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的权力分析

贿赂犯罪作为一种以权谋利的犯罪类型,与国家权力系统的构建、分配、行使和制约密切相关。其关联体现在:权力社会化为贿赂犯罪的生存提供了社会基础;权力异化是贿赂犯罪生成的根本原因;权力滥用是贿赂犯罪目的的实现手段。要从根本上预防和控制贿赂犯罪,必须加强权力制约,防止权力异化和滥用,这就需要构建系统的以权制权、以法治权、以舆监权的机制。     

第三方平台参与犯罪治理的法治隐忧与消解——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例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吸纳第三方平台参与犯罪治理,形成与以往犯罪治理模式不同的权力路径。第三方平台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中形成了治理权力和犯罪控制义务并存的一体两面的主体责任,其由案外人身份向治理者身份、由辅助功能向治理功能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其在犯罪治理中所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力。但第三方平台权力的行使可能引发在权力专属原则、权力制约机制、权力程序规范、权利保障要求等方面的法治隐忧。为消除隐忧、促使新法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合理界定第三方平台的角色,科学划定第三方平台权责,及时完善权利救济规范。     

党内权力制衡：预防高校职务犯罪的新机制

高校职务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当前,高校职务犯罪呈现出犯罪人员职级越来越高、犯罪类型串案窝案增多、犯罪金额越来越大、犯罪潜伏期越来越长等特点,考察当前高校职务犯罪的原因主要有高校权力缺乏分解制衡和权力运行缺乏监督两方面,对高校的权力进行分解和制衡、为高校各权力主体合理配置权力、建立多方参与的外部监督机制,确立高校党委、行政、监管三个权力主体为平等制约关系,提升监督权形成对前三者的＂伞＂状监督模式,是预防高校职务犯罪的权力运行新机制。     

论权力犯罪

权力犯罪是具有很大社会危害性的一种犯罪。这种犯罪的发生既与权力本身具有的强制性、辐射性、工具性、限定性等特点有内在的联系,又与权力运作过程中主体的牟利性、客体的顺受性及行使的隐蔽性密切相关。遏制权力犯罪必须从法律、教育、监督等各个方面采取有效的对策,否则,是不可能的。     

我国刑法中酷刑犯罪的规制现状与保护缺失——基于文本对比的考察

酷刑犯罪是一种利用公权力的犯罪。与国际法对这种犯罪的规制现状来看,我国刑法在犯罪主体、犯罪目的、犯罪内容等方面存在很多疏漏,有必要对相关犯罪的主体和对象范围进行扩张,使酷刑犯罪的主体能够涵盖所有正式和非正式地行使国家权力、有可能实施酷刑犯罪的人员。在被害人方面,使所有处于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控制和影响之下的人员都受到刑法的有效保护。另外,应加强对伤害精神健康的酷刑犯罪的刑法规制。此外,还应在酷刑犯罪方面增设一些堵截构成要件和推定犯罪构成,严密酷刑犯罪的刑事法网。     

人性的权欲与犯罪

权欲是人的重要本性。有权欲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把权欲绝对化，演变为权力本位，就是人性的异化，就会成为权欲型犯罪的重要诱因。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权力本位盛行，我国权欲型犯罪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实践中，掌权者只要用权力本位指导自己的权力行为，就必然走上权欲型犯罪的道路，因为它将导致权力私有化，权力集权化，权力面子化和权力人治化。     

当前刑事犯罪的特点及主要成因

一、当前我国刑事犯罪的五个特点 1.权力犯罪。这种犯罪主要发生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层。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类权力徇私枉法、权钱交易。陈希同、成克杰等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 2.高科技犯罪。犯罪分子利用先进的交通工具、通讯手段,运用电脑网络等,窃取国家经济情报、军事情报和高科技技术情报,进行诈骗及散发反动、黄色信息等,目前高科技犯罪已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     

论刑事政策的价值

刑事政策对于遏制犯罪和控制犯罪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刑事政策的直接价值就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在当代法治社会,包括刑事政策权力在内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自由、正义和人权,因此,刑事政策的终极价值便包括自由、正义和人权。本文阐述了刑事政策的直接价值和终极价值,并探讨了刑事政策价值的作用,以利于更好地运用刑事政策。     

异化接触理论对高校职务犯罪成因的深层解读及其启示

运用犯罪社会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异化接触理论对高校职务犯罪的成因予以解读后发现,转型时期权力制约机制的缺失或者不健全只是犯罪的辅助条件,高校工作人员在异化接触中对犯罪观念、犯罪技巧和文饰能力的习得才是权力异化的深层原因.以权力制约为重点的高校职务犯罪防控机制尚未切中问题的要害.预防高校职务犯罪应研究和制定高校工作人员尤其是主管基建、采购、招生等工作的高校领导干部的工作规范,研究如何规范决策方式、规范办公地点、规范"八小时工作之外"的活动以及净化社交圈清除不当接触机会等具体事宜以防止交往异化,切实地构建起职务犯罪的"防火墙",将对社会准则和法律的反面性解释、助长犯罪的解释拒斥在高校之外从而防止高校工作人员习得犯罪心态与犯罪行为.     

涉黑犯罪保护伞问题探讨

涉黑犯罪保护伞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其危害性是使黑恶势力形成气候;涉黑犯罪保护伞的特点是拥有一定权力、保护形式多样、成员复杂;摧毁保护伞必须与反腐联系起来,发动群众,完善干部任用制度,强化公安队伍建设。     

新司法解释下寻衅滋事罪“口袋”的扩张与坚守

在当前刑法体制中,兜底性罪名是刑法废止类推原则到确立罪刑法定原则过程中的产物。作为一个具有口袋性质的罪名,寻衅滋事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刑事立法上,具有罪名与犯罪构成的法定性;刑事司法上,具有构成要件要素解释的必要性。信息网络空间既有"工具属性",也有"公共属性",新司法解释对"公共场所及其秩序"的解释是有权解释,使该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更加清晰,其口袋并未突破。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认定

对于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其逻辑上的前提是确定这种国际犯罪的内涵。尽管对于这一犯罪的认识千差万别,但是仍然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认定:其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恐怖主义的一般特征,它是带有政治性的犯罪;其二,该种犯罪是具有国际性的犯罪;其三,它是明确得到规定的国际犯罪,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仍然适用。     

国际侦查合作中的特定犯罪不合作原则

国际侦查合作是基于诉讼进程的角度将国际刑事司法合作进行纵向划分所形成的理论范畴,对于其基本原则的研究是建构该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各国参与国际侦查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特定犯罪不合作原则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在对相关的国际公约、双边条约或协定以及国内法进行比较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刑事诉讼法学以及刑法学的基本原理,论证和阐释了特定犯罪不合作原则的由来、特定犯罪范围的确定及其价值功能,并且结合司法实践归纳出特定犯罪不合作原则的发展方向.     

价值观念的缺损与修补--剖析环境犯罪的伦理视角

环境犯罪这一特殊性犯罪现象其成因复杂.人的价值观念、环境意识、环境道德责任及其环境法制观念的缺损是导致环境犯罪的重要原因,而价值观念的调整则是预防环境犯罪的重要机制.     

论行为的罪化过程——犯罪确定的法理分析

犯罪的原质是行为,近现代刑法只把行为当作自己的考察对象.刑法意义上的行为具有主体的限定性,主体的意志性,刑法上的因果性,刑法上的评价性四个基本特征.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作为其质的社会危害性是不断发展着的社会正义评价的结果,而随之确定的刑罚则是社会危害性的量化体现,并反之成为判断而后的同类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客观标准.刑法典作为犯罪的外在判断标准,并不需要揭示其实质,仅需规定凡违反本法规定之行为,均受追究.     

黑社会性质组织辨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有组织犯罪的一种形态,既不同于一般犯罪集团,也不同于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应当在准确界定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和科学分析当前犯罪态势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其构成要件,划清与其他有组织犯罪形式之间的界限。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客观要件上应注意其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主体要件上应注意其组织严密性和成员众多性,其构成人数至少应当3倍于一般犯罪集团成员底数;主观要件上应当引入犯罪人格的分析。在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总体战略中,对其重点打击的“圈”不宜划得过大,“稳、准、狠”的方针中,关键在“准”。     

谈时间和地理环境同农民犯罪的关系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犯罪问题也日趋严重。农民犯罪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治安 稳定的重大问题之一。鄢陵县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其农民犯罪问题较为突出。通过对 大量案例的分析比较，找出农民犯罪在不同时间和环境内的规律；有助于有效预防和遏制 农民犯罪。     

准中止犯初论

“准中止犯”是犯罪未完成形态中的一个特殊概念,是在行为人不完全具备犯罪中止成立要件时准用其规定而拟制的一项法律制度。作为犯罪中止制度的扩张,准中止犯有自己的特殊类型、特征和成立条件,其理论构造与制度设计越来越受到刑法理论界的关注,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将其纳入了刑事立法。     

论贪污罪中的职务便利

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自己独特的含义和成立条件。为了有效实施贪污行为，贪污罪中的职务之便必须能够直接作用于财物，即职务上的职权和职责对贪污行为的实施及完成起到了主要作用；因此，贪污罪中的职务之便具有直接性、形式合法性、现时性、公务性的特征。     

网络贩毒的犯罪场视角分析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越来越多的传统犯罪被转移到网络空间进行,网络与犯罪场的交叉形成了网络犯罪场。网络贩毒作为一种新类型的毒品犯罪形式,其主要形成机理就是在网络犯罪场发生的。因此,从网络毒品犯罪场的构成要素、基本模式和运行机理入手,系统地分析网络贩毒的形成过程和具体的作用机理,进而总结出网络贩毒的具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