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公共管理视阈下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研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为了弥补立法的不足以及提高行政效率.但是随着街头官僚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增加,其所带来的问题和弊端也开始显现.从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视角分析当前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制约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对策,以期待规范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和运用.     

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

政府机关中的街头官僚是指处于基层或一线,直接与公民打交道的政府公务员.他们处于政策执行的末梢环节,掌握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够对公民实施赏罚决断.街头官僚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行动逻辑.街头官僚一般的行动逻辑可以归纳为四个典型的方面:激励不足,职务晋升机会的缺乏导致激励不足;规则依赖,安全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促使他们在照章办事的逻辑中寻求免责;选择执行,即在约束条件下选择理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最有利可图的政策执行;一线弃权,即刻意规避某些麻烦的、危险的、需要更多付出但难以见成效的工作,并日益远离一线或现场.对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必须从管理的、法律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四个方面入手,并运用相应的控制工具.     

街头官僚行为的行政伦理控制探析

在官僚制模式的行政体制内,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是按照层级节制的体制执行的,所以末梢的基层官僚直接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掌握着大量的社会公共福利的资源分配,李普斯把这种基层官僚叫做街头官僚.本文正是以街头官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的他们特有的行为逻辑,由于外部的监督与控制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因此加强伦理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本文重点从行政伦理的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提出了探索性的伦理建设意见.     

街头官僚行为的行政伦理控制探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官僚制模式的行政体制内,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是按照层级节制的体制执行的,所以末梢的基层官僚直接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掌握着大量的社会公共福利的资源分配,李普斯把这种基层官僚叫做街头官僚。本文正是以街头官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的他们特有的行为逻辑,由于外部的监督与控制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因此加强伦理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本文重点从行政伦理的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提出了探索性的伦理建设意见。     

论行政责任与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责任作为行政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与行政自由裁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关于行政责任的来源,学术界形成了官僚制责任观、形式的—合法的责任观、公共利益责任观等不同的观点。这些不同的责任观表明了行政责任来源的复杂性、多样性,但都忽视或否认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责任,尤其是行政伦理责任的重要来源与前提,而行政伦理责任又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根本机制。     

官僚控制:“参与式”政府绩效评估的政治逻辑

"参与式"政府绩效评估缘起及发展的理论逻辑是经济逻辑和公共责任逻辑,政治逻辑是官僚组织中的官僚控制,其中行动者包括政府领导层、官僚机构与公众。公众是领导层为加强横向控制力而引入的新的变量,"参与式"政府绩效评估的本质是公民参与的有限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保障,同时加强公民参与的过程管理。     

基层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一个新的角度

对基层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良好的控制,关系到政策目标的实现和社会和谐,而控权思路必须建立在对自由裁量权充分认识的基层上.因此,从理论的层面对自由裁量权进行分析尤为重要.传统威尔逊--韦伯范式、政策执行理论、政治与行政互动理论、专业化途径等在解释基层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及其相对应的责任时存在相当的限度.本文认为,探讨基层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应该从分析其自由裁量行为入手.基层公务员的自由裁量行为可以从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来理解,根据这两个维度,基层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分为四类.     

街头官僚视角下的基层政府回应机制建设

当前,基层一线公务人员的不当违法行为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导火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回应性.规范基层一线公务人员的行为对于提高基层政府的回应性、解决官民矛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构建相应的管理机制是基层政府回应机制的重要内容.西方街头官僚理论为思考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在街头官僚视角下,旨在实现依法行政的法律监控机制、旨在实现公民主导的民主参与机制、旨在强调行政伦理建设的道德内控机制、旨在实现便捷服务和官民互动的技术保障机制,构成基层政府回应机制的基本体系.     

官僚制组织的两副面孔

官僚制组织具有两副面孔.官僚制组织的经典面孔是由权威—义务、责任—规则等概念共同谱绘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代理理论则用委托—代理、激励—动机等概念为我们描绘出了官僚制组织的另一副面孔,且人们根据这种描述而对官僚制组织进行改造的结果,就是将组织实践变成了所有组织成员合力蚕食组织剩余的活动.自人际关系学派兴起以来,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人的因素”成为了组织管理的核心议题.传统官僚制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导致组织实践总是受困于官僚自利性的问题.代理理论正视了这一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当代组织理论必须对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的“人的因素”的问题做出新的回答.     

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

19世纪末,威尔逊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开启了行政学研究的大门,古德诺等人也为行政学研究做了进一步探索,更明确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而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在威尔逊、古德诺等人为现代公共行政及科学研究确立了逻辑前提的基础上,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具有扛鼎意义的官僚制理论,理论的诞生对当时的政府行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人们对政治生活更加理性的诉求,信息化、知识化、经济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在应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悖论并面临着许多危机,就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及内涵、理性官僚制的悖论、官僚制的危机等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进行市场化方案的反思,以及文化方案、伦理方案的阐释与论述,力求找到一条更适合当下政府行政的合理化道路与官僚制的救治方案。     

领导风格与“官僚病”治理

"官僚病"是现代社会组织所患的共性病症。从官僚体制的运行机理入手,选择适宜的领导风格来推动组织的运行,有助于消解或弱化官僚病的生成土壤,降低官僚病的发病程度。据此,出于有效治理"官僚病"的考虑,领导风格建设应解决以下基本问题:一是领导风格必须体现组织的基本责任;二是领导风格必须体现组织性质;三是必须伴随社会和组织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领导风格;四是不断进取与创新是市场经济社会领导风格必须具备的基本特质;五是求真务实,勇于践行责任。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部控制

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推进依法行政的关键问题。由行政机关自身对自由裁量权加以控制(即内部控制),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固有优越性,具有显著不同于立法控制、司法控制的机制和逻辑,而目前对内部控制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结合当前各地在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具体实践,运用管理学、公共行政学、政治学等理论,揭示内部控制的动力、方法,分析内部控制的特点和难点,进而从增强动力、加强指导、完善规则、分类施策等方面,提出完善内部控制的进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学视阈中的官僚制研究——解析安东尼·唐斯的官僚经济理论

对理性官僚制理论的解析和反思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界研究和争论的一大热点.在这些争论中,安东尼·唐斯率先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透析官僚体制、官僚组织和官僚行为等问题,开创了官僚经济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唐斯对官僚组织的生命周期、官僚的行为以及官僚组织等理论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形成了官僚经济理论,其主要贡献是更加注重寻找官僚组织和官僚整体的内在行为动机,更加注重对现实的解释,更加注重对官僚的行为和心理的研究.     

虚拟社会中屏幕官僚的行为逻辑与控制

当今世界,虚拟社会在各领域不断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政府、社会和公民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机遇。政府以此为契机不断满足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促进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而这些有赖于在公共行政领域运用互联网技术的公务员——屏幕官僚,他们决定着互联网虚拟社会中公共政策的执行,体现着政府的现代化特点和形象。分析屏幕官僚的行为属性和行为逻辑,提出法律制度的控制、伦理的约束与激励、行政文化的引导和教育培训固化等路径,有助于其更好地在虚拟社会中服务实践国家治理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目标。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与监督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展适应了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为了保证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必须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确立一定的规则.同时,还应从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视野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基于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政治性本质的认识,传统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排斥与否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并主张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实施严格的政治控制.但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本身的偏颇所在决定了这种行政自由裁量权政治控制理论的不切实际性.     

官僚制理论与中国的行政改革

中国政府进行改革的目标与官僚制理论的实质不谋而合 ,官僚制理论的优点对于我们的行政改革有着指导意义 ,但其又具有一些消极方面。我们应该对官僚制理论进行扬弃 ,对其合理的内容 ,应该正确的借鉴、学习 ;而对官僚制理论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要进行改革 ,从而推动中国的行政改革     

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政治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政治性特征,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政治控制提供了基本依据.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政治控制是保证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代表性、回应性与责任性,避免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必然要求.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政治控制途径是多元的,主要有:一般立法控制、预算控制、职位轮换、公民参与和公开化.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

韦伯在总结官僚制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性设计问题.但是,这个具有合理性的官僚制体制所体现出来的却是片面的形式合理性.所以,存在着理论上的悖论,而这一理论上的悖论又必然导致官僚制在公共行政实践上的困境.在20世纪官僚制的实践中,集权与授权、效率与责任、科学与价值的冲突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特别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引致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的诸多问题,以致于政府及其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因此,自70年代以来,行政改革的运动提出了告别官僚制的目标.