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腐败分子与不合格党员的区别

党内腐败分子与不合格党员都是党的健康肌体所不能容纳的成分。但“腐败分子”与“不合格党员”并不是一回事。我们认为党内腐败分子是指那些故意以自己的行为触犯党的纪律,严重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已蜕化变质,必须清除出党的违纪党员。腐败分子具备以下特征:行为的心理状态是故意的,即违纪者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触犯党的纪律的:该种行为是以“作为”的方式触犯党的纪律,即其行为是党章、党规所禁止的;违纪行为直接指_向党和人民的事业。该种违纪行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危害已严重到必须清除出党。概括讲就是行为的故意性,后果的严重性和惩处的严厉性。因此,党员违纪行为的严重程度使腐败分子同一般违纪党员区别开来,腐败分子与不合格党员在总体上都是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     

美国有效辩护理论辨析

在美国,以有效辩护理论为基础而构建起的制度体系是律师有效辩护的重要制度保障。有效辩护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可分两个阶段。有效辩护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主线有三:对抗制的诉讼模式是有效辨护理论产生的逻辑起点;辨护权的扩大是有效辨护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是有效辨护理论的价值归宿。     

督察部门对留置措施实施现场督察的难点思考

《公安机关办理留置措施备案规定》是公安部为维护被留置人员合法权益 ,彻底杜绝办案民警违法、违纪行为 ,将民警执法活动纳入监督视线而采取的有效举措。笔者就当前铁路公安机关督察部门在对留置措施实施现场督察中存在的难点及解决方法进行浅析 ,以供参考。     

不良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

对不良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是实现社会公正与维护行政行为公信力的需要,是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运行的需要,是行政行为正当性的基础,是保障公民正当权益的需要。其可行性在于:现行法律制度已经明确了对部分不良行政行为实行司法监督的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已有对不良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先例,对不良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的外部条件已成熟。对不良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的具体措施是:对不良行政行为进行司法问责,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对不良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完善对不良行政行为司法监督的具体规定。     

扩大基层民主选举的探索及启示——以公推直选大学生村支书为例

江苏省如东县公推直选大学生村党支部书记以合理的阶段安排和周密的机制设计为依托,倡导以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来孕育公共理性和公共行为,调动了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参与,通过党内基层民主推选出合格人才,是发展党内基层民主的成功实践。这启示我们:发展党内基层民主选举,信息充分是基础,主体能力是根本,选举程序是关键,公开竞争是动力,浓厚氛围是保障。     

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区别分工和衔接配合

在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国家监督体制被重新整合,形成了人大监督国家机关和监委监督公职人员的二元监督体制。在新体制下,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既有区别分工,又要衔接配合。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区别分工主要表现在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标准、监督形式以及监督的法律后果等方面。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衔接配合主要表现在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交织点上,即人大监督中发现的公职人员违法犯罪的问题线索要移送监委调查处置;监委对由人大产生的单位提出监察建议要征得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同意;监委对由人大产生的国家公职人员的问责或其它处置要先提请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审批,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先行相关处置。同时,必须以新体制为契机,以《修正案》和《监察法》为依据,总结《监督法》实施十三年来的经验与教训,修订完善《监督法》。     

组织监督与网络监督合力机制的理论构架

积极构建组织监督和网络监督合力长效机制,既是现实中监督工作的困境诉求,也是组织监督与网络监督具有互补性之必然。基于现实,为进一步达到两者优势的互相叠加和劣势互相规避的效果,尤其需要从对接机制、运行机制、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四个维度,构建一个完备的组织监督与网络监督的合力长效机制。同时,要妥善处理好组织监督与党委政府、其他监督主体及网络监督之间的关系,加强在理论上、监管方式上和技术上的创新,以促进和保障组织监督和网络监督合力长效机制的良性运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的变迁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础性制度保障。建党百年来,党内监督制度变迁经历了初步确立、曲折发展、稳步健全和成熟定型四个阶段。历史制度主义聚焦制度的变迁逻辑议题,借助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探索百年来党内监督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动力机制以及路径依赖,全面呈现党内监督制度的变迁逻辑。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内监督法规的执行保障机制、完善党内监督的方式和理念、健全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体系应当成为今后党内监督制度效能优化的路径选择。     

政治文明语境中的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

对社会公共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没有不存在监督的制约,也没有不存在制约的监督,监督本身就是一种制约,制约离不开监督;监督强调的是职责与过程,制约强调的是功能与结果;有效的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机制,包括动力机制、督促机制、发现机制、追责机制、惩处机制、劝戒机制、纠正机制。     

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行为的效力——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特殊职责,即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的职责。但是,检察机关在实施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可操作的法律规范予以保障,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行为缺乏有效性和规范性。因此,必须完善立法和程序,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行为的效力,从而充分实现国家设置法律监督权所应当达到的目的。     

道德不存,何以为官

笔者最近查阅了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领导干部违法乱纪案件,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经济犯罪的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违纪行为,即道德败坏,生活腐化。最近的事实是,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因伙同情妇收受他人财物达数百万元之巨,且生活腐化,被     

基于制度可实施性的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实施机理分析

关于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的研究,不仅需要探讨如何建立合作关系和选择何种合作方式等问题,而且必须关注如何确保合作治理的有效实施问题。从制度可实施性视角看,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的有效实施过程,应当是以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区域合作框架为起点、以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引导为动力、以相配套的实施机制为保障的逻辑递进过程。     

论地方人大个案监督机制的完善

个案监督是地方各级人大对同级司法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方式之一,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给它的职权,属于人大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监督手段。它体现了建构有效监督体制,制止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具有深刻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各地人大正处于摸索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完善个案监督体系,使其成为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的监督机制。     

发展党内民主与加强党内监督

现阶段党内监督不力的一个基本原因在于党内民主不足、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党内民主是党内监督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大力发展党内民主,才能保障党内监督的有效实现。加强党内民主意识教育,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委员会制度,严格党员组织生活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     

公共风险的应对困境及其破解

应对公共风险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职能。但当代政府在公共风险识别和处置中面临着困境:一方面,公共风险具有"测不准"特征;另一方面,政府试图分散风险的措施有时会导致原本分散的风险集中化。后工业社会形态下社会基础结构剧烈变迁,风险配置逻辑呈现无差别化攻击的特征,人类个体生活方式解放导致其行为负外部性的大规模扩散,是当代公共风险应对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要走出公共风险应对困境,需要发挥政府集中秩序在公共风险应对中的核心作用,培育社会自发秩序以构建风险庇护之网,完善市场秩序以增强公共风险应对助力,尊重专业秩序以实现公共风险的科学处置,使这些治理结构之间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以形成一个更加科学、全面、有效的公共风险处置机制。     

制度文本分析框架及制度绩效的文本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7个大气污染治理法规政策的内容分析

制度文本分析是制度分析理论仍需深入探讨的重要内容。文章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47个大气污染治理法规政策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制度文本的不同层次及制度绩效的文本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三层次分析框架(自上而下为理念规划层、基本制度层和操作实施层)是分析我国制度文本的有效框架,且三层次内容都显著影响制度绩效;高制度绩效受九个文本因素的影响,即制度理念强调可持续性发展、制度目标主张分阶段实现、制度范围注重重点地域或行业的先行试点、治理主体多元化和专业化、治理工具标准化和多样化、治理客体类型明确化和量化、行为策略以经济技术手段和重视宣传教育为主、监督方式以加强运用监测设施为主、保障措施以加大惩罚力度为主。     

社会控制理论视野下的反邪教工作机制探究

邪教活动不仅损害个人身心健康,还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有效开展对邪教的防范、打击处置是治理邪教问题的关键,而完善的反邪教工作机制构建是保障有效防范、打击处置邪教的前提要件。本文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野,探究反邪教工作机制的完善,对提升反邪教工作水平,增强各反邪主体的反邪教能力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新时期加强民生领域监督体系建设的路径

民生问题涉及范围广,却也成为腐败犯罪的“重灾区”。本文分析了民生领域要加强监督体系建设的原因,并从事前、事中、事后三方面提出了加强和完善民生领域监督体系建设的举措建议,即消除腐败动机,充分发挥廉政教育的作用,把监督的关口前移,做好事前的监督预防;杜绝腐败机会,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各种监督的作用,杜绝腐败机会的产生;严惩腐败行为,加强事后的监督,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处置力度,对腐败行为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行政司法上诉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基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诉讼法典》的视角

行政司法上诉机制建立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前,它是保障澳门居民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手段,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贯彻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然而,行政司法上诉机制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必要诉愿的刚性削弱了司法监督力,行政司法上诉机制的性质过于狭窄,规制行为监督力不足,独立规章不符合法律先立原则,政治监督过强,以行政法规废止法令、违反合法性原则,行政诉讼原则着重形式多于实际等。回归后,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发展迅速,行政行为因而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完善行政司法上诉机制就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个重要课题。     

加强统计法制建设 抵制现代“浮夸风”

列宁曾经指出:“统计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安排好并使它能够正常地进行工作所必须的主要条件。”为了更好地发挥统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信息、咨询和监督职能,使统计工作真正成为认识社会、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成为制定政策和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依据,成为对国民经济进行科学管理和检查监督的重要工具,必须用法律手段规定统计活动的行为规范,保障统计资料准确、及时、全面、系统地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防止和抵制在统计数据、信息上弄虚作假,制裁蓄意提供伪造统计资料及破坏统计工作的违法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