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的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来自贵州和江苏农村的调查

调查显示,村民对立法机关、想象政府、政府决策、高层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较高,对实际政府和政府行为的信任度较低;村民对家人、邻居、朋友的特殊信任较高,但对大多数人和陌生人的普遍信任较低,呈现出典型的差序格局。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村民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增长有正向的促进。其中,村民对想象政府和实际政府的信任与社会信任呈正相关关系,但对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系统的信任却与社会信任呈负相关。而BinaryLogistic回归的结果则表明,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信任度远远高于汉族村民,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些结论为提升村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理解政府信任

存在于公民中的社会资本力量,依赖于政府、公民或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积极合作的态度,是治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作为政府信任的概念基石,信任不仅仅是一种人格特质、对未来行为的一种期望,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它更是一种道德价值判断.虽然政府信任与信任在基本特征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是,由"人际信任"到"政府信任"显然不仅仅是文字上的转换那么简单,如粟说信任(人际信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政府信任本质上则是一个"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关系范畴,体现的是一种信任区间的变化,它存在于"完全不信任-低信任-较低信任-信任-较高信任-高信任-完全信任"的区间变化中.     

我国政府信任问题研究

信任，是连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政府信任反映的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即民众对政府行为的认同。目前，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政府信任已经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造成政府信任度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既有政府自身能力的不足，又有公众对政府过高的期望等等。正确认识政府信任问题并提升政府信任成为政府再造工程的一个重要议题。     

论制度信任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信任发生和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的有漫长的历史,信任关系的建立大大增进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利。给予信任,尤其是对那些嵌入制度的陌生人给予信任,使得跨越大的时空范围的行动得以协调,这必然也使复杂、分化和多样化的社会的种种好处的实现成为可能。在当今社会,制度信任的建立需要政府有效发挥作用,不断加强信任的制度建设,从而促进信任这一社会资本的积累,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西美尔信任理论述评

西美尔开启了当代社会学信任研究的先河,但他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货币哲学》和《社会学》中,西美尔提出的信任理论具有开创性的价值。他认为社会开始于人们之间的互动,在当代,互动的主要形式是交换．尤其是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这种交换离开信任就无法进行,进而,整个社会的运行离不开信任。西美尔认为,信任是重要的社会综合理论。信任不同于弱归纳性知识,不仅包含有认知性因素,还包含一种类似于信仰的超验的因素。     

合作型政府信任:现实层面的解读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存在着"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三种类型的信任模型,与此相对应,政府信任关系似乎也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察,即习俗型政府信任、契约型政府信任的和合作型政府信任.而对于当今中国社会而言,哪一种政府信任关系在更多地主导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关系的格局呢?在采用多阶段抽样法,以南京市为例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可以对当前三种类型的政府信任尤其是合作型政府信任的现状与特点,进行分析和探讨,并进而通过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剖析影响合作型政府信任成长的深层原因,探寻构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可行性途径.     

我国转型期的公共信任建设

公共信任作为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是一个社会促进与实现和谐的内生性条件与人文环境。我国市场化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由此引发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契约化,不仅引起我国传统公共信任的结构、演化机制及关系序列发生变化,而且导致公共信任在社会转型期的重构发生结构冲突以及与社会信任、个体信任关系的疏离,进而影响到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化和政府促进社会和谐的角色扮演。     

社会资本与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内在逻辑关系探析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与社会资本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服务型政府构建需要公民普遍具有团结、互助、合作与信任的公共精神,具有高度的参与意识、公共精神以及由于这些精神和意识产生的独立和自愿性的民间组织,而这些正是而这些正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客和基本要素.可以说服务型政府所具备的民本性、法治性、合作性等与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都是由一定物质生产条件下所形成的人与人关系中衍生而出,都包涵公民社会的基本要义,所以说两者互相依赖,密不可分,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行政伦理视角下的政府诚信建设

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有陷入"塔西佗陷阱"的趋势,政府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公众都会认为其是在说假话和做坏事,也就是对政府行为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因此,加强政府诚信建设迫在眉睫,而政府诚信问题又属行政伦理范畴,即政府诚信是行政伦理的基本价值追求,而本文就是从行政伦理的视角来探析我国当前的政府诚信建设问题。     

建立社会信任需要深化改革

社会信任是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内的社会成员普遍遵守公共生活准则的人际关系状态。从表象看,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信任要好于现在,但实际情形要复杂一些。改革开放的大量举措对建立社会信任是有益的。我们普遍感到的社会信任缺失,不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而是因为改革不平衡、不深入。尊重与扩张私人财产权是社会信任的基础。收入与财富合理分配是社会信任是必要条件。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支柱。健全法治是社会信任的基本保障。扩大公共领域社会分工有助于完善社会信任。     

当前我国政府信任的缺失及建构

培育公民社会、提高政府服务意识、规范政府行为和推进政务公开是改善政府形象、增强政府信任的有效途径。     

重建公众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西方的经验

当今时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呈现出衰退趋势。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显示公众对政府信任水平的下降是一个由绩效、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等诸多原因所导致的复杂现象。为消除政府的“公众信任赤字”，西方国家在重振公共机构活力的“政府再造运动”中通过建设掌舵型政府、合作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电子化政府以及廉洁型政府等举措以期能够重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和谐信任关系。     

法治与信任

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结构,决定了其信任体系以基于人格的特殊信任为特征,因此难以适应以陌生人社会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导致信任体系的断层,造成了我们目前面临的信任困境。法治秩序对于建立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普遍信任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法制系统以及法治秩序可以创造出更固定的、可持续的、易转换的、可拓展的普遍信任,以弥补传统信任体系失效造成的空白。法治秩序与社会信任体系是一种相互促进、共生共存的发展过程,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发展,普遍的社会主义信任体系也将建立和完善,我们面临的信任危机的问题也将逐步得到解决。     

转型期中国流动群体的政治信任——基于“白领沪漂”的调查分析

政治信任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源对政治稳定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衡量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维度,它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理论界的重视。流动群体作为社会系统的活跃部分,其政治参与度和信任度对建构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以"白领沪漂"为例的实证调查表明,伴随着社会意识多元化,流动群体的政治信任状况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重性特点,突出表现在对政治的高关注度低行动度、对政府的信任由高层政府组织向基层政府组织逐渐降低、对国家的认同与对政府的认同分离等方面。从拓展流动群体诉求渠道、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入手确立社会成员普遍信任的制度性安排,是推进流动群体政治信任的重要手段。     

社会信任与腐败

对于社会信任和腐败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都假定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程度就越低。但严格来说,相反的命题也是成立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现象也体现出较高程度的信任,且这种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现象越容易滋生。社会信任可分为一般信任(包括经济交易双方的相互信任,公民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人们对法律体制、国家机构的信任)和特殊信任(基于血缘、情感、关系网络的小团体内部的排外性信任),实际上,一个社会的一般信任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就越低;而在一个对制度和陌生人缺乏一般信任的社会中,程度越高的特殊信任将越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这给我们认识腐败、预防腐败和进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述评

信任,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润滑剂",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针对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较为系统的信任研究理论或流派,它们分别是:信任文化论、信任结构论、信任制度论和信任转型论。     

和谐社会中的政府信任及其建构途径

政府信任是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行使行政权力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种心理.政府信任是公共行政体系的评价尺度,也是公民对政府的一种情感寄托,是对政府未来公共行政的期许.政府信任可以弱化行政权力的强制性色彩,降低政府与社会及公民关系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行动体系的行为预期,有助于建构协同合作的治理结构.建构政府信任的结构性途径是努力形成服务的政府、负责任的政府、有效能的政府、法治的政府、开放的政府和参与的政府.     

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的人际信任重构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发挥政府善治、市场巧治和社会共治多元治理主体的复合作用,而政府公信力丧失、市场诚信缺失和社会道德滑坡等折射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信任的缺乏,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因此,人际信任重建是破解社会治理困局的一剂良方,社会转型期价值观扭曲、制度文化缺失及心理安全感缺乏导致人际信任危机发生,而完善制度机制、建立现代信任文化、引导不良情绪及发挥家庭教育功能是寻找实践路径的可行性选择。     

政党信任研究的缘起与内涵——兼论中国政党信任模式的转型

全球社会风险的加大和政治行为者的个体化是政党信任问题凸显的全球情境.中国在双重转型过程中加剧的社会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政党信任问题凸显的中国情境.与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和全方位政党这三种政党模式相对应的政党信任类型分别是庇护型信任、动员型信任和契约型信任.当前中国政党信任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自政党信任模式的转型,即传统的动员型政党信任已经逐渐瓦解,而新型的契约型政党信任并未完全生成.     

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民生领域政策供给主体的界定——基于政府信任数据的分析

公共政策的失效跟社会个体对政策供给主体的信任有关。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民生领域的公共政策成为社会个体最敏感、最关注的公共政策。基于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差序信任格局,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有关政府信任的数据,对民生忧虑与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做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民生领域中的政府信任呈现出差序格局;污染忧虑中的噪音污染、居住忧虑中的社区安全问题,显著降低中央政府信任;医疗忧虑中的看病贵问题、居住忧虑中的社区公共设施问题,显著提高中央政府信任;水污染、噪音污染忧虑和居住忧虑,显著降低地方政府信任。由此,提出了一种基于"政府信任"的政策主体界定新模式。这一新模式有别于以行政权力层级来界定公共政策供给主体,既可以提高民生领域中的政府绩效,改善民生问题,又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