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户盗窃的刑法辨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入户盗窃的规定导致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引起该罪诸多方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并引起盗窃罪在行为类型、犯罪既遂形态等方面的纷争。入户盗窃行为是行为人以盗窃等非法目的,未经同意而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并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处所进行盗窃的行为;入户盗窃归罪并不改变盗窃罪作为结果犯的犯罪既遂形态。     

试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

本文以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中的盗窃行为和使用行为以及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为研究对象加以分析。拟涉及以下诸内容:以我国刑法文本为基础,讨论刑法学界对《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的理解;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关于信用卡的立法解释为依据,斟酌其中"信用卡"的定义;使用遗留在自动柜员机内的信用卡的行为;明知是他人盗窃的信用卡并使用;盗窃信用卡并使用是否存在转化型犯罪。     

试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简

本文以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中的盗窃行为和使用行为以及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为研究对象加以分析.拟涉及以下诸内容：以我国刑法文本为基础,讨论刑法学界对《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的理解;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关于信用卡的立法解释为依据,斟酌其中“信用卡”的定义;使用遗留在自动柜员机内的信用卡的行为;明知是他人盗窃的信用卡并使用;盗窃信用卡并使用是否存在转化型犯罪.     

盗窃罪刑条修改完善之我见

盗窃,是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盗窃犯罪在各国的刑事犯罪中,都占有很高的比重。在我国也不例外,发案率历来居于首位。我国刑法规定了第151、152两个法条。前者为一般盗窃,后者为加重盗窃。多年以来,我国执法部门以这两个条文为武器,与大量盗窃犯罪作了有效的斗争,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盗窃情况也日趋复杂多变。执法者深感仅以这两个法条,已难于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兹值刑法修改,完善提上议事日     

网络诈骗犯罪刑事司法样态实证研究——以389份生效刑事判决书为分析对象

本文以389份生效刑事判决书为切入,对我国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文章在确定网络诈骗犯罪行为边界的基础上,以判决书中具有刑法意义的要素的分析为路径,析出了目前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刑事司法样态,并对其主要成因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网络诈骗行为侵害的是以财产法益为主的复杂法益,在对其进行刑事司法裁量过程中,需对不同类型的法益进行识别与度量;在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规制中,应以个案公正为价值指引,加强对网络诈骗行为中财产法益、秩序法益等的衡量,以精细化司法提升刑事司法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能力。     

检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性质——兼论信用卡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分

盗窃罪与信用卡诈骗罪原系两种泾渭分明的犯罪,由于信用卡的特殊性,即必须通过机器才能识别、使用,理论界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定性问题广存争议。实际上,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应定性为属于刑法196条第2款第3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应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非暴力公然获取他人财物行为的认定

非暴力公然获取他人财物行为,是指行为人未使用暴力,在被害人知晓的情况下非法公然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修正解释引入德日刑法有关盗窃的理论,将盗窃行为扩大至公然平和的行为方式。然而,从我国已有的法律传统出发,结合我国现有的财产犯罪立法例,及目前普通民众的朴素认识和司法实务的现状,将盗窃行为扩大至公然、非秘密的行为方式还不成熟。未对财物所有人和保管人采用人身强制,但是以为财物所有人和保管人知晓的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抢夺。     

试论盗窃数额及其立法不足

盗窃数额是对盗窃行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条件和依据.现行刑法对盗窃数额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与刑法的基本原则不相兼容甚至相悖,有必要通过立法制订一套统一适用的针对盗窃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及其法律规制

与传统恐怖主义犯罪相比，在互联网环境下孕育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在组织形态和行为类型方面具有重大变化。在组织形态方面，恐怖组织的金字塔等级式结构向网络节点式结构转变，“独狼式”等个体型恐怖主义犯罪崛起；在行为类型方面，工具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和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是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两种主要类型。伴随着恐怖主义犯罪新特征的出现，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纷纷通过颁布新的法案或修订刑法的方式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进行防控，在惩治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方面积累了许多颇有成效的立法经验。《刑法修正案（九）》和《反恐怖主义法》的通过，为我国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提供了更为全面、坚实的法律保障，填补了以往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规制的诸多空白。但是，我国刑法对于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制仍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对盗窃文物犯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现行刑法将盗窃文物犯罪的行为涵盖在盗窃罪中,使得盗窃文物犯罪行为在定罪标准和量刑幅度的认定上存在诸多问题.根据文物犯罪体系化的要求,以及打击文物犯罪的需要,应当将盗窃文物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罪名,并将其纳入妨害文物管理罪中.盗窃文物罪的犯罪对象应当是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的雕塑、壁画、建筑构件及附属文物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网络犯罪刍议

本文介绍了网络危害行为的主要表现 ,根据现有网络犯罪法律规定分析了网络犯罪行为所具有的侵害客体复杂、犯罪主体多元、犯罪手段多样、危害严重的客观表现以及主要出于故意心理等构成特点 ,并指出网络犯罪是行为人违反刑法规定 ,运用网络技术知识、网络工具或网络环境 ,对网络安全运行进行攻击与破坏或进行其他犯罪的总称。     

网络诽谤犯罪行为的规制与预防

网络诽谤犯罪持续高发。通过对其原因进行探讨,提出合理有效的防范对策,对网络诽谤行为犯罪化处理,坚持不懈开展网络清朗行动,引导公民积极自我治理,明确行为底线和界限,达到预防和减少网络诽谤犯罪的目的,彰显刑法服务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功能,达到刑法最优的社会治理效果。     

严惩盗窃也应有度——对《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之反思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对<刑法>原第264条的规定做了修改,新增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行为方式,以严厉、全面地打击和惩治盗窃.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盗窃行为既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又对他人的生活和人身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对社会治安状况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立法者才意图通过立法严惩盗窃,以维护社会稳定...     

新型盗窃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264条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新型盗窃行为归入盗窃罪中,并没有规定盗窃数额的限定,从而扩大了盗窃罪的适用范围,加大了盗窃罪的打击力度。自从三种新型盗窃罪的规定出台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较多问题,诸如对新型盗窃罪中"户"、"凶器""扒窃"内涵的界定,新型盗窃罪的入罪标准及犯罪形态等。为了正确适用《刑法》,准确地打击盗窃犯罪分子,实现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统一,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新型犯罪的理解适用及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期待新的司法解释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     

盗窃毒品犯罪的法律适用研究——基于2013年至2020年全国盗窃毒品犯罪裁判文书的考察

为进一步明确盗窃毒品犯罪定罪量刑的法律适用问题,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分析我国自2013年以来关于盗窃毒品犯罪的相关判决,对盗窃毒品犯罪的犯罪构成、行为状态、法条竞合、罪数形态、量刑情节等问题进行分析,揭示盗窃毒品犯罪行为的刑法学性质,可以构建出法益保护、罪数确定的法律适用规范路径。对盗窃毒品行为的定罪量刑应着眼于维护刑法所保护的整体法益,从维护法的秩序价值出发,坚持整体观念,系统适用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定罪标准的认定要注重对毒品这种违禁品的占有价值和社会秩序法益的保护;量刑既要注重盗窃毒品犯罪的客体、对象、情节,也要注重考量盗窃毒品后上下游承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论使用盗窃

使用盗窃行为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部分使用盗窃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必须予以犯罪化。关于使用盗窃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理论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我国刑法对于盗窃行为有明确的规定,但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使用盗窃行为却没有规定如何处理。在我国尚未规定使用盗窃罪的情形下,将使用盗窃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不存在障碍,符合立法者的意图;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来说,也应当将使用盗窃行为认定为盗窃罪。     

网络背景下．认定盗窃虚拟财产行为若干疑难问题

虚拟财产是以数字化、非物化的形式存储在虚拟网络空间中,被网友或者游戏玩家利用网络服务器拥有、支配的有价值的一种财产形式。虚拟财产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属性,属于盗窃罪的犯罪对象。网络背景下,对盗窃虚拟财产犯罪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危害后果等要件的司法认定应结合其自身特点进行,以准确地打击该种犯罪。     

网络盗窃犯罪的现状分析与预防策略

当今世界被互联网分割成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网络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拉近人们生活距离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网络犯罪问题,并随着网络的愈发普及而愈演愈烈,成为刑法规制的重要问题。其中网络盗窃犯罪因其侵害犯罪范围之广、受害人群之多、跨国性较为明显等特点成为各国法律规制的重点。有鉴于此,在明晰网络盗窃犯罪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对网络盗窃犯罪特点的总结和分析,进而提出在国际司法协作、国内刑法关怀和社会联动机制等方面的预防策略,旨在实现"公民财产权保护的法治化"这一刑事政策的目标,实现法律正义和法律的人文关怀。     

建议我国刑法增补买赃罪

窝赃、销赃行为,是旨在帮助犯罪分子窝藏赃物,代为销售赃物,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创造条件。而买赃行为则是帮助犯罪分子脱手赃物,助长犯罪的发生。在侵犯财产罪,甚至在普通刑事犯罪中,盗窃案件总是居首位的。盗窃案件发案率之所以那样高,盗窃所得的赃物如此容易脱手销赃,这与买赃行为有很大关系。目前,我国刑法中对窝赃、销赃犯应当依法惩处已作明确规定,但对买赃行为却未作规定。为了适应同买赃行为作斗争,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中增补买赃罪。一笔者认为,买赃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可以这样表述: 买赃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收买的行为。     

对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理性检讨

世界各国刑法中多将强制猥亵他人的行为加以犯罪化且规定为侵犯公民性权利的严重犯罪之一。我国的刑法仅仅只将强制猥亵妇女和儿童的行为犯罪化。但是,现实中已经出现的“同性相奸”行为无刑法条文可适用的现实已经凸现出了我国刑事立法的局限。因此,对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进行理性的检讨并对其进行完善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刑法“保护人民、惩罚犯罪”目的之现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