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不引渡原则在中国的发展及适用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引渡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承认,其原因在于,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更有利于将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死刑犯引渡回国,以此来惩罚犯罪,更重要的原因是彰显国家主权。但是,对于如此重要的原则,我国却迟迟未给予明确的承认,200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也对死刑不引渡原则做了回避,这不利于我国与他国进行国际刑事司法犯罪,同时也不利于惩罚犯罪,在经济犯罪领域尤为明显。笔者认为,我国不能一味回避此问题,应当明确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以此打击犯罪,彰显国家主权。     

论区际刑事诉讼转移

刑事诉讼转移作为一项国际司法合作的措施,在对跨境犯罪的惩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法域的国家,建立这种制度不仅可以加深各法域在追诉犯罪时的合作,更好地实现惩罚的目标,而且能够建立完整的两岸四地的区际刑事司法合作体系。     

中泰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评析

打击跨国犯罪刑事合作是各国政治、经贸发展的需要,已经建立的协商机制和法律合作机制是开展打击跨国犯罪的基础.我们认为泰国已经签署的引渡条约存在政治犯罪不引渡、本国国民不引渡以及司法协助形式较单一等问题.未来,泰国打击跨国犯罪刑事合作应当向着相互(与其他任何国家,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协助查封、扣押、冻结财产,逐步承认与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健全和完善信息情报交换机制以强化执法人员技术合作能力和网络信息建设方向发展.     

我国引渡制度的困境及应对之策

现代引渡制度是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有关国家有效行使管辖权和制裁犯罪的重要保障，因而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社会各界也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广泛关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引渡制度还存在诸多缺乏引渡条约依据、死刑障碍以及对司法协助的认识错误等障碍，本文就引渡中涉及到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应对之策。     

我国反恐应坚持“重重轻轻”的刑事政策

恐怖活动犯罪具有不同于世俗世界的价值体系、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机制以及道德观念,以人权保障为圭臬的市民刑法难以发挥其作用。"严打"刑事政策不利于对恐怖活动人员的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建立在市民刑法思维之上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也似乎对提出切实可行的打击和预防恐怖活动犯罪的措施力有不逮。对恐怖活动人员,应在区别"敌人"和"市民"的基础上分别适用"敌人刑法"和"市民刑法"。这也是"重重轻轻"刑事政策的合理内核——针对不同的恐怖活动人员实行不同的刑事政策,对不能改造者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能够改造者尽力改造;"重者更重、轻者更轻",以实行报应和预防不同的刑罚目的。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的立法完善

完善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具有必要性与现实性。建议制定我国《反腐败法》法典,在国内法的宏观层面规定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并在宏观层面完善我国反腐败的其他机制;建议完善反腐败犯罪的实体规范,严密法网,具体包括扩大腐败犯罪的主体范围、完善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进一步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设置更为严格的死刑量刑标准,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在法律上废除对腐败行为适用死刑;建议在程序法方面完善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的程序机制,具体包括建立刑事缺席审判机制、完善我国的引渡制度、完善腐败所得追回与赃款的分割制度、确立资产追回程序中的推定制度、建立我国反腐败的民事诉讼机制。     

论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或执政党依据犯罪态势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的方案。刑事政策的制定原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法制原则,二是科学原则,三是谦抑原则,四是国际原则。刑事政策制定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现实根据,即犯罪变迁;二是理论根据,即犯罪学说。     

论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问题

恐怖主义行为滋生于 2 0世纪初叶 ,一些组织或个人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或目的不断实施危害人类的行为 ,如劫持航空器、劫持人质等。这些行为在国际社会层出不穷 ,愈演愈烈 ,逐渐发展成具有组织性、有针对性 ,甚至带有某种政治色彩的国际性恐怖主义罪行。如何有效地惩治这种新型国际性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有关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各国刑事法学界重视的研究课题。结合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刑法的相关理论 ,本文重点就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况、性质及惩治与防范策略加以研究 ,以期促进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     

反腐败引渡国际合作机制研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框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反腐败引渡国际合作中,起着主要的规制作用.其对引渡的规制和各国国内引渡立法及之间的引渡条约共同形成了现代成熟的引渡合作机制.应当以国际关系的机制理论来确定反腐败引渡国际合作机制含义、制约的要素,在此基础上,要着重研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如何与我国相关规定的衔接、融合及适用,以此完善反腐败引渡国际合作机制.     

试论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即任何人在未经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宣告有罪以前被推定或认为其无罪,它有利于准确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制度走向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我国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些合理内涵,如起诉方负证明责任、取消免予起诉制度、疑罪作出无罪判决等,但无罪推定原则的全面贯彻在立法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因而了解我国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现状,探讨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及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等,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我国主动引渡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了引渡在国际反腐败合作中的重要地位,促进了国际引渡制度的发展。由于反腐工作的需要,我国常向其他国家主动引渡,但我国对外主动引渡时存在缺乏引渡条约、受死刑及政治因素影响较多等问题。为有效开展对外引渡合作,我国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完善我国现有的主动引渡制度,在积极参与双边及多边引渡条约的同时,拓展现行引渡的法律规定,以达到与公约规定相一致并充分利用其他相关制度为引渡合作奠定基础的目的。     

我国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法律问题及立法完善——以开平案为例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针对外逃贪官展开的追逃追赃工作中问题突出,这与我国在刑事司法合作领域的制度欠缺有关。"开平案"的成功为我国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思路:在借鉴美国刑事合作方面的经验,并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他国际条约的要求的基础上,一方面对内补充和加强我国刑事司法相关内容和立法;另一方面对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此完善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制度体系。保持对外的一致性,使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顺利进行。     

论跨境追逃之侦查方略

跨境追逃是惩治外逃嫌疑犯的有效措施。我国与国际社会、内地与港澳台不同法域间开展这一合作 ,应当在符合一定形式要件的前提下通过平等协商 ,采取切实可行的侦查方略进行 ,使打击跨境犯罪取得成效。     

暗网犯罪与多元治理:挑战与出路

暗网已成为犯罪聚集的隐秘之地。暗网犯罪使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包括对国家军事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为恐怖主义犯罪提供新的避风港、破坏国家金融秩序以及对公民人身安全产生巨大威胁等,而传统刑事司法手段打击暗网犯罪面临取证困难、侵犯他国司法主权等问题。治理暗网犯罪仅仅依靠传统刑事司法手段并不能奏效,必须建立专门的暗网犯罪监测部门以及"产—官—学"协同合作机制,加强公私部门信息共享,提高电子取证技术,同时还要积极寻求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司法理念的更新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刑事司法保障,除了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外,还应及时更新刑事司法理念,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有机统一,坚持惩治犯罪与恢复社会秩序的有机统一,坚持遏制犯罪与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刑事司法制度与吸收借鉴的有机统一。     

我国的审判模式初探

我国现行刑事审判模式,基本上属于职权主义的范畴.我国采用这种模式,是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和惩治犯罪相适应的.刑事审判体制的构建也必然贯彻国家、社会本位精神.本文从我国的刑事审判模式的特点和在审判体制中所要进行的司法改革、完善等方面加以论述.     

惩治海盗犯罪视阈下普遍管辖原则的功能性缺失

海盗罪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依据普遍管辖原则予以起诉的典型犯罪,而且是普遍管辖至关重要的起点,是最早适用普遍管辖的犯罪。目前,国际社会的反海盗行动正在亚丁湾海域如火如荼的展开,但鲜有国家愿意充当＂国际警察＂的角色,大多数被拿捕的海盗犯罪都未能移交司法机关审理进行严惩,这一问题暴露出国际刑法领域下针对海盗犯罪的普遍管辖原则的功能性缺失。     

论国际环境犯罪与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

国际环境犯罪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环境秩序的一大破坏因素,并逐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对于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环境犯罪的主体这一论点,国际社会尚未达成统一见解,使得对国际环境犯罪的惩治行动搁置不前。笔者通过对惩治国际环境犯罪的立法现状进行探析,试图从理论的角度对国家成为国际环境犯罪主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论证,并探析国家应当承担的责任形式,以期对国际环境的保护尽一份绵薄之力。     

浅谈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恐怖主义犯罪由于恐怖活动的泛滥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最近几年的高密度、超强度破坏的恐怖事件,更加引起学者们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探讨。恐怖主义犯罪是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只有全面考察其来龙去脉,才能有的放矢地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因此,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应该从多角度进行概括,至少要从两个角度分析,一个是犯罪学的特征,另一个是规范刑法学的构成特征。     

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犯性质探究——以宣扬恐怖主义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为例

恐怖活动犯罪特别是宣扬恐怖主义罪和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在司法认定中面临过度犯罪化和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难以统一的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缺乏犯罪目的的考察,因而有必要在立法上将恐怖活动犯罪设定为目的犯。参考不作为犯的分类,可以将恐怖活动犯罪分为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和不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恐怖主义性质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主要影响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中的短缩的二行为犯即间接目的犯的认定。认定恐怖活动犯罪中的目的可以采取司法推定的方法,恐怖活动犯罪作为目的犯也可以是间接故意犯罪,同时也要在共同犯罪和罪数形态方面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具体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