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内涵及其养成

道德人格是人格的道德性方面的规定,是个人的禀赋与后天的道德实践活动所形成的道德品质和情操的统一。大学生的道德人格内涵是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习惯及其过程的集合体。健全的道德人格的养成需要在高校教育中树立人格教育的理念,需要大学生群体有培养健全人格的自觉和反思,需要高校教师自觉承担培育大学生道德人格的重任。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人格塑造

行政人格是行政个体在行政活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品格和信仰的总和,它具有调控行政人员行为、生成行政领导非权力性影响力、形成良好组织环境等作用。受市场经济的影响,行政人格也会出现异化现象。塑造行政人员良好的行政人格需要从行政风格、精神价值观、管理方式等方面着手。     

卓越管理的“黄金法则”：理想行政人格的形成——以价值理念和行政文化为起点

公共行政人格是指国家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特定的工作环境和实践活动中逐步培养的精神素质、服务价值和奉献品质，其在公共事务中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内在规定性，是行政资格、行政规格、行政品格和行政风格的内在统一。行政人格作为行政系统诸因素所规定的行政人员的本质特征，显示了行政人员的价值和尊严，是行政人员道德意识的升华、是他律的自律化，是行政人员把法律、行政道德规范和监督机制内在化而生成的一种优良素质，是公共行政人员道德尊严、道德品质的表现。公共行政人员作为行政管理这一特殊职业的从业者，不仅出身于普通的公民，而且它的行政管理活动本身就是最直接、最紧密地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行政管理的过程与结果直接的对社会发生影响，并对一般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有着导向和调节作用，其人格的好坏对加强政府的管理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追求政府卓越管理的“黄金法则”。     

行政责任的实现与行政主体重构——以行政人员独立人格为视角

传统行政主体理论受"机关"或"组织"视角的局限,导致行政责任主体的相互错位。随着服务行政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传统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愈发明显。服务行政的本质在于政府行政的伦理再造和道德重构,行政主体理论的重构必须把行政人员的道德化纳入制度设计之中。行政人员的道德化旨在促进行政人员独立人格的生成,其现实的建构过程是行政人员交互主体性之人本质的最终实现。独立人格的重构功能不仅体现在对行政主体内涵及范围的界定上,且将赋予行政人员一种全新的形象,保证行政行为和行政责任的实现不再停留于表面。     

儒家道德文化与当代大学生道德素养的培育

儒家道德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内容博大精深,其中的精华对当代大学生道德素养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儒家崇尚君子型人格、希圣希贤,力求止于至善的道德追求,弘扬仁爱、道义的道德志向,心忧天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诚实守信、自强不息的道德精神,等等,为当代大学生道德理想的确立、道德意志的培养、道德责任的培育、道德品质的提升、道德行为的养成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代大学生完美道德人格品质及培养途径

当代大学生是新生代的主力军,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作为大学生应当具备更高的道德品质和素质。完美的道德人格是道德人格发展的最高阶段,对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内容要求及培养尤为重要。     

论行政人员独立人格的生成

行政人格是公共行政人员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职业人格与个体人格的统一。当前,公共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是服务行政,这就要以行政人员的个人价值和个体人格的实现为基础,所以,公共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应是促进行政个体的人格构建及独立人格的生成。     

社会转型期青年学生道德人格的培育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中不良因素的影响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对肩负重大历史使命的青年学生健康道德人格的养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加强高校道德人格教育创新,重视家庭教育的渗透作用,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培育青年学生养成健康高尚的道德人格。     

行政伦理与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建设

在行政伦理学看来，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规范是行政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从行政伦理的角度，就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建设的有关问题——行政执法行为规范的基本内涵、公共监督和人格养成三个方面谈一些看法，行政执法行为规范的基本内涵作为行政伦理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执法行为规范，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这里，我们可以从主体性、政治性、职业性、现实性、体系性等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把握行政执法行为规范的基本内涵。从主体性的角度分析，行政伦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在个体道德的意义上，行政伦理是指国家公务员，特别是有领导职务的高…     

传统行政人格的生成机理——基于儒家文化的社会化视角

传统行政人格的生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儒家文化的社会化视角,传统行政人格的生成过程就是儒家文化通过一定的媒介影响行政人员的价值观、态度、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其大致可分为行政人格的政治化、制度化及行为化三个阶段。行政人员通过对儒家文化的再认识,反作用于行政组织,可与行政组织形成互动。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信任机制:类型、特征与再生产

社区信任是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前提条件。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行政信任和人格信任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任机制。行政信任是指对社区行政组织的认同,行政主导、行政在场和行政加冕程序强化了行政信任的生产与再生产,使行政信任具有了可迁延性。人格信任是指对社会组织这一外来治理结构的总体性疏离和对其中个体行动者的特殊化信任,具体化信任、功利性信任和总体不信任是人格信任的基本特征,因此人格信任具有不可逆性。超越对社会组织的人格信任需要从建立总体性关联、把社会组织推到前台、提升服务自主性与专业性、加强制度宣传与公民教育等四个方面着手。唯有如此,才能走出社区治理的"共同体悖论"困局,真正发挥社区信任的治理功能。     

行政伦理自主性及其建构研究

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行政人员都有可能在其行政行为中面临着上级不合理的决定和命令，这要求行政人员必须时刻保持伦理自主性，以维护公共利益。伦理自主性的实现途径包括：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组织文化建设以及行政人员道德品质的培养。伦理自主性有助于从根源上遏制行政腐败。     

公共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伦理困境及其化解

实现负责任行政行为的关键在于制度伦理建设、公共精神的彰显以及行政人格的塑造。通过外在约束和自我规制，从而构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行政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实现领导干部的自我和谐

领导干部自我和谐包括心理和谐、思想和谐、人格和谐、素质和谐、行为和谐、生理和谐等主要表现形式。实现领导干部自我和谐有利于引导、影响、推动广大社会成员实现自我和谐、缓和并解决社会矛盾、密切党群关系、构建党内和谐。实现领导干部自我和谐需采取加强心理调治、思想净化、人格修养、素质培养、行为规范、生理保健等基本途径。     

努力探索高校研究生党建工作新模式

研究生党建工作是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高校研究生党建工作中存在着党组织建设不规范、针对性和实效性不足、支部生活的内容和形式缺乏创新等问题。要想使高校研究生党建工作得到有效开展，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党员质量保障体系，包括多维度教育培训体系和素质动态评价体系；另一方面要构建研究生党建工作创新长效机制，使研究生党建工作与学校发展中心工作、校园文化建设、人格培育体系、专业化管理相结合。     

政府要实现社会舆情引导的角色转换——基于新媒体时代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新媒体的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个性化与社群化等特征加上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民主法治理念的深入等都在倒逼政府实现角色转换。政府在社会舆情引导中的角色，应从集权管理型转为服务型，从舆论控制型走向合作对话型，从被动应对型转为主动发布型，从封闭型走向透明型，从过程管理型走向素养培育型。     

“官员问责”的法律困境与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官员问责＂方式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但由于面临种种法律困境,如行政法律方面的规定有缺陷、行政问责的依据不统一、行政法律的规定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等,使得＂官员问责＂实践步履维艰。因此,＂官员问责＂要步入法制轨道,必须尽快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法体系;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法》;落实行政法律,尽早实现行政异体问责。     

论中国古代士人“清”之廉政文化品格——以江西古代士人为中心

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与品格,士人之“清”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精神气质:个人生活的清俭、为人修养的清白、为官的清正、为政的清明。清俭、清白是古代士人对君子人格及道德操守的追求与坚守,它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内省与自律。清正、清明则是从政和处世的一种精神品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与担当。士人的“清”使他们的人生价值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成就并丰富了中国廉政文化的品格与内涵。     

论网络时代行政模式的嬗变及其趋势

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为标志的科技革命，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管理模式，给传统的行政模式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和深层次的震荡。行政组织结构扁平化，行政权力结构网状化，行政决策结构交互式、政府管理民主化，政府公务员以复合型人才为主等将成为网络时代行政模式的主要特征。     

论转型期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转变路径——基于组织人事结构的考察

转型期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转变是地方行政体制变革的重要内容,它本质上也是对地方政府政治职能回归式的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组织人事结构体系的主体性功能的有效配置与合理调适正是社会管理职能转变的路径。因此,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结构体系的公共治理行动网络化形态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