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基层社会自治与社会治理现代转型

基层社会自治是社会成员通过社群的集合体共同行使自治权,即,"自己统治自己"的社会治理形式。社会治理现代转型的目标是要建构科层(政府)治理、市场(公司)治理与社群(社会)治理三种比较稳定的治理模式。在一个分权与结构分化的政治社会体制下,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和谐运行的社会治理功能体系,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有赖于社会自治的实现与高度发展。基层社会自治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是:第一,基层政府权威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第二,市场治理模式的主体和体系的重构;第三,把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还给社会,不断促进社会自治能力的发展与提高。所以,基层社会自治对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具有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重要意义。     

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

空间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方式,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权力结构在空间生产上的作用及反映。党的领导体制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以融入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和基层社会的方式介入空间生产。中央权威与地方自主的平衡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行政体制框架,中央政府引导地方空间治理行为,实施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地方各级政府从空间商品化中增加财政收入,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政府既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空间生产,又防止空间过度资本化;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驱动地方各级政府与其共同促进空间商品化。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推进路径,政府整合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空间需求;社会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民众空间诉求,形成共治共享的空间治理格局。     

合作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与治理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与完善中国政治制度整体框架相适应,与推进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相协调,与规范中国行政权力运行相统一的政府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既是实现社会、政府、政党现代化架构的体制保障,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和核心决定因素之一。合作治理的价值理念和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与治理逻辑,对于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困境给予有益的启示。当然,寄托于行为互动的自然主义演进而构建合作治理是不现实的,积极的、自觉的建构需要在合作意识的引领下展开,这就使系统化的理论建构更具紧迫性。     

行政权集中化配置与基层治理转型困境——以县域“多中心工作”模式为分析基础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家逐渐调整纵向的权力分配结构,试图通过集中行政权,自上而下地塑造基层治理的统一规则体系。然而,行政权的集中与合理化困境,强化了行政体系对政治动员机制的依赖。基层政府逐渐被置于自主性收缩的强动员结构中,不得不应对日益膨胀的治理任务。在此过程中,"多中心工作"模式的启动,重组了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这一模式的形成代表着基层治理体系逐渐走向刚性化,从双向关联国家与社会的多元有机体,日益成为单一对上负责的压力应对体系,损耗了国家在基层的可持续治理能力与合法性生产能力。这表明,国家在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时,应当走出行政权过度集中的单一路径,提升行政权的合理化能力,发挥基层政府的自主性与乡村社会的能动性,建构更加多元有效的规范体系。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政治韧性、结构优化与能力提升：党加强基层政治建设引领基层治理的发展逻辑

基层政治建设是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建构基层民主政治体系并维持稳定政治秩序的系统行为。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加强基层政治建设就是要增强党的领导政治韧性，明确党建构基层治理秩序的政治责任，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提高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政治优势，夯实基层治理的政治根基；优化基层党政结构，实现党政行为联动、价值同构与责任共担，创新基层治理党政统合机制、基层群众参与机制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高基层政治能力，引领提升社会再组织化程度，增强基层群众治理主体性，实现基层治理的实质性治理参与，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行政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在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方面的体现,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归宿。行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基层行政是国家治理回应公众需求的基本载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是社会公众评价国家治理的关键依据。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晚清以来救亡图存以应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必然选择。街头官僚以及基层行政的现状,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基层行政领域留下的印记,也是基层行政承担其历史使命进行主动建构的历史结果。必须将顶层设计对街头官僚行动的社会功能期望加以转化,街头官僚行动理应具备维护法定权利、巩固正式制度、促进社会团结的现代价值取向。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

20世纪后半叶中国城市社会经历了持续而深刻的变革,主要体现为不断向下延伸的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改造,新的基层治理体系的形成。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究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结构与制度变迁的过程,分析国家与社会互动之下的基层社会运行脉络,以此观照当代中国的基层政治发展。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即:国家权力是如何有效改造城市基层社会的,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范式变革,以及在此基础上探究构建长治久安的基层民主治理机制。     

监察下乡：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国家治理逻辑

"监察下乡"是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目前,民生转移支付、资本下乡和集体资产运营中的权力—利益网络都包含着较大的廉政风险,但是基层村社权力监督中监察职能的弱势与悬浮、公众参与的离散与缺席,却造成基层权力监督的弱化。在实践中,"监察下乡"包含着"权力制约权力"和"权利制约权力"的双重逻辑,即作为国家建制的纪检监察机构对村社权力监督的强化,以及动员社会参与监督。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还面临着力量短缺、关系不顺、职责不清和参与不足等"监察内卷"困境,需从加强村社监察站队伍建设、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建立问题线索快速办理机制和建立以监察工作为核心的信息公开制度等方面予以突破。     

政府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综述

城市基层是政府行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最直接的场所,它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环节,也关系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双转轨的关键时期,社会流动性增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事务增多,社会风险高发,城市基层也成了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堆积的主要场所。显然,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已无法适应这些特殊要求。本文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城市社区作为切入点,从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两个层面,对政府基层治理的相关内容作一综述,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差异化效能及其形塑机制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领域中的重要探索与制度创新，其在实践中呈现出差异化的路径与效能。基于村庄案例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存在着三种实践路径：压力应对型党建、回应治理型党建与层级互动型党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样态，在很大程度上为上级党组织嵌入的方式所规定。但作为乡村基层治理结构中关键行动者的村支书，其基于不同政治性与治理性责任认知所采取的行为，仍旧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效能有着重要影响。三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模式表明，走向高度统合的层级互动型党建是最为有效的路径选择。在基层党建中，一方面，上级党组织要注重弹性化嵌入，“统权上移+治权下移”权力配置模式有助于增强党对基层的领导力；另一方面，村支书要提高自身政治性责任认知与治理性责任认知统合度，实现党建与治理双向赋能。     

"统合主义"政府: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

“统合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了国家或政府在实现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借鉴和吸收“统合主义”政府的治理理念和统治模式,对于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小政府、强政府”的治理理念对于加强政府能力、提高政府绩效和行政效率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也必将成为政府能力建设和制度创新的一个新起点。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治理机制

行政区划作为权力结构和行政体制的空间投影，调整行政区划是塑造空间治理格局、提升空间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和必然要求。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制度供给、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发挥的支撑关系，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在现代化背景中的治理意义，要求持续优化行政区划体制。行政区划调整蕴含空间生产和尺度重构的价值功能，有利于规范国家治理中的权力运作，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行使，并通过均衡资源配置来增进空间正义。根据行政区划的实质内容及空间治理的价值目标，推进新时期的行政区划调整，需要集中处理好政府改革与社会治理、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地理区域与制度场域、本土实践与域外经验这四组关系。     

权力制约与监督视角下高校治理中工会的作用

优化权力结构是当代高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然而,当前高校普遍存在权力重心偏高、权力运行失衡的现象,因此,理顺权力关系、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成为加快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工会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职能协调了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教师权力及其他利益群体权力,使权力分配趋于合理化结构,促进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有效提升高校工会在学校治理过程中的地位,加强工会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职能,有助于健全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对于完善高校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包括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四个层次。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发展过程,我国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传统行政的管制状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时期新公共管理的管理状态这两个阶段之后,目前进入新世纪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状态;我国的国家治理必须立足于国情、政情、社情,要具有中国特色,即政府要在国家治理中起主导作用,治理的重点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当下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坚持四个原则即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制度治理、中国特色等原则和五条路径即树牢目标理念、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制度建设、推进各项改革及夯实社会基础。     

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基于行政生态学视角的我国政府职能定位(1949-1978年)研究

政府职能体系及其内容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行政生态环境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变化,政府所面临的行政生态环境会发生相应的嬗变,进而将影响一个国家或政府的职能定位与转换。1949—1978年,我国政府的职能定位从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并重到以政治职能为重心的转变,它很大程度上与新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家领导者的思想认识等行政生态环境因素的变化密切相关,而政府职能定位与转换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