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AR模型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采用广东省1978-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协整分析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广东省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稳定的均衡作用,并且研发人员和研发投入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作用.基于这一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和建议,从而使财政科技投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经济增长中政府行为的制度分析

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动态过程中的内生变量,它构成经济增长中合作与竞争的基本秩序;而作为国家意志的代理人,政府用以交换和服务于委托者的基本形式,就在于制度供给.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梳理与初步思考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关注的是政策周期性波动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由于存在认识过程、前提假设、理论平台的不同,我国"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周期理论存在区别.通过对"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梳理,政策已经被纳入到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变量之中,政策与制度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变量政策是一种制度安排,经济政策是经济波动的内生变量,政府可以制定政策、法规、条例来约束市场行为.     

制度变迁中国家作用的再思考--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看转型期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国家理论.其中关于国家与制度变迁关系的阐述又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文将利用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对转型期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进行一定的反思,从而进一步探讨国家在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这一具有重要意义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充分就业、经济增长与政府作用

充分就业、经济增长与政府作用存在着密切关系,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研究这种关系就更有意义.充分就业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和基础,其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支撑作用,存在着主动性影响.而政府是推动充分就业的主体,它是通过政策调节来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一般来说,政府会首选加速发展第三产业、以创业促进充分就业这两种政策.     

浅谈知识经济下的人才资源开发

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的今天,一个国家、地区或企业的繁荣强大不再直接取决于自然资源、资金等硬件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是依赖于知识以及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知识经济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而是经济增长的内在核心因素,而知识的载体是人,拥有知识和     

论西部大开发中区域开发能力的强化

利用已有的知识存量和技术基础进行有效的研究与开发 (Ｒ＆Ｄ)活动 ,是一个区域保持工业竞争和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在西部开发中如何通过强化区域Ｒ＆Ｄ活动 ,提高工业内生增长能力 ,使这一地区经济获得发展与创新的动力 ,并通过传导与扩散过程 ,实现西部经济的真正起飞 ,是一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区域Ｒ＆Ｄ能力与技术内生机制区域Ｒ＆Ｄ能力实际上体现为区域工业技术内生能力。而这种能力则体现在技术创新和技术传导扩散两个方面 ,对一个区域而言 ,无论是先进技术的引进 ,还是自主技术的开发研制 ,或是先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 ,其…     

坚持以改革创新提振内需

由于尚未摆脱金融危机阴影,世界经济整体持续低迷,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支撑作用正在下降,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举措。目前我国扩大内需面临诸多障碍,内生增长动能趋于减弱,使得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实践证明,创新能够拉动有效需求,尤其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而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可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促进内生增长,有效提振内需。     

外部嵌入与内生赋能：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路径选择——基于贵州M村的案例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驻村帮扶面临的情境已经从脱贫攻坚时期的“扶贫”情境转向乡村振兴阶段的“振兴”情境。聚焦外部帮扶与内生动力相结合，在已有嵌入式帮扶理论基础上，援引赋能理论提出“嵌入—赋能”分析框架，并基于贵州M村的实践案例，可以发现：以形成内外合力为主线，以促进村庄的新内生发展为导向，强化外部的制度嵌入、资本嵌入、观念嵌入与内生的结构赋能、资源赋能以及主体赋能之间的有效联动，是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可靠路径。从动态递进的视角，构造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理想进路需要实现融入逻辑、激活逻辑、自主逻辑的紧密衔接，以外部力量的有效融入为前提，以外力驱动的内生激活为关键，以内生力量的自主本位为归属。     

利率可治结构顽症

作为货币政策的一种,利率政策不但具有对所有行业都"一 视同仁"的一般性特征,而且与准备金率这种货币政策工具相 比,在治理宏观经济时以温和著称。 但是,如果把利率的作用置于当前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之下 进行考虑时,可以发现利率对这轮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也能发挥 作用。     

威尔逊的规制政治理论述评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詹姆斯.威尔逊对经济学界的规制理论,尤其是对规制俘虏理论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为了弥补经济理论的不足,威尔逊以规制成本与收益的分布为主要依据,将规制政治分为四种类型,并提出了影响规制过程的内外变量。威尔逊认为,在规制研究中经济利益和理念都是不可或缺的变量,因为它们都会直接影响规制政策的形成。威尔逊的规制政治理论为解释多种规制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但其理论中的制度制约等部分内容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运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法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农村经济货币化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边的正向相关性;农村正规金融贷款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边的负向相关性;农村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     

滞胀是怎样形成的——对凯恩斯之后的政府干预政策的反思

进入20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成了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从古典到凯恩斯,以及凯恩斯之后的新古典主义、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凯恩斯革命之后的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是立足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或对凯恩斯的经济增长理论的修补,因此通过对凯恩斯以来的以政府干预为指导思想的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分析中国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方面的取向有所启示.     

行政管理支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

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膨胀。长期来说,三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与行政管理支出负相关;行政管理支出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短期来说,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都有惯性上升的趋势,其它变量的波动对其影响不显著;短期内行政管理支出也有惯性增长趋势,同时受城市化水平波动的影响;而且,三个变量对上一期非均衡的校正能力都很弱。     

民工荒、大学生失业与低技能陷阱

文章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研发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战略互补的思路分析民工荒和大学生失业的悖论.由于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进行研发投资,民工的收入预期无法提高,就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大学生得不到雇佣,另一方面,农民工技能无法提高,企业只有继续大量雇佣低技能的工人来促进增长,农民工陷入低技能陷阱.因此,中国目前的民工荒是一种畸形的劳动力短缺,知识失业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粗放经济增长)的结果,需要通过增加企业的研发投资和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来解决.     

中国西部地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研究

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滞后导致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和内生增长机制缺陷是进一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严峻挑战和重大制约。培育以战略新兴产业为导向、现代农业为基础、现代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区域内生增长机制是提高西部大开发战略质量与效益的关键环节。发展西部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重点是推进西部开发战略转型、构建西部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框架、确立西部现代产业体系发展重点区域和改善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环境。     

结构主义理论架构对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经济选择的启示——基于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的分析

通过梳理次贷危机的发展趋势,结合结构主义理论架构,分析我国和平发展战略将会面临的经济环境,可以看出,外围国家需要警惕内生型金融危机。面对国际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中国需要加强金融监管,更需要建立内需型社会,这不仅是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及现代化的作用

文章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含义、特征及在美国的实践,指出知识经济的到来使新经济增长成为可能,而中国经济如想在21世纪实现一系列战略目标和超越式发展则必须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指导。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探析

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速出现一定程度回调,但从长期看,仍具备支撑经济较快增长的有利条件:中国具备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和体制优势;庞大的国内市场、较高的资本积累速度、不断增长的人力资本和创新潜力以及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的深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内生动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全球治理,将为中国赢得新的国际竞争优势。有效应对挑战,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实现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和体制机制的转型。     

沿海经济增长“拦路虎”不可轻视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不断增强,基本做到了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但电力紧张、房地产业急剧膨胀、非典型肺炎疫情和伊拉克战争带来的不利影响,如同三只“拦路虎”,对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45.9％的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5省市下一阶段经济增长产生严重制约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