始社区矫正试点至今天,社区矫正对于中国刑事法律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是决策层在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现状基础上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有其深层次的制度优越性考虑,既充分认识到了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要求,也正视了社区矫正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总的来说,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社区矫正实施的困境及其制度完善——以太原市社区矫正实务为样本

社区矫正是我国司法向社会化、行政化转移的一项刑罚管理举措,各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对社区矫正都有各自的具体实施办法和程序,但是在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运行中,顶层立法设计与基层执法实践中却出现了权力断层。因此,应在正确理解社区矫正立法目的的基础上,重构社区矫正实施层面的法益框架,明确社区矫正的性质、执行主体和监管主体,探索建立专业性强、具备良好衔接性的社区矫正体系,为我国社区矫正提供理论和制度支撑。     

“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分析

从2003年上海首先开始社区矫正试点至今天,社区矫正对于中国刑事法律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是决策层在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现状基础上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有其深层次的制度优越性考虑,既充分认识到了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要求,也正视了社区矫正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总的来说,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检视与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之再探索——以W市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研究对象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汲取了多年来的探索经验,在法律层面上设立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2019年年末通过的《社区矫正法》第18条赋予了社区矫正决定机关调查评估的权利。各地司法机关也在不断地进行积极有益的尝试。但对W市2017年～2019年涉罪未成年人案件的研究中发现司法机关在运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调查主体多样化、调查内容欠规范、报告质量不达标、缺少异地社会调查及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调查员的诉讼地位不明确等问题。解决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存在的问题就需要司法机关完善和规范调查报告的收集、审查程序,明确调查的主体、内容和形式,同时要提升社会公众对社会调查的理解和支持。     

社区矫正的基本任务之我见

"两院两部"将社区矫正的任务规定为刑罚执行、教育改造、帮助与服务.社区矫正是现代刑罚对犯罪的宽容,是社会公众对犯罪人的宽容.因此,社区矫正是"社区制裁",而不是单纯的"社区刑罚".社区矫正的基本任务应包括:执行刑罚、监督管理、矫正教育、危机干预、社会救助和恢复秩序六个方面.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管理体制的思考

社区矫正的本质是以政府角色为主导,以社区为基点,对服刑人进行监督与服务。现行社区矫正管理体制的优点是多部门协作模式下的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体制,并引入了非政府资源参与。但现行社区矫正试点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不足,如社区矫正机关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明确、基层司法所欠缺必要的执法资源,非政府组织在社区矫正中的法律地位也缺乏明确规定,应在制度设计上加以完善。     

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已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社区矫正被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无疑促进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但是,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当前还存在着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认识存在偏差、非监禁刑适用比例偏低、社区矫正工作主体亟待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机制还不能做到规范运行等问题和制约因素,严重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我国《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冲突分析研究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始于本世纪初,是低惩罚程度的刑罚执行方式。作为社区矫正制度的根本——《社区矫正法》却仍未出台,这给社区矫正实施带来了很多困难,理论层面上也出现了问题。2016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文章以《意见稿》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理论、实务中的冲突分析研究,从立法名称和主体入手,结合社区矫正的性质及作用,提出重新规划社区矫正的权力配置,以期对《意见稿》的进一步完善和推进我国社区矫正的合法、有效改革提供借鉴作用。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比较与重构

社区矫正作为国家一项刑罚执行措施与罪犯瑰造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社区矫正的特殊组成部分，通过社区矫正与未成年人服刑工作的结合，可以矫正未成年人的行为及心理。解决未成年人服刑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在立法系统性、管理制度独立性、对象适用广泛性、监管手段全面性等存在不足。可以借鉴国际社会未成人社区矫正经验，总结本土化的社区矫正谋略，探索地方实践模式，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社会治理模式改革背景下对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的解读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要求"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体现了决策层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充分重视,也体现了决策层在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社区矫正制度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有其深层次的制度优越性考虑,既充分认识到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要求,也正视了社区矫正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     

歧视知觉对社区矫正对象社会疏离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疏离关乎个体发展和社会稳定，是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 要内容。基于2019年S市社区矫正对象的调查数据，从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视角，探究歧视知觉对社区矫正对象社会疏离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歧视知觉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疏离既存在直接影响，也通过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两个中介变量产生间接影响。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在歧视知觉与社会疏离之间起到自我转化和外在保护的作用。因此，在外在歧视无法完全消除之下，为了缓解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疏离，应注重提升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整合，增强社区矫正对象的有益支持，从而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     

论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认同

社区矫正是以人道为内在价值的非监禁刑的非刑罚化的处遇方式,非刑罚化是其基本属性,助人自助是其应有功能。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任务,应以推动刑事法治建设和自身的技术性建构为重点。在社会物质、精神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应着力培育公众的认同,通过评估和意愿建立矫正关系,防止公众和犯罪人的刑法规范意识的异化。     

社区矫正“前置调查评估”制度现状与对策探析

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是一项必要性、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法院审判职能的延伸,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它直接涉及处罚犯罪和权利保障两个基本问题,同时通过调查评估的实行也可无障碍地实现社区矫正部门与法院等相关机构的无缝对接,实现社区矫正适用的针对性和有效开展,其意义重大。而在实践中该制度的执行落实并未起到其设计的初衷和重要作用,一是从概念分析及准确定位到制度的衔接和执行落实存在着诸多问题,二是关于实施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制度的必要性和适用范围以及其是否应当成为社区矫正适用前的必经程序和调查报告的具体属性等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因此,继续深入研究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制度,厘清该制度的科学称谓,突破该制度的实践困境,对于我国社区矫正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查阅研究近年来研究文献,结合笔者在实务部门所掌握的实际情况,同时向基层司法所发放并收集50份有效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主要观点如下:调查评估制度不应当被称为审前社会调查,应称为前置调查评估,因为审前一词限制了适用阶段与社区矫正适用范围不统一;调查评估制度应作为社区矫正适用前的必经程序;应从法律层面确立调查评估的重要地位,应细化操作规范,健全法律监督体系。     

从心理学角度看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我国行刑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各领域的理论探讨中都受到了肯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制度具有社会心理的依据,可以从个体社会化、社会角色认同及健全人格的需要中看到社区矫正具有一些比监禁的行刑方式优越的地方。为了使这一制度的施行更能体现效果,通过心理矫治的内容与方式,结合正常的法律途径,让社区矫正更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