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科技和体制两个动力足进公共机构节能上台阶

近年来，山东省肥城市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各级部门关于加强公共机构节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创新机关事务管理体制，积极探索，整合国有资产，不断加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力度，加强宣传教育，强化督促检查；另一方面利用先进技术，加大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力度，努力建设节约型机关，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县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如何拓展机关事务管理职能，提高服务保障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漫话清代的机关事务管理部门

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说，自从有了国家机构，就有了机关事务工作，相应的，也就有了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现代意义上的机关事务管理部门，面向各级各类机关和社会公众，具有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而古代的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只限于服务宫廷这一最高机关，扮演着“皇家事务部”的重要角色，     

以建立健全管理体制为抓手推动《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贯彻实施

《机关事务管理条例》施行以来,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着眼于机关事务改革主题,着力推进机关事务管理机构设立、职能配置和制度标准建设,强化组织保障,推动创新实践,贯彻实施《条例》取得了一定实效.     

机关事务管理工作大有可为

去年 ,我有幸参加了省委组织部在美国举办的为期 10 0天的浙江省领导干部经济管理研究班。通过集中一段时间的学习考察 ,回顾几年来的工作实践 ,我深深地体会到 :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是政府职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机关职能运转的基础和保障。领导关心、重视和机关各部门支持是搞好机关事务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自身努力和奋发有为是搞好机关事务管理工作的根本。一、机关事务管理举足轻重 ,大有可为1 机关事务管理 ,是政府职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机关事务管理 ,说到底就是指以资产管理为中心 ,以提供物质保障为手段 ,以保证职能活动正…     

机关事务管理“依法办事”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为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但要让机关事务管理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严格做到“依法办事”，必须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是依法设立管理机构。这是根本，是关键。组织机构是政府职能的载体，没有机构，职能就无所依附，正如古人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机关事务工作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务和事务，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推进机关事务工作改革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们党应对严峻、复杂形势,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措施。加强和改进机关事务管理工作,必须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机关事务管理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准确把握新时期机关事务管理工作的职责定位,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全面履行管理、保障、服务职能。一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担负着保障机关正常运转、保障干部职工生活、激发人的潜能的重要使命。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管理水平,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体现。加快建立集中统一和权责明确的管理…     

贯彻落实《条例》推进机关事务工作集中统一管理

贯彻落实《条例》精神，进一步探索理顺和完善机关事务管理的体制机制，增强依法保障的自觉性，是机关事务主管部门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以扬州市为例，长期以来，机关事务工作—直在“大而全、小而全”、“一家一户办后勤”这种传统的、分割的自我服务为中心的体制下运行，机关各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自有自方便”的思想。同时，在工作职能定位上，机关事务管理职能和市财政局职能在国有资产管理、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机关事务发展趋势

机关事务要从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寻找发展动能,通过立法明确导向,引导机关事务向效能型、公共型、集约型、共享型转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治国理政的一项系统性工程,指引着当前和今后发展路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当前机关事务工作有着不同于以往机关事务工作的要求,机关事务工作应在职能定位、服务保障、资源共享、效能建设方面实现创新发展。     

美国联邦政府机关事务管理体制对我们的启示

为了解和借鉴发达国家政府机关事务管理经验和做法 ,吕世光副局长率团考察了美国联邦政府机关事务管理体制。美国联邦政府的机关事务管理体制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 ,以及管理模式、服务方式和工作程序方面都有许多富有成效的做法 ,对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深化政府机构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 ,建立适合国情的新型机关事务管理体制 ,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一、规范职能 ,合理定位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政府机关事务管理体制美国现行的联邦政府机关事务管理体制是二战后确立并发展起来的。 1949年 ,根据国会通过的《联…     

互联网治理机构职能体系优化路径

从政府过程视角看,互联网治理机构职能体系运行存在意见表达代表性和意见综合专业性欠缺、决策环节议程设置能力总体偏弱、政策实施环节部门协调配合较难、保障机制的现实保障能力欠佳等问题。优化互联网治理机构职能体系需要国家引导与社会培育相结合,不断增强代表性与专业性;以话语体系建设为突破口,逐步提升网信委议程设置能力;加快推进制度化的职责调整,优化提高部门间的协作能力;充分运用最新技术手段,优化信息传输模式,提升监督能力。     

新时代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关键在于建构包括基本国情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认知和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整体认知在内的多维认知体系,不断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完善民族事务治理领导体制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全社会通力合作的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完善包括完备的民族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民族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民族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的民族法治保障体系在内的民族事务治理法治体系,不断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网络问政:中国政治文化的新精神

网络问政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是推进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新精神.要促进这一新精神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动力,必须突破其面临的各种障碍并积极创造条件.为此,需要提升党政干部执网能力,探索符合实际的特色性运行模式,整合群众问政渠道、扩大覆盖面,深化问题答复制与责任追究制,并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撤镇设市:经济发达镇有效治理的逻辑

经济发达镇在法定职能范围内无法满足于现实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的需要时,逐渐涌现的非制度化强镇扩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撤镇设市通过强镇行政级别的提升,实现权力、资源下沉以及政府行动空间合法性的获得,使得实质政府的有效治理成为可能。撤镇设市后,市级政府在法律依据和资源依托的归位前提下,治理实践呈现出差异性特征。研究发现:当下撤镇设市给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治理资源下沉、治理体系扁平化、政府机构简约化、区域协调治理等新机遇,为实现实质政府的职能归位必须坚持有效治理的持续性、服务性、协同性、公共性。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     

党的领导制度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有利于优化国家治理结构、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协调国家治理关系,是适应历史发展、坚持理论创新及顺应改革实践的必然选择。从治理主体、治理关系、治理模式三个维度入手,突出党的核心地位,优化党政职能结构,健全运行体制机制,是加快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稳步前行的现实路径。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结构功能主义解读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型治理系统,治理功能的实现不再是民族国家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民族国家之间、民族国家与其他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文章以结构功能主义作为分析框架,分别从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和维持功能三个层面对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全球治理进行解读,认为非政府主体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但并没有改变政府的主导地位。不同治理主体之间不仅存在着合作,也存在着冲突。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系统在促使治理目标实现的同时,也有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和弱势主体的利益受损。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六维认知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术研究经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题、十九大定调、十九届四中全会谋篇布局,三个历史节点高潮迭起,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则标志着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进入了深化发展阶段。在时空压缩与双化叠加的大背景下,深入理解“中国之治”内生性演化的历史底色、创造性转化的时代新色、现代性生成的本体特色、原创性深化的价值本色、自主性优化的实践成色和发展性更化的战略亮色,有利于廓清和加深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认知,进一步深化治理研究和提升国家治理认知力,既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规定,也是加速推动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现实要求。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从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持续的行政改革中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适应后工业化要求的治理体系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是对政府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关系进行反思的一个结果,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新阶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视理论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构建新型的、合作型信任关系达致合作治理,使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化治理的运行逻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现对社会的综合治理。这引发了学者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治理能力的相关思考。文化作为一种软性的治理手段,虽然并非是现代社会的常规国家治理方式,但却在中西方传统社会至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从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因素入手,考察文化引发治理困境、促进治理转型、达成治理优化的运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