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强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建设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这个思想对于转型的中国社会极为重要。中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社会矛盾凸显期,下一步能否度过"中等收入社会"陷阱,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通过政治改革,加强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建设,解决体制机制障碍,用法治的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使没有释放的"制度红利"发挥作用。     

“四个全面”引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分析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成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当前,我国正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以"四个全面"为指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跨越奠定物质基础;全面深化改革为跨越提供动力源泉;全面依法治国为跨越提供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为跨越提供政治保障。     

权力的四张面孔——基于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视角

先秦时期的儒家政治思想清新活泼,观点尖锐,远非后世儒家所能比拟。在此视角下,具体分析权力合法性来源及权力与知识、道德、制度的关系,可以看到,先秦儒家政治权力观具有"人治"倾向和对社会环境的路径依赖。基于此,对于当下的道德失范问题,伦理道德、法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三位一体协同治理是有效治理路径。     

“增长陷阱”与收入分配治理

人均GDP正接近5000美元的中国,已经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也进入了"增长陷阱"密布期。空间维度看,中国正面临"贫困性增长陷阱"之虑和"非均衡性增长陷阱"之忧;时间维度看,中国正面临"低福利、低消费陷阱"之困和"中等收入陷阱"之险。发展经济学在揭示"增长陷阱"这一现象后,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口号"从增长中进行重新分配"即收入分配治理。中国在"陷阱"密布期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绝不仅仅是简单地依靠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就能解决的,而必须内外兼治,差距与不公兼治,彻底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即国际上顺势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国内则需多种手段兼用,才能实现标本兼治。     

论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逐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随后陷入了长期的发展停滞阶段,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缓慢、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社会秩序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人们称之为"拉美陷阱"。当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拉美国家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所以有必要探讨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分析中国可能陷入中等陷阱的因素,提出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进路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部分,政府治理转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面临着"名义法治"的阻碍、官僚制与民主的冲突、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冲突、公共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的冲突等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进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当全面树立法治思维,切实发挥法治的价值与功用,建立与民主机制相协调的有效的治理体系,切实创新治理方法、提升治理能力,并以宪法、法律手段确认社会自治权利,最终形成以"强政府—大社会"为轴心的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     

从“中等收入陷阱”谈我国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但是"中等收入陷阱"对于我国发展的威胁依然存在。自2008年以来,我国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如何使我国成功跨越这一阶段,走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如何在这一阶段保证社会稳定,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这些就成为了当前形势下必须考虑的问题。本文从拉美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失败经验教训谈起,从这些教训中探讨我国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从而总结出如何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使我国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我国已经脱离了低收入国家行列,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必须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找到一条能够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道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将对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内需型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分析及消解思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克服困境,提升治理能力的过程。合法性危机、中等收入陷阱与社会转型陷阱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出现的三个主要困境。以信仰体系为价值定位,从公信力与政治诉求、分配制度与发展模式及利益与社会失序等方面的内在联系中找出现代化困境的成因,以合法性、经济体制与分配制度改革、社会治理改革为基点,为消解现代化困境提供思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不俗的发展成果,2012年人均GDP已接近6100美元,但根据国际经验,这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有可能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在拉美和东南亚国家表现得最为显著,分析了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情况,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给出了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     

法治与国家的长治久安——从人治社会秩序的两种状况说起

国家的长治久安,基础在法治.从中国人治社会秩序的两种状况进行分析看,需要清除人治社会的负面影响,探寻建立法治社会的有效措施.     

公共管理失范与社会信任危机

公共管理失范必然诱发或加剧社会信任危机的连锁反应.传统"重人治、轻法治"的行政心理,公共权力的行使与监督不规范,政绩评估不科学,官员激励晋升不公正等是我国公共管理失范的原因所在.克服公共管理失范,必须培育公共管理精神,构建政府信用体系,落实依法行政规范,优化公共管理决策,完善社会管理机制.     

东亚先进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启示

从国际社会的发展来看,很多国家在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的国家(地区)必须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才能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地区)行列,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东亚先进经济体在这方面获得巨大成功。当前,我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及时总结东亚先进经济体的成功发展经验,可以为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以法治方式推进法治

从依法治国到以法治思维与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意味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并非已经实现了法治理想,仍需全面推进。人治方式是法治发展的阻碍因素,"仇和"式治理、"良性违宪"论在人治的意义上当被否定。因此,当以法治方式推进法治,变权力修辞为法律话语,尊重法律权威,正确理解并运用法律,实施宪法,以法治思维立法、执法、司法,逐步吸纳并挤占人治空间。     

论转型社会廉洁政治文化的构建

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它决定着人们政治行为的内在动机和价值取向。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包括臣民式政治文化、伦常式政治文化和人治式政治文化在内的一些落后的腐败的政治文化,它们对我国当前出现的"家长制"、"一言堂"、"人情网"、"裙带风"、"重人治轻法治"等社会现象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洁政治文化,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转型社会的急剧变化以及多元文化的影响,我国当前的廉洁政治文化建设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快法制化进程,铲除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糟粕,是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廉洁政治文化的重要路径选择。     

人治思维的四大误区

人治思维是指崇尚一个人或少数人依靠个人素质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它存在着膜拜权力、蔑视权利、拒斥制度和暗箱操作四大误区。当前,依法治国、构建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     

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推动世界治理思想变革的价值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更好治国理政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具有推动世界治理思想变革的重大意义,这突出表现在:为避免落入"民生陷阱"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为跨越发展阶段的"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科学路径;为防止掉入"塔西佗陷阱"提供了清晰路向;为破除"党大还是法大"的政治陷阱提供不二法宝。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中的社会矛盾化解

面对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状况,旧有的人治维稳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只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努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才能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在立法方面,要建构和完善公平正义的制度规则,从源头入手预防社会冲突;在执法方面,要克服堵塞群众诉求表达的弊政,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在司法方面,要以程序合法保障结果合法,坚决扫除司法腐败;在普法方面,要立足自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营造以法律方式解决纠纷的文化心理氛围;在守法方面,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党纪国法、接受社会监督,广大公民要自觉培养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以理性、正当的合法渠道化解矛盾冲突。     

金砖五国反腐败现状及对策比较

腐败是产生"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重要诱因之一。"金砖五国"在向发达国家迈进过程中,由于政党建设不足、公共部门寻租、法治建设滞后、价值观念失范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腐败问题的严峻挑战,同时也都一直在因地制宜地探索创新反腐败制度和措施。在现代化过程中,我国应当立足党情国情,充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廉政治理经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模式,以完善政党廉洁治理体系为核心,推动形成国家廉洁治理体系、社会廉洁治理体系,探索参与全球廉洁治理体系建设。     

依法治国必须清除家长制残余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战略部署。法治就是从根本上约束权力的制度规范,是防止权力腐败的重要机制。然而,由于封建家长制等专制文化残余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并发挥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催生和助长了"一把手"的权力腐败。要从根本上治理腐败,不仅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落实从严治党,堵住现有制度设计在权力结构和权力监督上的漏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下大力气清除我国封建专制社会长期遗留下的家长制残余影响,严防公权力在"家长制"、"一言堂"等封建专制文化的毒化下蜕化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