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政策执行网络

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被普遍关注和重视的“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是指能够为了共同体利益而展开协调和合作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之一。社会资本理论与政策执行网络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从社会资本理论的内涵来看,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及公民参与网络对政策执行网络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建立政策执行中的对话机制,积极培育行政人员的公共行政精神,积极发展第三部门,就可以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就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也就可以推动政策执行网络的现实运行。     

政策执行中政府间博弈析论

我国是政府主导型国家,政府在政策执行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逐渐形成,利益诉求呈现显性化的特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的政策博弈正是建立在利益差别的基础之上。     

省域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与矫正——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多案例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路径。为矫正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以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结合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分析逻辑,以浙、湘、黔、云4省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状况分析。研究发现:逐级研制模式下理想政策缺失是政策执行靶向偏差的关键伏笔;府际博弈下执行主体的趋利选择是政策落实偏差的根本诱因;市场主体日益增长的使用需求与业务服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政策供需偏差的主要表现;社会场域支撑薄弱是政策执行未及偏差的重要原因。基于此,从政策防偏、执行纠偏、服务治偏、环境消偏四个方面提出省域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意见。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权力寻租”及其遏制之道

政策执行是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权力寻租"的影响使得政策效果难以得到保障。"权力寻租"必然扭曲资源的有效开发和配置,危害社会公平,严重阻碍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权力寻租"行为的形成主要有行政道德失范、监督机制不健全、决策主体权限不明确等原因。为此,要通过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加强行政伦理建设、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的工作,切实保证政策执行过程中权力受到有效制约,防止"权力寻租"行为的产生。     

政策执行失灵视角下的政府执行力研究

政策执行在整个行政管理活动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我国政府在施政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共政策失灵,尤其是政策执行失灵的现象,这对我国政府能力的提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克服政策执行失灵,提升政府执行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种解读政策执行的新视角——从政策执行博弈模型进行的分析

政策执行实际上也是一个各执行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进行各种策略的较量过程,这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文章结合理论叙述,并构建上下级政策执行博弈模型,在分析政策执行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统保证政策执行的措施。理论研究与博弈模型分析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如何在保证上级政策的意图得到最合适的执行,又能够尽量保证不对各执行主体的利益造成致命性剥夺。但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结局。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动因和方式

结合中国实际,公民社会可以界定为民间组织和公共舆论两个层面。改革开放时期逐渐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有着强烈的参与政府政策过程的愿望和要求,政府也有接纳公民社会参与的动机和需要,两方面的结合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基本动因。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辅助执行、受托执行和监督执行三种。当前在这三种方式中辅助执行最为常见,受托执行逐渐增多,监督执行作用日益增大。     

纵向政府组织博弈视角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失灵探究

公共政策执行失灵主要由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引发，围绕利益的博弈互动难以避免。本文从博弈视角深入权力的微观运行之中，指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单向垂直委托代理博弈的客观存在性，并分析其危害与成因。尝试性地提出双向委托代理博弈的创建路径，期盼能有效地规避政策执行失灵，提高政策效能，促进社会和谐。     

协商民主与政策执行网络

20世纪后期,西方政治理论的重要发展就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协商民主是公共协商过程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视各种相关理由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的一种治理形式。协商民主与政策执行网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从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政策执行网络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政策执行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以及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政策执行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成政策执行网络的现实运行。     

从博弈论视角解读政策执行阻滞

公共政策执行难是当前各级政府面临的普遍问题。由于政策相关主客体的"经济人"属性所导致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博弈,是政策执行难的主要原因。     

提高政策执行效率的关键在于完善监督机制

作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政策的作用能否有效发挥,从根本上取决于政策执行的效率,而政策执行的效率往往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监督机制的健全与否对政策执行的效率至关重要。本文认为,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政策执行效率,其关键应从增强政策执行活动的透明度、保证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地位、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以及落实和健全各项社会监督制度等方面完善监督机制。     

社区警务政策执行网络的形成及其存在的问题

社区警务战略的出现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它们以诸多国家机关为中心形成了网络化的结构。政策执行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国家权威机关,它们掌控着关键性的资源。国家权威机关之间的合作是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但当前我国社区警务政策执行过程中却存在着政策执行主体之间沟通不顺畅以及受到传统的自上而下政策执行模式影响的问题。     

执行结构转换下的权力互动——宁波市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过程分析

在宁波市审批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削减审批事项和规范政府行为的审批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审改)是如何展开的,有哪些变量影响审改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失败,这些变量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通过对宁波市审改的政策过程分析,运用执行结构转换理论,对宁波市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了解释.认为审改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在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改革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之间是权力互动的.执行结构转换和权力互动过程是影响审改政策执行成败的因素.在宁波市审改的案例中,削减审批事项的执行结构从"有限分权"模式开始,逐渐向"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转换;在规范政府行为时,政策执行结构又从"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开始,逐渐向新的"有限分权"模式转换.在不同的执行结构模式下,审改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运用各自的权力资源讨价还价、策略互动的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到审改政策的执行结果.     

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困境与路径优化

切实贯彻执行党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衡量地方政府执政效能的依据和前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能力与水平,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顺利实施、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与公信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当前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执行体制封闭、执行者角色错位与越位、干部管理与考评制度失当、政治社会化机制缺失、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困境。需要创新政治文化,转变政府执政理念,构建开放性的政策执行体制,完善干部管理与考评制度,优化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建立健全执行监督与制约机制,推动政策的有效实施与政策目标的实现。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道德风险的成因及规避机制研究——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一代理模型,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作为代理人的政策执行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利用作为委托人的政策制定者的信息劣势、监管漏洞以及风险的分担机制,通过不作为、虚假执行和歪曲执行等方式,致使政策执行偏离预先设计的轨道,进而造成政策目标的落空或扭曲.本文将信息经济学中"道德风险"的概念和理论引入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研究,以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将地方政府虚假执行政策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称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均无法满足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基于自身利益而选择的博弈策略.央地之间的博弈具有"斗鸡博弈"的特征,具有层级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符合"智猪博弈"的特点,而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则属于典型的"囚徒困境".笔者在对上述主体之间的博弈策略分别予以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以"利益整合"理念为主线的规避政策执行中道德风险现象产生的机制.     

政策执行失灵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能力提升研究

政策执行的水平直接反映着政府能力的高低.我国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政策执行失灵现象.政策执行失灵对政府领导经济发展的能力、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完善政策执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必须树立执行理念,发展执行文化;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完善政策执行机制;提高执行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推进政府"善治"的实现.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及其支持性维度分析

顺应当前的行政民主化浪潮,政策执行中引入对话协商,即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代表了政策执行领域的一种对话性转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的支持性维度包括:动机性维度——利益偏好,保障性维度——行动与信任合作,政治性维度——话语民主,情境性与能动性维度——社会建构。这些支持性维度与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促进作用,共同推动实现政策执行过程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这一议题是一个初始性研究,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思考与分析的问题,但公共对话本身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表明其将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农民增收相关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分析

"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农民的增收减负问题,一直是公共政策的重点.很多农民增收的相关政策在制定之初是科学、合理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与预期目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以黑龙江省为例,该省出台的农民增收相关政策可分为三类:一是加强政府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的;二是拓宽收入来源、保障农民利益的;三是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农民增收相关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执行环境不完善,政策的延续性欠缺;信息传递不通畅,政策宣传力度不够;政策执行主体素质低,政策执行缺少监督机制;农民参与相关政策制定、实施的程度不够.促进农民增收相关政策有效执行,要努力做到严把政策制定关,强化政策执行的效果,完善政策执行的评价机制,加强对政策有效执行的监督.     

社会文化心理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社会文化心理对政策执行有着深刻的影响。当前我国社会文化心理环境既有对政策执行有利的一面,如有较强的认同和服从政策的文化心理传统;同时也有不利的一面,如人情关系经常导致政策执行走样。优化社会文化心理环境,提升我国政策执行力必须在政策制定上整合社会群体的心理需要,必须大力建设公众参与的执行文化,必须通过政治社会化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政策执行态度和行为倾向。     

减税降费政策如何取得更好执行效果——基于H省十三市(地)的案例分析

切实将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是调节经济逆周期、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有效举措，但在其执行过程中存在组织机构建设不完善、监督保障机制不到位、宣传培训途径缺乏多样性等问题，难以满足国家实施经济宏观调控对于政策执行主体的要求。基于TOE框架和实证调研结果，对H省十三市(地)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研究，通过构建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效果研究分析框架，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减税降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多因素作用机制，进一步提出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有效与政策执行偏差的前因条件组态，并利用组态分析结果归纳得出减税降费政策执行具体路径。研究认为，推动减税降费政策取得执行有效结果的最佳路径，是健全强化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与优化政务服务和执行工作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