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法治政府下“放管服”改革的关联逻辑与未来进路

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它既体现为对法治政府的数字化发展,又彰显出对数字政府的法治化规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数字技术和依法行政的深度融合。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与“放管服”改革的同频共振,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实践政府职能、以良法善治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放管服”改革的运作过程主要依循权责适配、审管协同、服务共创和制度共进的逻辑,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未来应着力于战略定位、组织建设、数据融通、数字法治能力培养、法律法规完善等方面予以推进和施行。     

迈向实质法治的智慧政府建设

数字法治政府实质上就是数字化程度更高，更具智能的智慧政府。推进智慧政府建设，促进智慧政府治理转型，将为法治政府建设迈向实质法治提供重要契机。重视数据资源深度利用的智慧政府建设借由权利实现的便捷性与智慧性促进权利有效落实，进而增强权利保障的实效性。大数据技术有助于扩大行政决策的参与主体，兼顾各方利益，预测实施效果，提升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数据监督、“数据铁笼”、网络问政有助于加强权力监督，推进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行使。大数据技术主导的非现场监管、行政执法数据库以及掌上执法的智慧执法可有效维护行政权的运行。     

赋能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治理：结构、过程与功能——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共同富裕是当前最主要的时代课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群众有感为导向的数字政府治理成为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浙江数字政府治理通过赋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通过建构“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对浙江数字政府治理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在赋能过程中,数字政府治理形成了多跨协同与扁平交互的结构逻辑、互构融合与流程再造的过程逻辑、机制重构与价值创造的功能逻辑。未来,面向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应坚持数字普惠的基本价值理念、制度理性的基本建设路径和数字交互的基本建设方式。     

论公安工作现代化的数字化与法治化

公安工作现代化是法律制度、数字技术在公安系统广泛运用的现代化，是数字公安与法治公安建设的“同频共振”。数字法治公安建设反映出数字公安与法治公安双向融合过程，数字化理念与法治化理念的深度融合，体现了以技术维度赋能法治维度与以法治维度约束技术维度的双重属性。这就必然要求警务治理信息化过程必须发挥法律规范的引领功能，在法治轨道上探索数字技术赋能的理论创新，将警务数字信息化所蕴含的技术理性与警务法治化所倡导的公平正义价值有机结合。为此，需要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警务执法活动的全过程，以法治规则规范警务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构筑起以法治赋能数字公安变革的坚固屏障。     

大连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保障

全面建设数字政府,有赖于加快完善与数字政府建设相适应的法治保障体系。要在总结大连数字政府建设法治保障所取得成效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通过借鉴国内典型城市数字政府建设法治保障的经验,从健全政务数据立法以提升数字政府建设立法质量、强化数据监管以保证执法公信力、加强在线纠纷解决机制运用以缓解司法压力、构建激励机制以强化公众参与等方面入手,完善大连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保障。     

创新打造“法治政府一键督”

2021年8月25日,舟山市人大常委会"法治政府一键督"1.0版应用场景正式上线运行。场景以人大数字化平台为支撑,聚焦"为何督、督什么、怎么督"三大部分,对法治政府建设监督工作进行数字赋能、业务协同、流程再造、制度重塑。"法治政府一键督"应用场景包括监督内容、监督方法、监督依据、场景效果四大方面。以电脑版为例,监督内容包括地方立法、依法行政、守法普法、法治监督、全省排序、部门清单、执行办理、报告看板8个模块。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潜在风险与实践取向

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其自身的工具理性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理性高度耦合,这也为信息技术可持续赋能创造了先决条件。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表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本质上是依附于信息技术建构政府的有机过程,包括形态演进、高效行政、治理创新与价值选择四个维度,形成了相对系统的逻辑体系。然而,技术“双面性”特征也可导致政府由“数字民主”滑向“技术利维坦”,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技术-组织-制度”设置失配、技术理性侵蚀民主价值、空间过载和信息外溢、非兼容性等潜在风险。伴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治理对象的高度复杂性,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仍需通过信息技术的内在价值重塑、顶层设计完善以及创新能力提升来实现预定目标,可为防范信息技术异化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或潜在风险提供价值预判。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策略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治理中,面临着技术风险、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问题以及社会治理有效性问题等层面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既表现在技术层面又表现在数字政府自身层面,其原因是科技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数据规范体系建设有待完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有待健全、运行效率有待提升以及社会公众素养有待提升。为有效防范这一系列潜在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要从加快提升信息安全技术水平,构筑数据安全规范体系,健全政府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提升社会公众数字安全素养水平等四个方面发力,建立数字政府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保障数字政府建设的全面推进。     

数字政府替代电子政务了吗?——基于政务信息化与治理现代化的分野北大核心CSSCI

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和数字化转型催生着政府治理模式不断变革。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无疑是期间以技术之治赋能政府之治的最耀眼的两大利器。那么,数字政府替代、补充还是升华了电子政务已有形态?这倍受实践部门关注,也值得学术界及时进行理论探索。本文基于政务信息化和治理现代化的分野剖析了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的叙事逻辑,从“大历史”、“小历史”两个视角归纳提炼出数字政府是电子政务发展的继承和升华,两者将长期共存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结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立足机构赋责、技术赋能、数据赋权三个维度勾勒刻画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继承发展的一般性解释框架,有助于解决目前两者继承发展的理论困顿和实践进路。     

数字政府:演进阶段、整体形态与治理意蕴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目前缺乏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回顾与检视。通过对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历程的分析,发现其经历了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公共平台为核心的智慧治理模式。数字政府发展带来双重治理意蕴:一是再造政府组织结构、提升政府职能履行能力、生成"数字空间"政府;另一是面临公民隐私、数字鸿沟、信息安全、治理效能和公共参与等难题亟待解决。未来数字政府建设不能只停留于功能意义上的精准治理、整体治理,需要进一步扩展至信息技术与公共治理融合创新的多重可能性,并从个体、组织、制度和价值四个层面作相应调整。     

类ChatGPT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数字政府治理：价值、风险及其防控

瞬间爆火的ChatGPT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具有嵌入数字政府治理的诸多可能。类ChatGPT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数字政府治理体现出极高的价值,能够有效控制数字政府规模、助力数字政府治理决策、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效率、降低数字政府治理成本、推动数字政府治理精细化、强化数字政府监管,这充分证明类ChatGPT有必要嵌入数字政府治理领域。但是类ChatGPT同样给数字政府治理带来诸多风险,会加剧数字政府治理的技术风险、引发数字政府治理的安全风险、冲击数字政府治理的行政伦理、带来数字政府治理的新问题、扩大数字政府治理的人才瓶颈。建议坚持包容审慎原则来看待类ChatGPT,并应从管理机制、安全保障体系、自有技术与人才资源等方面入手,采用一系列举措来防范类ChatGPT嵌入数字政府治理的诸多风险,以更好地发挥类ChatGPT对数字政府治理的赋能效用。     

县级法治政府建设的路线图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围绕"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浙江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决定》提出浙江要在建设法治政府上走在前列。2015年1月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实施意见》。在事权和职能上定位为"执行职责"的县级政府,行政执法是其基本职责。建设县级法治政府,需要突出严格执法的龙头地位。在具体路径上,需要完善严格执法的权责法定体系,实行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制度,并严格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定清单、划边界。需要完善严格执法的实施体系,强化执法法定程序,规范行政裁量,从程序和实体上确保执法行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需要完善严格执法的制约监督体系,强化以权力制约权力,完善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和内外监督体系;强化以权利制约权力,完善权利的救济机制;强化政务公开,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确保执法行为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需要完善严格执法的保障体系,改革和完善行政执法体制,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并将法治导向贯穿于干部提拔、使用、管理上,为严格执法提供组织保障和人员保障。     

加快健全完善政府治理法治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政府治理法治体系是政府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进程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职能作用。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加快健全完善政府治理法治体系,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是健全完备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依法行政持续深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明显,政府治理的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     

法治政府与制度建设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法治现实的迫切要求,也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时代要求。所谓法治政府是相对"人治政府"而言的,从形式上看法治政府是法律政府,是崇尚法律的政府,是依法行政的政府;从实质意义而言,法治政府就是控权政府和人权政府。建设法治政府,必须设计良善制度。加强制度建设,关键是对权力制度进行良善的设计,核心是加强权利制度的建设。建设法治政府,还须培育法治政府的人文环境,对法治系统的软件开发也不能忽视。     

边界重塑：数字赋能政府部门协同的内在机理

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以“一网协同”为重点的数字化建设为提升政府部门协作水平提供了可行途径。以“数字化建设缘何可以提升政府部门协同水平”为研究基点,基于组织边界理论,考察G省政府部门的协同困境及“一网协同”数字化建设发现,数字赋能政府部门协同的本质是利用数字技术重塑政府部门的主体结构、互动关系、行动空间、制度权责与业务流程边界,使各部门能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在数字空间中及时有效地进行信息互动,实现决策协同、管理协同、绩效协同和行动协同。在推进技术发展与组织变革理论讨论的同时,也从技术发展、制度创新及组织建设三个方面为推进政府部门数字化建设、提升组织业务协同水平提供有益参考。     

论民主与法治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构建服务型政府,将政府的职能更多地转移到社会管理上来。民主与法治作为现代政治的两大目标,存在很强的一致性。服务型政府有其特殊的定义和特定的内涵。民主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基础,法治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制度保障,民主与法治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有着基础性作用。     

以法治政府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北大核心

法治政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和任务,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注入了新动力。建设法治政府,就是实现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党和国家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一、     

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技术、制度与价值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法治政府建设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治理遵循“技术—制度—价值”逻辑,形成三维主体间的互构关系,与数字时代的行政执法改革具有契合性。当前,行政执法改革实现部分目标,但技术层面存在数据壁垒与数字形式主义,制度层面出现综合与专业的张力、权力与能力的悖离,价值层面产生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保护等原定目标出现一定异化,对技术赋能制度、制度实现价值、价值形塑技术产生阻碍。需要以数字治理为引领破解行政执法改革困境,通过统一数据标准和集约建设一体化平台,基于需要的整体主义助力有限度的执法体制改革,推进公民参与和监督执法,实现技术、制度与价值的相互构建,完成数字时代行政执法转型升级。同时,应谨慎对待数字时代行政执法改革中的新挑战,促进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协同演化。     

技术驱动与科层统合：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互机制

本文将“一网统管”建设作为考察时下中国技术与制度，更具体说是数字技术与科层制度关系的一个切口。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治理变革，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全面探索数字化转型这一技术治理导向的城市治理创新之路。与此同时，城市管理体制发展正在经历“重心下移”的势态。在此双重逻辑下，各行政层级如何回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需求？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数字化转型阶段，技术与治理不是单向赋能或决定的，而是交互的。本文提炼出交互型平台治理的四大机制：虚实互映、感行合一、双轨合力、人机融合。为了解决政府科层组织僵化低效、条块分割等带来的超大城市治理难题，上海市提出以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的创新方式来将数字技术融入到科层组织之中，寓技术于组织，试图推进技术与制度的交互影响与变革，从而实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革命性再造。     

云长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组织领导机制研究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起步阶段尤其需要有效的组织领导作为内驱动力。理论上,行政权力在纵向层级整合力度的强弱与横向功能协调程度的高低不同,组成了不同的领导结构,由此也形成了松散治理、权威治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等四种基本的治理类型。实践中,渝、桂、黔三地正在推行的云长制,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领导机制,塑造出了权威治理模式,其以超强的纵向整合使得数字政府建设避免陷入松散治理的境地。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权威治理模式在横向多主体功能协调方面的缺陷开始显现。因此,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应秉持整体性政府理念,通过纵向提级推进全国协同并通过横向联结推进多元协同,强化云长制在横向沟通和协调的程度,建立协同治理模式,为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提供组织保障和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