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产生于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是出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它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需要实现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的继承与超越。     

论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社会治理重构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建构起了以"民主""法治"以及由现代政府所承载的"公共行政"等为内容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个社会治理体系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然而,人类社会处在进化过程中,不会停留在某种状态而不发生变化。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型运动,意味着整个社会及其社会治理体系的重构。在思考社会治理体系重构的问题时,我们应当认识到的主要问题就是,社会治理应当承担的任务和开展行动的条件都完全不同了,因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以及所要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将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完全不同,即建构以合作行动为特征的社会治理。     

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20世纪后期,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从80年代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们分别是参与治理、社会自治和合作治理。参与治理是在民主行政的理想追求中出现的,社会自治是在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中展现出来的,而合作治理则是社会自治力量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前两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扬弃。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为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变革政府模式

在创造性技术不断涌现的当今社会,技术的应用正在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治理变革浪潮,而在这些变革浪潮中,社会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在迅速增长。传统上认为的复杂系统必然是等级结构的思维受到了创造性技术兴起的冲击,我们越来越发现复杂系统正在打破原有的线性结构而呈现出一种网络结构,为此可以断定,人类正处在社会结构网络化的进程中。如果说既有的管理型政府模式是与线性的、等级制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并基于这一结构去开展社会治理行动的,那么,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则呼唤一种与管理型政府模式不同的全新的政府模式来与之相契合,而这一政府模式正是服务型政府。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演进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基于新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分析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尝试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应对这一危机的理性选择。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了社会国家化,相应的治理模式是全能型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相分离,相应地,其治理模式则是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近年来,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影响相叠加,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并且越来越复杂,使得社会治理问题愈益凸显,服务型治理模式成为有效应对治理问题的新模式。     

区域治理:地区主义视角下的治理模式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似乎预示着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 ,治理被成功地运用于国际关系的实际操作领域。区域治理则是治理模式与地区主义进程的巧妙结合 ,而欧洲联盟通常被认为是区域治理的一个成功模式。本文分析了地区主义与区域治理的互动关系 ,介绍了欧盟的治理模式 ,并以此为基础 ,展望了未来区域治理的发展趋势     

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合作行动之构想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启,也意味着人类将从根本上改变工业社会的那种"去道德化"的社会建构方案。在工业社会中,社会建构是从原子化的个人出发的,在对人的具体定义中,则引入了利益的因素,从而把人看作是自利的个体。为了使自利的个体在利益追求中不至于对他人、对社会造成威胁,就突出了对人的行为的规范问题。在人因为现实的要求而不得不开展共同行动的时候,由规范所形塑出来的是一种协作行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人的协作行动最终被形塑成了精英治理模式,在民主的名义下以反民主的精英治理去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支配。所有这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都正在丧失合理性。就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必将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言,也意味着"新人"的塑造。但是,人的改变将会走过漫长的道路,因而,在现阶段,我们关于未来社会建构的重心应优先放在规范的变革上,即实现从协作规范向合作规范的转变。     

技术、工厂与制度:在生产体系变革中看政府

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促成了工厂的兴起,而工厂则又将每一个人都镶嵌在其标准化、程序化以及等级化的控制体系之中,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在工厂中建构起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体系。当这一体系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时,也就在作为社会治理唯一主体的政府中嵌入了这种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在开展社会治理活动时,管理型政府也就理所当然地将整个社会都置于它强大的控制体系之下。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兴起推动了从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向网络化生产体系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发出了变革政府模式及其社会治理方式的呼声,它要求一种超越管理型政府的全新的政府模式来承担起网络结构下的社会治理活动。     

变革时代基于行动主义的合作治理——兼评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全球化、后工业化带来的是人类社会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才不会因为既存的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还有一定的腾挪空间而放弃改革的追求,才可能真正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形势,坚定改革道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面对全球风险和危机事件频发的困扰,人类的共生共存在各国社会治理中成为最具有根本性的主题。各国学者在对主流公共行政的反思与批判中,开始把社会治理行动置于视域中心。中国学者更是积极转向行动主义建构方案的尝试,在本土化实践积累和探索中,为寻找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合作治理行动路径做出了努力。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基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全面论述了合作治理的行动主义纲领。     

乡村协商式治理模式:民主意涵、生发机制及路径选择——以浙江为个案的思考

近年来,协商式治理模式在我国乡村治理实践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各地乡村侧重从决策、管理与监督等不同层面积极探索乡村协商式治理新形式.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当前乡村治理变革得以产生的根本动因,而基层政府的适时推动则决定着乡村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制度绩效,这也决定了当前乡村协商式治理创新机制所具有的内在限度.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了乡村协商式治理模式进一步发展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