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的发展方向:人伦之理与内在超越

20世纪初以来,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型主要出现了四种理论形态,即义理上的心性之学、制度伦理上的纲纪之道、社会生活中的人伦之理、精神信仰上的内在超越。然而,这些研究的现实影响与实践意义却仍有限。尽管现代新儒学阐发的"良知的自我坎限"精致而玄妙,但企图以此为根源而生发出科学与民主却是一种虚幻的构想,不能产生实际作用;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没有了宗法家族制度与政治体制等诸多制度的支撑,纲纪之道已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而儒家伦理想要依托现代社会制度发挥作用也面临种种困难;与此相比,儒家的人伦之理与现代伦理观念相结合,在社会中还在广泛地发挥作用,影响着民风、习俗与道德风尚;"内在超越"理论则揭示了儒家伦理价值系统的特质,因其超越性而产生的伦理信仰塑造了中国人的伦理意识、道德思维与精神追求,彰显了非宗教式信仰的意义。因此,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儒家的"人伦之理"与"内在超越"理论经过重新诠释与建构性重塑,依然是中国人道德生活的价值源泉,这也是儒家伦理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法律文化的再造

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大众伦理,是法律及其实践生成和发达的基础。现代法治文化,是吸收了中国传统伦理又融入了现代政治伦理和公共伦理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外化的法律制度、法治设施和法治实践。     

自由之多艰：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建构的考察

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建构是一个困难重重但却无法回避的问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独立人格的文化内涵.自古迄今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建构始终走不出"建构--分化--依附--再建构"的怪圈,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极强的依附性.欲彻底走出这一文化怪圈,就必须动摇官本位的政治体制基础,使中国知识分子从对政治的依附性中解脱出来,积极参与到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去,而且社会也必须提供一个能够履行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天然使命的环境.     

试论家庭伦理剧的性别建构策略

1990年代以来的家庭伦理剧是一种颇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形式,在家庭伦理剧中,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的复杂纠葛成为其叙事主线,并由此而表达了复杂的文化意蕴。家庭伦理剧通过"夫妇之伦"这一叙事主线,对当下中国现实图景以大众文化的形式做了自己的表达;通过性别建构的各种策略,家庭伦理剧复制了男女两性的性别"神话"、表达着吸纳了情感自由伦理的传统责任伦理。     

革命析说

中国历史肇起于政治化的动机和需求,然其救济、平衡之法却在伦理之中。唐虞时代的“禅让”制尝标为政治伦理化之帜,不幸却被夏启的“家天下”中断。如何使“家天下”重归伦理化的良途,实为“三代”强烈的历史情结。《周易》以“革命”为枢,力陈政治伦理的新标准,重张历史、文化、社会、国家、政治伦理化的大旗,以新且体系化意识形态的建构,为“家天下”的伦理化提供了学理解说。故知,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的伦理化,以及所谓“替天行道”、“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革故鼎新”、“推陈出新”诸说,当为《周易》之特出。     

理学伦理之现代价值三题

鉴于传统对现实的深刻影响,理学是我们不得不反思的思想文化内容。文章认为,理学在总体上是落后的封建意识形态,但其中有若干真理颗粒与积极因子仍具有重大的现代价值,如理学高扬的"内圣"经世路线凸现了经济活动中的主体精神,公利主义与集体主义是可以相通的,诚信伦理更是古今贯通的美德。理学中的这些伦理思想元素是完善市场经济新伦理的重要文化资源。     

韩剧热与儒学"反哺"——关于现代伦理思考的误解

韩剧在中国的流行与所谓的儒学"反哺",引起了人们对传统儒教伦理的关注和思考,与之相应的反思、激赏、批判或敌视,都把"全球化"时代文化资本和文化工业的道德功能扩大化了,都是对现代语境中传统德性伦理复兴途径的误解.韩剧的"时尚性"、"世俗性"的消费文化特征、横亘在中韩两国之间的民族主义情绪,都使得所谓的"儒学复兴"、"儒教共同体"的伦理假想成为"狂欢"时代的转瞬即逝的一种"单薄"声音.     

检察官“软”约束的规范化研究——以文本检视与实践透析为视角

职业伦理是检察官的"软"约束,是规范、引导检察官职业行为的重要依据。建构科学的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体系,是司法改革背景下完善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必然要求。检视文本,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存在的形式混乱、内容重复、类型繁杂等弊端,导致伦理规范缺乏系统性、简练性与明确性,制约着规范理性的实现;透析实践,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在实际运行中陷入了检察权向行政权依附、"精英化"向"大众化"倾斜、职业信仰向社会人情屈从等困境,导致其无法真正发挥规范效力。因此,立足于规范理性与实践理性双重视角,应该通过提升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的科学性、巩固检察官职业伦理建构的"职业化"根基、优化检察官职业伦理培养机制及加强职业伦理规范运行监督等措施,完善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体系。     

反思中国行政法学存在的政治背景——通往中国行政法学自我意识之路

发轫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当代中国行政法学,因将自身建构在公民权与行政权对立关系这一错误根基之上,而在面对现代行政实务时捉襟见肘。本文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类型化视角反思中国行政法学政治背景,呼吁中国行政法学应建立在一个公民权与行政权良性沟通、交流、协商的平台上。置身于此平台之上、不囿圜于"法学上之方法"的藩篱、脱身于西方现代化范式之囹圄的"和谐行政法"为中国行政法学塑造了一种自我意识,并借对中国当代行政法学价值的准确定位、深厚的中国问题意识以及一条"从中国问题出发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的路径,而结束中国行政法学历时已久的漂泊之旅,解救其于社会转型期的一场整体性危机。     

童心哲学史论——古代中国人对儿童的发现

中国的童心主义哲学有悠远的历史。从先秦老子、孟子,经由宋明心学,到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尤其是到李贽那里,童心主义成熟起来,而成为具有现代气息的学说。李贽的下狱自戕,标志着童心主义所肩负的中国思想现代转型的使命在中国遭遇挫败。童心主义与西方现代学说多有可会通之处,例如,童心、赤子概念与卢梭的"自然人"概念是相通的,童心主义与卢梭教育学是相通的,与马克思主义亦多有可通约之处。"童心"(或"赤子之心")比其他概念能更好地体现彻底的自然主义和彻底的人本主义。童心主义主张,社会、文化、政治、伦理、教育等领域的建设应当彻底回归人之自然规定性,这为人解脱异化、获得解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文化乃至全球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