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留份制度探析

特留份制度是现代大部分国家所采用的遗嘱自由限制制度 ,本文通过对特留份制度及必留份制度的比较分析 ,建议引入特留份制度以完善现行法制。     

构建我国的特留份制度

特留份制度是各国限制遗嘱自由的主要措施,本文通过对必要的遗产份额制度与特留份制度的比较分析,认为在我国建立特留份制度是必要的,并对构建我国的特留份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立法设想。     

我国特留份制度构建范式的新思考

“特留份”制度的产生源于对遗嘱自由的限制,而且从立法上规定被继承人应当为配偶 和其他近亲属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已成为当今各国继承立法的大势所趋。目前我国特留份制度 仍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迫切需要加以完善。我国应借鉴两大法系有关特留份制度的先进立法经 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我国继承法中特留份制度的新范式。     

遗嘱特留份制度再思考

我国法学界普遍认为现行《继承法》中规定的必留份制度已难以规范滥用遗嘱行为,皆推崇以国外成熟的特留份制度作为我国遗嘱继承的主要方式。但是,在评价特留份制度与我国《继承法》的衔接适用问题上,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民情等实际情况,具体分析特留份制度在我国立法上的取舍,不能盲目遵从国际的流行趋势。     

特留份制度--社会本位的选择

不受限制的遗嘱自由会导致自由的滥用 ,使每个人都成为该滥用行为的潜在的受害者。所以从社会本位角度考虑 ,我国应当采用特留份制度代替现在的必留份制度来限制遗嘱人的遗嘱自由。     

德国共同遗嘱的变更、撤销研究

德国《民法典》对共同遗嘱的变更、撤销进行授权与限权,法典规定,一般情况下,非经双方生前合意或遗嘱本身授权,共立遗嘱人不得随意撤销。出现特定法定事由如婚姻解除、相互关联的处分、绝对放弃遗产、忽略特留份权利人、剥夺特留份等时,共立遗嘱人有权撤销。此外,德国《民法典》还对变更、撤销方式、时间、效力等进行了限定。德国《民法典》在共同遗嘱变更、撤销领域完备的法律制度值得研究借鉴。     

论我国内地继承法特留份制度之构建——以澳门地区立法为鉴

特留份制度源于罗马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对维护家族伦理关系和社会利益有积极作用,亦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地区继承立法的大势所趋。澳门特留份制度立法比较完善、颇具特色,对我国内地立法构建特留份制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继承法修订中特留份与必留份的选择

特留份是遗嘱继承的重要内容,是一项对遗嘱自由予以必要且合理限制的制度。我国继承法体系中尚未明确规定该项制度。是否需要确立特留份制度成为继承法修订中备受关注的话：题。特留份制度的价值和功能主要体现在彰显正义和保证社会公益上,这些价值与功能可以被必留份的价值与功能所涵盖。我国目前不具备施行特留份制度的基础。我国继承法中的必留份制度是一项与特留份制度相关且有相似之处的制度。该制度已经实施多年,是一项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保留必留份制度并予以完善,是我国修订继承法的妥适选择。     

遗嘱自由的展开与限制——从罗马法到现代法

早期自然法思想是整个罗马法包括遗嘱继承法的哲学基础。对遗嘱人自由意愿的保护及特留份制度的创设是自然法基本理念在遗嘱继承领域的法律体现。随着罗马法的复兴 ,这种优秀的法律制度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文章通过对罗马法遗嘱继承史及大陆法系国家遗嘱继承制度的比较研究 ,提出在我国尽快构建“特留份”制度的必要性     

限制遗嘱自由问题之探讨

特留份制度是现代大部分国家所采用的限制遗嘱自由的主要措施,我国《继承法》虽然有必要的遗产继承份额制度,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因此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我国遗嘱自由制度作相应的完善非常必要。     

浅析证人拒证权问题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诉讼制度的要求，但是在特定条件下也赋予了证人可以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一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对证人作证义务的一种法定免除。两大法系国家普遍规定了证人在特定情形下享有拒证权，但我国目前没有一部法律承认证人有拒证的权利。如何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证人拒证权制度，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透析无罪推定在我国的运用

无罪推定作为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 ,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其原因就是其本身的科学性。无罪推定体现了一个国家法制民主文明化的程度。我国虽在 1996年刑诉讼中规定了无罪推定的一些精神 ,但并不到位 ,是相对的无罪推定。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世界法制接轨的角度出发 ,我国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应大胆推行西方的无罪推定原则 ,以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更趋完善。     

建立刑事诉讼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研究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或证据立法中均有明确规定。在我国建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具有社会基础、法理基础、现实基础,也是改变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现状的现实要求。     

关于完善我国遗嘱执行人制度的思考

遗嘱执行人制度具有保障遗嘱执行,体现遗嘱人意志和公平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其他利害关系人以及便于遗产分配的作用。由于现实国情和法理的需要,我国亟需在遗嘱执行人的产生方式、任职资格、就职和拒绝、权利和义务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加以完善。     

通向正义之路：从比较法的角度谈新《律师法》之下的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

《律师法》经过修改已经颁布。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无疑是此次修改的亮点，可以预见也是实践操作中的难题。律师会见权在侦查阶段对于犯罪嫌疑人有着独特的价值，更是整个刑事诉讼辩护制度的基点。律师会见权于国际条约和一些法治发达国家都有规定。对我们国家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的设置，应当全面、辩证地看待，既要充分认识律师会见权的积极面，也要看到其相对性、消极面；既要符合法治现代化潮流，也要充分考虑国情民情、刑事政策，吸取国外立法的精华，摆准当前价值追求的准星，把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置于天平的两端，冷静而务实地衡量出最为精准的目标。     

论法律解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法律需要经过理解才能得到正确的遵守和执行,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对法律解释作了规定,但实践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本文从法律解释的概念入手,阐述了法律解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并从法律解释主体、内容和程序三方面分析了我国法律解释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程度,最后提出完善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建议。     

赃物善意取得制度及其保护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中的重要法律制度,许多国家民法规定赃物是可以通过善意取得而合法占有的,我国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但不够完善。文章对善意取得制度的含义、赃物善意取得的法律依据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加强对赃物善意取得制度保护的观点,并就具体保护措施提出了一些看法。     

权力腐败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执法监督

《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专章规定了执法监督,这对遏制当前公安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权力腐败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立法体现了以法治权,遏制权力腐败的法律理念。《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几种形式的执法监督仍有需要完善之处,需要加强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使人民监督由抽象变得具体。     

论唐代司法效率及其现代价值

唐代法制是中华法制文明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 ,唐律中关于司法效率的规定已相当完备。唐律明确规定了官吏判案的期限和超期判案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同时为了保障有关判案期限的法律规定得到落实又建立了勾检制度。这一系列规定严密、有效 ,对于我国目前进行司法改革、提高司法效率仍有可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