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发工厂:拆分型劳动体制下留守女工的兼业生产

在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大背景下,沿海地区代工产业如电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订单开始向内地转移外发,吸引了大量农村留守妇女参与到生产中。这些妇女在拆分型劳动体制下不得不从打工地返回家乡,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女工的兼业工作对于建构自我认同以及提升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妇女的兼业生产具有脆弱性,它不仅体现在订单的不稳定方面,更体现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保护不足方面。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落实农民工融入城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等相关政策,推进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让农民工家庭能够全面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以化解拆分型劳动体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民工的转型

农民工群体已经从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城市融合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谋求发展转变。本文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背景探讨农民工的转型，认为农民工转型不仅指农民工的市民化，而且也包括农民工的新型农民化。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大量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减产、倒闭，所需劳动力锐减，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挑战。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加速农民工的转型步伐。目标取向应为：从关心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基本权益保障，到关注农民工的未来发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心理成本分析

农民离开土地完成转移从其过程看,除了受到与其经济利益相关的经济因素制约外,心理因素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因此,在政策制度方面进行创新,以满足农民工跻身于城市身份的向上发展诉求外,还应从非政策制度方面建立缘于农民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社会网络;加大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以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心理成本,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历史溯源与返乡的必然分析

农业现代化和城市进程的不断推进,促使我国农村劳动力出现剩余并开始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但与此同时,新农村社会建设、支农惠农政策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又促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返乡。本文分五个阶段追溯了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历史,并从金融风暴"后遗症"及信息获取不对称、城市推力与家庭拉力、农村劳动力自身因素、产业阶梯转移与政府政策倾斜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返乡的必然性。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分析与政策运用

当前,在我国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城乡及产业之间要素的流动受到诸多制度性因素的制约,户籍、居住地管理制度确定的个人身份界限,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不能享有与城市人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动机来自于收入诱导而非福利诱导,区域及产业间收入差距、成本—收益、劳动力供需结构是影响劳动力流动及稳定转移的主要因素,信息不全、制度性障碍和个人品行是影响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平衡的主要约束条件。基于此观点,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应构建以推动劳动力转移为目标的外部激励为主的政策框架。一、农业劳…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分析与政策运用

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进行理论及实证分析,探讨在市场状态下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一、农村劳动力流动分配的理论分析在我国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民工潮”,农民工为实现自身劳动力价值而非为了改善个人福利进入城市。从经济     

第二代农民工向廉价劳动力说“不”

第二代农民工向廉价劳动力说“不”，而对尊重与认可说“要”。最近出炉的《广东省第二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相比，更多的是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外出打工，因此．他们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愿望特别强烈，更希望被尊重和认可。去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正发生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我们的政策取向，核心问题应该是如何给农民工以真正的城市市民待遇．更关切他们身上的权利链条。“尊重”必须有实质内容．审慎研究他们的权利保障．是政府应切实考虑的．     

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互补性流动探讨——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效应对我国农业产出的影响

农业劳动力转移植根于农业与工业发展不均衡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特点使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农业人口向工业或城市转移上，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自身区域间农业发展的差异性也逐渐显露，以均质二元经济为基础的发展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我国不同区域间农业发展不均衡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互补性流动以促进农业产出增长，为我国解决二元经济问题提供一个新思路。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偏好调查研究——基于1752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民工荒”是一个不分地域的全国性难题.“民工荒”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指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说出现了供求不均衡.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偏好将极大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因此,本文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偏好和政府策略.这些研究对政府了解当前农民工劳动力供给趋势,制定有效的农民工就业管理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解放思想 冲破本位 统筹城乡

统筹城乡发展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要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需要政府通过制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效率更高的第二、三产业转移,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逐渐缩小城乡差距。然而政府制定的制度和措施能否被有效执行,则取决于制度中所植入的理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他们无法得到城市、农村两地政府的有效服务和管理,导致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偏低。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8年12月在陕西省X市LH区对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以政府信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西部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高素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信任感低;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农民工越信任流入地政府;政治活动参与意愿越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农民工则越不信任流入地政府。     

Looking for ‘New Ideas That Work’: county innovation in China’s health system reforms—the case of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in China have substantial responsibility for policy development as well as for direct implementation of circumscribed policy options set out by hig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much policy discours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sub-national flexibility and creativity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Discourses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aim to encourage local initiative i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solving of systemically-important policy problems, and policy experimentation/innovation are increasingly credited as important elemen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olbox in managing reform. Recent studies have tended to treat experimentation/innovation as systemic phenomena, and there are few analyses of how local governments respond to central ‘experimental’ policy frameworks and develop locally- or systemically-useful policy solutions. Given concerns around the capac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this is highly relevant in understanding how locally-generated policy relates to systemic reform. The article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a low tech and ‘second best’ reimbursement mechanism developed sub-nationally under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China’s rural health insurance framework, and its spread and incorporation into national policy. It argues for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of ‘appropriate’ policy mechanisms (jizhi) as underpinning central reforms and system adaptation.     

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演变分析

从乡村走进城市,从农业文明跨越到工业文明,农民工面临着从农民到农民工、从农民工到市民的角色转换,其法律意识不能仍停留在农民的法律意识层面,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水平的途径包括内部和外部两种途径。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变化可以更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为农民工的完全市民化做好法律观念的铺垫。     

农民工习性与市民化改造——以昆山市“新昆山人”建设工作为例

尽管农村人的观念和生活习性与农村社会保持着默契,但农民工移居城市后,必然会与城市文化发生冲突,多数农民工为此产生文化震荡和心理焦虑。面对农民工不适应状况和城市的百般挑剔,我们在要求农民工主动迎合城市环境的同时,更希望城市政府能承担起改造民工陈旧观念和落后习性的重任,帮助农民工实现市民化。     

我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研究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出现阶梯性差距,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加剧,加之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流动人口的产生,致使我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目前实行的以县级政府为主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体制,已经不能保障有限的资源在不同区域、城乡、不同学校及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为了防止问题恶化,必须改变目前这种配置机制,提高政府配置层级,实施弱势补偿制度,充分发挥中央、省级政府和基层政府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农村家庭“空巢”与留守青少年犯罪——以G市为例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出现了大量的空巢家庭和农村留守青少年。这些青少年由于缺少家庭的亲情关怀和父母的有力监管，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之路。因此，增强对留守青少年的家庭保护功能对于遏制青少年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大量农村务工人员向城市的转移，农村家庭中普遍出现“空巢”现象，而由此带来的留守青少年犯罪现象也日益突出。本文以G市为例，对“空巢”家庭中留守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因素作些探讨。     

新农村建设财政投入情况研究

我国农村落后的重要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而财政投入是资本形成的重要方式之一。开展新农村建以来,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规模明显增加,投入领域不断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由于宏观体制、政策规定和管理制度等不合理,导致新农村建设中财政投入还存在着规模不够大、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推进体制改革,加大政府改革力度,改进政府绩效考评办法,进一步调整财政资源配置格局,提高基层政府财力。     

当前失地农民的现状与分析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如何保护务农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的合法权益，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保证农民安居乐业，是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敏感话题。该文重点关注农民在部分或完全失去土地以后一段时期内的生存现状，将之与非失地农民的生存情况进行对比，重在分析农民因失地带来的收益以及负面影响，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乡镇政府职能二维度解读——基于职能嬗变的动因及价值定位的思考

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乡镇政权在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都曾做出巨大的贡献。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税费改革的逐步推行、公共产品的市场化趋向、新的管理理念的冲击,乡镇政府已有的职能出现了不适应的状态。对其职能进行科学定位是其解脱困境的必然选择。     

郊区城市化: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论中国的发展选择

郊区城市化就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在越过了聚集发展阶段后,出现的分散发展状态,在这一阶段大城市开始对更广大的腹地产生辐射作用,郊区和更广泛的农村地区进入城市化阶段。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城市集中发展阶段后都经历过郊区城市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化率达到较高水平,人口、工业、商业等先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德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郊区化模式表明,交通条件、工业化进程、郊区的基础设施以及规划政策等是城市化进程后期阶段郊区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中国郊区化的驱动因素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进入了郊区城市化阶段,自此郊区小城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在郊区城市化进程中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协调好各种因素发挥聚合整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