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社会中看任务承担方式

组织的动态表现形式就是承担任务,但以什么方式承担任务,则是由组织的性质决定的。或者说,以什么方式承担任务反过来决定了组织的性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官僚制组织是以分工-协作的方式承担任务的,而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这种任务承担方式陷入了失灵状态。我们所谈论的风险社会亦如贝克说的是"全球风险社会",它把人类转变成了命运共同体。在这个社会中,行动的任务就是人的共生共在,所采取的方式是合作而不再是分工-协作。合作是自由的和自主的,合作制组织是开放的和具有流动性的,我们也将这种组织形态说成"液态化"。合作制组织是适宜于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承担任务的组织。     

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活动

工业社会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生成的组织,都只能满足这一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组织功能.然而,人类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正在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已有的组织很难满足要求,从而使许多社会问题被积累起来而演化成危机事件.考虑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条件,需要建构起合作制组织,在合作的理念下赋予组织成员更多的自主活动空间.通过组织成员创造性的发挥去应对不确定性.     

基于组织环境的组织模式重建

从既有的组织来看,都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组织的建构本身就是为了在具体的环境之中去开展集体行动,环境决定了组织的形式以及性质,反过来,组织的职能也体现在环境控制方面。迄今为止的所有组织都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其环境控制之所以可能,也是由组织环境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所决定的。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既有的组织在这一条件下已经无法实现环境控制,以至于我们的社会呈现出危机事件频发的态势。在风险社会中,在危机事件频发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谋求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所以,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将是历史的必然。合作制组织拥有面对环境的充分开放性,特别是因为其开放性而获得的流动性,将使组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显示出超强的能力,而且,也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下开展集体行动的最佳途径。     

论合作的可能性——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后工业社会的共生共在性日益显现出合作的必要性,甚至合作成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必然行动.即使在合作的社会框架下,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仍然是有条件的,需要具有合作能力和合作意识的行动者在取得一定共识基础上展开合作.后工业社会条件下的合作是在领域融合趋势下,在社会本身所提供的"元规范"基础上进行.而自发的、基于利益的合作是不稳定的,这就必须有来自于第三方的力量保障其成为一种稳定的选择,从而使合作得以实现.这就有赖于社会的主导关系由竞争转变为合作,进而使整个社会成为合作的社会.合作具有层次性,由于共识、环境等因素,会有低度合作与深度合作等层次上的区别.     

变革时代基于行动主义的合作治理——兼评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全球化、后工业化带来的是人类社会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才不会因为既存的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还有一定的腾挪空间而放弃改革的追求,才可能真正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形势,坚定改革道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面对全球风险和危机事件频发的困扰,人类的共生共存在各国社会治理中成为最具有根本性的主题。各国学者在对主流公共行政的反思与批判中,开始把社会治理行动置于视域中心。中国学者更是积极转向行动主义建构方案的尝试,在本土化实践积累和探索中,为寻找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合作治理行动路径做出了努力。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基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全面论述了合作治理的行动主义纲领。     

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合作行动之构想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启,也意味着人类将从根本上改变工业社会的那种"去道德化"的社会建构方案。在工业社会中,社会建构是从原子化的个人出发的,在对人的具体定义中,则引入了利益的因素,从而把人看作是自利的个体。为了使自利的个体在利益追求中不至于对他人、对社会造成威胁,就突出了对人的行为的规范问题。在人因为现实的要求而不得不开展共同行动的时候,由规范所形塑出来的是一种协作行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人的协作行动最终被形塑成了精英治理模式,在民主的名义下以反民主的精英治理去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支配。所有这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都正在丧失合理性。就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必将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言,也意味着"新人"的塑造。但是,人的改变将会走过漫长的道路,因而,在现阶段,我们关于未来社会建构的重心应优先放在规范的变革上,即实现从协作规范向合作规范的转变。     

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读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突出了制度主义的逻辑，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开展的。制度主义逻辑中的社会治理依附于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政府位于社会治理的中心，通过制度对社会进行普遍性的统一的治理，结果却在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中把社会治理导向了精英治理的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受到了挑战，依靠制度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因而需要谋求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就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来看，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行动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重置。民主的内涵从制度转向行动，专注于行动会把社会治理引向合作治理的方向。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治理从制度主义到行动主义的转向，并创造性地描述了走向合作治理的图景。     

论风险社会中的决策

在工业社会中,政治的文明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意味着人的一切理性化的行动都是在决策的前提下进行的。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是两种基本的决策模式,特别是在20世纪得到了自觉的建构,成为成熟的决策模式。这两种决策与工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化大分工是一致的,都是专门性的活动。民主决策表现为政治精英和社会治理专家的职业活动,而科学决策则属于政策科学家的专业活动。因而,都存在决策者与执行者相分离的问题。与一切社会活动一样,专业化使决策显示出优势,但在风险社会中,也就是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分离则会使决策脱离实际和出现时间滞后等问题。因此,我们主张一种新型的"行动中的决策"。行动中的决策是一种即时决策,行动者既是决策者也是执行者,是决策与执行的统一化。     

县域社会治理的行动者分析与模式构建

用空间—行动者理论来补充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县域社会治理的行动者可区分为政治性的行动者、行政性的行动者、社会性的行动者、经济性的行动者以及个体性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在县域空间中分享社会治理权力,并基于差异化的利益诉求而表达从积极的主动施治到消极的被动施治的治理诉求,由此呈现出复杂的治理关系。这其中,政治性行动者和行政性行动者自身的定位最为关键;作为主动施治的主体,二者应分别发挥"元治理者"和"治理合作者"的角色作用。据此,县域社会治理应积极构建引领—规约型、服务—保障型以及合作共治型等具有差异化的治理模式。     

论官僚制基础上的决策流程及其转向

任何组织都是与当时代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工业社会是一个分工——协作的体系,适应这一体系的官僚制就成为了组织的典型形态。公共政策以官僚制为依托来运作,官僚制组织的分工——协作反映到政策过程中,使得政策过程也体现为分工——协作的过程。在组织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中,政策过程逐步碎片化了,政策结果逐步偏狭了。而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使得政策问题以一个整体出现,其复杂性超出了作为分工——协作系统的官僚制所能解决的程度,这时需要一种全新的组织载体来重塑政策过程。这就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一个合作的行动系统,基于此开展的政策制定是一个合作而不是协作的过程,通过合作行动来生成政策,解决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政策问题。     

区域社会资本与区域应急协作

与一般的社会资本不同,区域社会资本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是独具区域特色的结构性资源。其与区域应急协作存在着内在的结构性契合,前者为后者提供协作平台、制度框架、心理和社会基础。基于区域社会资本的视角,加强区域应急协作需着力发展自愿社团,建立区域应急协作网络;健全区域应急协作制度规范,整合各主体的自主行动;实现信息资源高度共享,建立区域应急协作信任机制;积极引导区域应急认知,形成区域应急协作共识。     

协作治理是适合中国现实需求的治理模式

协作治理是不同于以科层体系为基础的传统政府管理的治理理念。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它强调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的参与、且成为真正意义的决策者,协作主体要共同行动且地位平等,但不排斥实际的领导者存在。在西方语境中,协作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国内公共事务管理模式,而合作治理则是国际社会的治理模式。在中国的语境下,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而协作治理则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协作的理念切合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走向多元治理、政府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现实,比合作治理更有适用性,是中国遵循治理导向从而实现良好治理的现实选择。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中,杭州的"社会复合主体"是一个协作治理比较成功的案例。它形成了从问题触发、动员力量到协商对话、建立信任、过程承诺,再到取得中间成果并形成长期愿景基础上的依赖和共赢关系的过程,建立起了共识形成、行动整合、沟通交流和利益协调等协作机制,从而较好解决了松散型的集体行动问题。     

复杂情境中公共行政实践的三个基本行动逻辑

公共行政实践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存在于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行政世界中,亦即公共行政实践的情境—场域中。公共行政实践主体所置身其中、诸种规范所面向和运作其中的行政世界,不仅因实践主体的行动属性而衍生出一系列不确定性,而且表现为交互建构的辩证关系网络。不同于以往公共行政领域中人们试图运用分割、隔离以及控制的管理方式,对行政世界进行类型化与模式化统治;对于复杂情境中的公共行政实践,人们必须发现和认识到其中基于"游戏"的具体行动系统,并代替整体秩序而谋求局部秩序,以及弥补科学管理而进行情境管理,这些亦构成了充满高度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后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行动逻辑与实践取向。     

论政府行为模式从控制向引导的转变

自政府产生以来,都是以社会控制为基本职能,统治阶级的利益实现,社会秩序的获得等,都是通过政府的社会控制去实现的。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是运用暴力和在暴力的支持下去进行社会控制,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政府则是通过法治的方式进行社会控制,同时,也有着不断刷新控制技术的追求。但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控制,都会出现"控制悖论",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控制失灵"的问题。20世纪后期以来,尽管学者们围绕政府的社会控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尽管政府的控制技术得到不断的提升,但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迅速地增长,从而使政府一直处于控制能力不足的局面。其实,在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政府的社会控制追求如果不改变的话,将会使政府陷入与社会全面对立的境地。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放弃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代之以引导取向的行为模式。其中,建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保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控制功能的正确路径。     

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从协作到合作的转型

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协作"关系,而非"合作"关系。协作关系的特点在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仅存在着契约型的信任,政府行为具有控制导向性与社会组织具有非自主性,官僚制组织是协作关系的组织基础等。在高度复杂的后工业化背景下,协作关系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境。化解协作困境的主要途径在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     

论组织模式转型与政策过程的重塑

政策过程是基于组织来开展的,不同组织模式下所开展的政策过程也完全不同。工业社会以官僚制组织作为社会生活的载体,政策过程也是基于官僚制组织的运行来开展。官僚制组织是工具理性的典范,基于官僚制组织所形成的是一种常规决策。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政策问题时,官僚制显得缓慢且僵化,常规决策模式受到挑战。社会发展推动官僚制组织逐渐向合作制组织转型,常规决策模式也逐渐向更为灵活的非常规决策模式转变,政策过程得到重构,成为一个合作行动系统。     

谁将成为数字化主导国：从工业化看数字化

数字化将带来一场大规模的革命,于任何国家而言,如何引领数字化都是一个具有时代价值的问题。从社会制度要素看,数字化要有超越工业化的社会行动模式。英国之所以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轫国和主导国,是基于人的社会协作模式在起作用,具体包括占有性个人主义提供了社会协作的支点、企业家精神赋予社会协作动能、去中央化的权力结构提供了社会协作势能、利益分享保障社会协作可持续。在全球化、风险社会中开启的数字化与工业化有关联性,那就是,要从社会协作迈向社会合作。这是因为数字化竞争具有特殊性,而且数字化本身具有道德属性。这就决定了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忽视隐藏于其中的"社会事实":合作共享。数字化的根本目的不再是个人利益,而是要提升全社会的福利和全球福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只有践行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才能保证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成为数字化的主导国。     

论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行政人格的建构

因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需要,社会治理将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向了前台,以行动者现身的行政人员人格的独立性诉求及其建构日益凸显。传统的人格研究主要从属于心理学和伦理学研究范式,在社会历史的意义上都是一种静态研究。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行政人格研究有必要在借鉴心理学和伦理学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从内到外或从外到内的具体推导,纳入历史和现实维度,动态地从制度、组织、文化等角度分析影响行政人格建构的主要社会因素。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这些社会因素可进一步归纳为关系(人身、权力)、工作(规则、效率)和信仰(信任、服务)。在人类社会治理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些因素在行政人格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在制度化道德的社会整合下,关系、工作和信仰因素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行政人格建构也将实现从“制度→组织→个体”之单环建构向“个体?组织?制度”之双环建构的转变。     

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组织研究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社会的组织化。在农业社会,自然经济本身就意味着它是非组织性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人在不参与到任何组织之中的情况下也照样可以生存,甚至避世隐居是一种带有诗意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工业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到组织之中才能开展社会生活,整个社会就是由组织编织起来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组织化的进程不可能发生逆转,反而会得到增强。这样一来,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一场伟大的社会转型的话,那么,这种转型则会首先反映在组织模式的变革中。如果说在工业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官僚制组织,那么,在这次社会转型中将建构起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是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行动的要求出现的,在所有的方面都将不同于官僚制组织。     

行动者网络参与与社区营造的再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区适用性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和治理手段逐渐多元，社区营造日渐兴起并成为各地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聚焦其与社区营造之间的契合性，通过构建“结构（模式）—过程—功能”解释框架来分析行动者网络参与的社区营造再生产。研究发现：从结构（模式）上来看，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与作为非行政主体的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形成了行政主导、社会自发以及政社复合的社区营造模式；从过程上来看，政社复合模式作为理想的社区营造模式，其实践过程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多元行动者在不同阶段行动策略的推动下实现了从阶梯式参与到链接式参与再到分布式参与的动态过程；从功能上来看，社区营造是一种包含了空间整治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营造，能够在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通过不同行动主体的组织动员以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共同体培育。因此，社区营造作为弥补基层治理短板、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能够撬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与建设中来，构建融合共生的社区治理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