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的现实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随着行政法治理念的发展,是否真的不适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这是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域外及我国台湾地区早已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调解制度,并在行政纠纷的解决中产生了重要作用。现行法治也要求行政机关实行服务行政和参与式行政,这就为双方进行协商制造了空间。本文将借鉴其他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法治的实际情况,阐述并分析我国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论构建中国行政诉讼的有限调解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立法不主张适用调解制度,但是司法实践中却广泛存在法院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现象,这种隐约而又顽强地生长的调解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如何给予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以牢固的理论支撑、有力回击反驳意见并构建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是促使调解制度得以合法合理运用的关键。     

行政诉讼适用调解之可行性理论分析

行政法理论通说认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对此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原因主要在于行政职权的不可处分性。制度上的缺失不等于现实中的虚无,事实上,行政职权是可以有限处分的,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有其优势所在。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以及行政法学理论的角度看,行政诉讼可适用调解对行政案件的顺利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     

试论在行政诉讼中构建调解制度之可能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一规定从立法上否定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存在。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因为调解原则在诉讼活动中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当事人能够自由处分其权利，而行政诉讼的被告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这个职权是人民通过法定程序赋予的，往往是特定的，行政主体(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     

论治安调解的法律适用

社区民警在从事治安调解工作时,应当依据国家法律和公安部的相关规定,正确理解治安调解的适用条件、原则及调解中应遵循的事项。     

论赃物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一项重要的制度,关于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学界对赃物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否适用善意取得有很大的争议,中国<物权法>对此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根据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中国应该规定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的制度.从中国对此制度的立法例进行研究,分析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此证明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论我国治安调解的适用

治安调解是行政调解的一种,是公安机关对特定治安案件作出调解处理的法律活动,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拟在阐释治安调解概念的基础上,对治安调解的适用条件、适用原则和适用程序进行论述。同时,拟针对在适用治安调解的实践中存在的办案民警忽视调查取证工作、治安调解的法律效力不足,以及基层公安机关违法行使调解权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的建议。     

论行政诉讼引入调解不可行

行政诉讼中和解制度的大量应用,行政诉讼撤诉率的持续走高,引起了行政法学界和人们的普遍关注,引发了人们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制度的思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提出要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但是,目前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条件并不成熟: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上不符合行政诉讼的目的;违背了公权力不可处分的理论;在实践中也不利于法院的独立和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因此,在我国目前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我国警察行政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我国,行政调解作为一种法律制度被广泛运用.而警察行政调解是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警察行政执法活动的重要形式.警察行政调解在公安机关诸多强制、命令的行政行为方式中,以其非强制性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公安机关服务社会的职能.但警察行政调解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缺乏明确的调解范围和规范的调解程序,而且调解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在对警察行政调解的执行上监督机制规定得很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对警察行政调解的范围、程序、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进一步分析探讨,以引起理论界与实践中的重视,并予以广泛研究与有效应用.     

理论自信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国内近几年来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正式确立为国家一级学科,学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派精彩纷呈,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有两种传统的理解,一种理解是指一个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各门学科的体系化;另一种理解是指一种整体性精神,即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具有革命的、批判的和人道的精神,这一整体性的精神规定和制约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部分和观点.     

论案外第三人撤销诉讼案件范围的扩大

《民诉法解释》将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裁定导致案外第三人民事权益损害之情形排除在案外第三人撤销诉讼案件范围之外,是不当地固守程序法理二元分离适用论之结果。基于程序法理交错适用理论,案外第三人之民事权益遭受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裁定损害的,不仅有提起撤销诉讼之必要性,而且也有可行性。     

尚不必有经济二次探底之忧

<正>近期,一些经济观察人士开始了对世界经济二次探底新一轮的担忧。这种担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公布的6月份和上半年一系列经济数据表现不佳;二是在多伦多召开的G20峰会,不仅未对刺激政策是否该退出的问题得出一致意见,反而对各国应对危机的两种看似矛盾的财政政策模式,即主张持续为财政政策提供支持的美国模式和主张提前采取财政紧缩措施的欧洲模式都给予了确认。     

香港与内地不起诉裁量制度之比较——兼谈对香港不起诉裁量制度之借鉴

香港和内地的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不起诉制度。但由于香港和内地在公诉立场以及诉讼价值取向和诉讼传统方面的差异,两地的不起诉裁量制度在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制约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其中,香港在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范围、条件以及制约方面,尤其值得内地借鉴。     

论公司司法解散被告主体之确定

公司司法解散诉讼是新公司法实施以来出现的新类型公司类案件.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如何确定适格的被告,学界和实务界素有争论,未成共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司法解释确立以公司作为被告的司法立场,为该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法律适用依据.对该司法解释所持的观点,笔者认为从学理的角度仍有商榷的空间和必要.笔者主张,以原告以外的其他股东为被告,其符合该类纠纷的本质特征,具较强逻辑性.从四个方面进行阐析,以期交流学习,完善此类案件审理程序.     

试论不起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本文在对我国不起诉制度从法律规定和实践中操作的角度进行评价的基础上 ,从法律修改的角度上对完善我国不起诉制度进行了论述 ,提出增加绝对不起诉的范围 ,修改证据不足不起诉的规定 ,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对象 ,最后从对不起诉制约监督的角度对我国公诉转自诉制度进行评价 ,并提出改革建议     

关于改进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诉讼调解制度是我国民诉法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在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也存在法院"久调不决"、"强制调解"等现泉,从而影响了其作用发挥.要克服该制度在实践中所存在的缺陷,应采取取消"事清贲明"原则、实行调审分离、限制调解期限、规范调解协议生效条件等举措.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法理分析

人民法院越来越多地使用了行政诉讼调解,不少学者认为,行政调解应该在行政诉讼法再次修改的时候正式写入法律.为了批驳这种观点,重新分析了行政诉讼不应适用调解的原因,并认为,它只是目前行政法治面临的种种压力下产生的另一种坏制度,或者说,坏的原因导致坏的结果.它不应该成为解决行政诉讼的手段.     

公安机关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困境分析——结合一线治安民警的认知叙述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已成为基层公安机关一线治安民警最常接警、最耗精力、最难获得认同的工作任务,公安机关在此类活动中面临着任务、能力、对象、制度和资源等多方面的困境,如:职责范围不明晰,知识、经验和方法出现累积性滞后,警务实践中的调解对象远比制度规定的宽泛复杂,公安调解的效力缺乏法律保障,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任务艰巨与警力资源配置不足并存,公安机关资源不足与社区调解资源浪费并存,等等。     

张东荪逻辑观述评

张东荪的逻辑观主要体现在"唯物辨证法论战"及其文化哲学中.他不囿于西方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规定,认为逻辑就是言语中的本然结构,是人造的必然规则.是由于文化的需要而产生.他主张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因之将逻辑分为传统逻辑、数理逻辑、形而上学的逻辑与政治思想的逻辑四种类型.他反对逻辑具有先在性、普遍性与唯一性的主张,为中国逻辑是否存在提供了一种答案和论证理路.     

论行政复议中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

我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51条首次在行政复议中规定了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但该原则在各国饱受争议,由于行政复议具有与行政诉讼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是否在行政复议上适用?值得思考.同时,<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也与其他法律之间产生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